在很多人印象中，中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比如黄山、西湖、桂林漓江，就是一片需要被严格“保护”起来的壮丽自然区域。于是，一种“只保护、不建设”、甚至“谈建设色变”的管理思维开始蔓延，试图将这些区域“冻结”起来，变成与世隔绝的“自然孤岛”。

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误解，是对中国风景美学和文化遗产形成逻辑的无知与割裂。

我们必须正本清源：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从其诞生之初，就不是一片单纯的“自然保护区”，而是一类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是历代文人骚客、能工巧匠和劳动人民，与自然山水深度互动、长期“建设”和“赋能”而形成的伟大结晶。

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

白雪石《千峰竞秀万木争春图》

一、历史之维：

风景名胜是“建设”出来的，

而非“圈护”出来的！

回顾历史，中国的名山大川从来不是因其原始荒野状态而闻名，而是源于人类发现其美，并不断为其注入文化灵魂。

· 人文赋能自然：黄山若没有历代开凿的登山古道、点缀其间的亭台和崖壁上的石刻，它将只是一座地质结构奇特的山；西湖若没有苏东坡主持修筑的苏堤、没有白娘子的传说、没有湖心亭和雷峰塔，它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潟湖。它们的价值，是自然基底与文化层叠加融合后的化学反应。

黄山风景名胜区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 “建设”的沉积：每一个盛世，都是风景建设的高峰期。唐代的寺庙、宋代的书院、明清的园林与御碑……这些建设行为如同地层沉积一样，层层叠加，共同构成了风景名胜区丰厚的历史文化层。王维的“辋川别业”、荣氏家族在无锡鼋头渚建设的园林别墅，都是这种“建设性贡献”的典范 ，它们本身已成为风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锡荣氏梅园

因此，中国风景名胜区的保护逻辑，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以“荒野保护”为核心的国家公园模式分道扬镳。它的核心是 “人与自然的对话” ，是 “天人合一”的哲学实践。

二、现实之困：

当“自然保护”的僵化思维扼杀“文化生命”

然而，在当下的管理实践中，我们却看到了令人痛心的错位。

2018年机构改革后，风景名胜区管理职责划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部门为中国的生态保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管理思维源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其核心是 “保护优先，最小干预” ，旨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当这套范式被简单套用在风景名胜区上时，矛盾便爆发了：

1. 管理目标的错位：将“文化景观”误读为“自然保护区”，忽视了其承载的文化传承、审美游憩等核心功能。

2. “只扩不缩”的教条主义：中国首批和二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成立于1982年和1988年，很多风景名胜区的划界缺乏科学依据，面积过大，所有权复杂冲突，需要认真清理。但在边界调整中，生态和林草部门机械强调“保护面积不减少”，拒绝将区内明显冲突的集中建成区、基本农田等调出。

3. “只保不建”的懒政思维：以“保护”之名，禁止一切必要的维护和新建。结 果如何？许多历史建筑和设施因无法及时修缮而颓败，造成了 “保护性破坏” 。同时，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力和工程技术，无法为这些活的文化遗产增添新的、高质量的文化层，导致了文化传承的断代和失语。

这种管理模式，正在窒息风景名胜区作为文化景观的生命力。

三、破局之道：

以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为准则，分类施策

我们必须回归常识，尊重历史规律，用一套更精细、更科学的管理体系来对待这份宝贵的遗产。

首先，是边界调整的科学化。

边界调整不是简单的“扩大”或“缩小”，而是“优化” 。必须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 坚决调出：将集中连片的城镇、村庄、基本农田等与核心景观价值无关、冲突剧烈的区域，果断调出，释放发展空间，减轻管理压力。

· 科学调入：将生态价值高、与核心景区景观相连、能增强完整性的区域调入。

目标是从“模糊的行政范围” 转向 “精准的价值边界”。

其次，是规划建设的精细化与差异化。（这是核心解决方案）

绝不能“一刀切”。应根据不同区域的敏感性和承载力，实行 “分区分类” 管控：

1、生态保育区。生态极度脆弱的核心区域多保护少建设：严禁开发，仅允许必要科研监测设施。如黄山核心峰区、漓江水源地。

2、传统利用区。区内既有村落、农田、茶园维护传统，控制风貌：允许按传统风貌修缮，维持活态文化。如龙井茶园和武夷山茶业种植村落、黄山、庐山、九寨沟民居或别墅。

3、游憩休闲区。靠近大中城市建成区，环境承载力强，名胜游览景观集中，应该允许精品建筑，崇尚设计质量：鼓励进行高质量、传承性的文化建设。以下为重点：

在“游憩休闲区”，我们该如何建设？

这才是“盛世修景”的主战场。这里的“建设”不是搞房地产开发，而是为未来创造新的文化遗产。

1. 靠近大城市的自然山水（如杭州西湖周边）：可适当建设高品质的公共文化设施。如美术馆、博物馆、书院，其设计必须是世界一流的，既能融合传统美学，又能体现时代精神。

苏州博物馆，贝聿铭作品，2006年

2. 农田与山水交错地带（如漓江、遇龙河畔）：可允许极低密度的、小型化的“田园别苑”建设。这并非房地产，而是继承唐代“辋川别业”传统的文化行为。应由政府严格把控，通过国际设计竞赛，邀请顶尖建筑大师创作，将其作为艺术装置级别的文化展示空间（而非私人宅邸）。

松赞南迦巴瓦山居

3. 历史名胜核心区：对原有古建进行“修旧如旧”的维护，并可增建与之风格协调的、提供深度文化体验的配套设施。如品茶室、文化讲堂等。

山庾茶肆，莫干山风景名胜区古民居的修旧增新

所有这些建设，必须经由一个由文化遗产、建筑、规划、艺术领域专家组成的高规格委员会评审，守住的是一条 “文化价值与美学品位” 的生命线。

结语：

伟大时代应为未来留下伟大名胜

一个只有限制、没有创造的时代，是文化上的侏儒时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是经济腾飞、文化繁荣的盛世。盛世的标志，不仅在于我们能守护好过去的遗产，更在于我们有自信、有能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遗产。

让我们摆脱僵化思维的束缚，以历史的眼光、文化的自信和科学的智慧，去管理和建设我们的风景名胜区。让它们不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标本，而是生生不息、不断生长、永远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与审美的活的文化瑰宝。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这，才是我们留给未来的最好礼物。

作者 | 吴必虎 DeepSeek

编辑 | 周晴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