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道”是清代西北茶司茶引的额量单位。围绕“道”的分配及其茶法实施，不仅是清廷治理西北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清廷获取大宗商品茶叶税课的重要保障。它是清廷控制西北茶引发放、茶市销量、茶商领引资质、税课征收等多重层面及其相关关系的重要指标。伴随西北统一，中马完全停止，茶引的道逐渐增加，并在陕甘分治后成为甘肃独有的茶法。按道计征的茶税，经历征收本色、本折兼收及比例不断调整后，进而完全货币化，对西北近代茶贸经济影响至深。

关键词：清代;西北茶司; 茶引; 额量单位; 道

茶叶是近代中国治疆与边疆贸易的核心大宗物资。清代西北茶引中，“道”与茶的关系，并不是指现今意义上的品茶礼仪或文化层面的“茶道”，也不是与申遗相关的“万里茶道”，而是清廷为分配茶引而设置的行政额量单位。

一、初始茶引的“道”与边疆额量扩充

清代以“道”为单位的茶引额量，深刻地承袭自明制。明洪武初年即制定以道为单位的茶课制度，规定每茶引1道，照茶100斤。翻检清代档案及官书可知，自清初以来，西北茶市茶叶行销仍以“引”的形式发放，且多用“道”为单位，至乾隆时普遍以此计数。

• 顺治年间，陕甘尚未分省，以道为单位的甘肃茶引额量相对较少，有时不足300道。但伴随西北战事军需马匹增加以及清廷对税收的重视，茶引额量开始快速增加。

•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廷题准自陕西析出茶引归甘肃，共额定易马茶引20,796道，发西宁、庄浪、洮州、河州四司，通番中马。这从制度上法定了甘肃茶引的基数，也是甘肃茶务自陕西独立出来的重要节点。

• 康熙末年：至康熙五十七年，以西宁为通番大路增引2,000道；四年后又因界连口外总增引4,000道。统而计之，康熙末时西北茶马司约有茶引26,796道。

• 乾嘉时期：随着茶马贸易完全停止，清廷对甘肃茶引额量的增扩趋势愈加明显。乾隆十八年固定27,164道，二十五年调整为27,296道。此后通过三次改拨与扩引（如将榆林滞销引改拨甘州司等），至嘉庆末年，甘肃茶引总额达到了28,196道。

• 道咸至清末：道光朝至咸丰四年，甘省每年额引稳定在28,996道。同治年间，虽然左宗棠改茶引制为茶票制，但仍以“道”作为额量单位，光绪三十三年第十一案发票时，合旧额新加共计达92,750道。

二、“道”的阄定分配与茶法管理变革

清廷对引商所能够分配到的以“道”为单位的茶引额量，设置有严密的分配机制。这一机制在乾隆年间发生了由随机抓阄分配向评估引商资质的近代化转变。

1.乾隆十八年之前的“抓阄法”

最初，户部颁发额定茶引到西北各司，由各管衙门传集茶商，通过“阄定”的办法来分配行销引地。立法之初原为恤商力、“以示至公”。然而由于各茶司引地肥瘠不一，有的司易销，有的司滞纳，导致引商“今年阄在西司，明年又阄在洮司”，一旦出现拖欠税课，多司辗转行提悬宕，反而给奸商提供了规避规费、支吾延期的端倪。

2.鄂乐舜变法与官民“干结”

乾隆十八年（1753），甘肃巡抚鄂乐舜重整茶务，奏请废除旧有的“阄定”法。其核心举措包括：一是固定茶商于相应茶司，按各司行茶多寡预定销引数目；二是引入资质评估，以商民本金多寡与财力高低确定领引资质。募充引商必须取得原籍地方官出具的“实际身价殷实印结”（互保干结），从而使税课拖欠有根可循。

3.茶商定籍制的兴废

嘉庆九年（1804）起，甘肃出台茶商定籍制度，通过结合地方掌控引商籍贯、出具甘结及总商捆绑等措施，实现了茶引额度与发放量的匹配。然而，为应对咸同年间茶叶产地受损、商路受阻的困境，护理陕甘总督恩麟等人采取缓征茶课、销售积茶、拨茶折饷等措施，并提出“以票代引、减免厘税”等改革设想，为清廷批准左宗棠推行“引改票”制奠定了基础。茶票制取消了总商与引商的籍贯限制，原有的茶商定籍章程被废除。

三、围绕“道”的课税调控与完全货币化

如甘肃地方官所言：“甘省土瘠民贫，正附有限……唯茶课一项为数颇多，尚可凑补充公。”针对茶引额量“道”所征收的税课，是清廷在西北财政与充实兵饷的重要支柱。清例甘肃茶法，每引114斤，其中50斤为税课性质的“官茶”。围绕着这50斤官茶的征收形式，清廷展开了长达百年的本折（实物与货币）调控。

从上表可见，自乾隆中叶至咸丰朝，茶课折色（征银）比例不断扩大。至咸丰六年，清廷正式下谕“嗣后每年应交一成本色官茶，即饬全数改折交银，以裕饷需”，标志着西北茶引税课完全实现了货币化。这一转变在缓解官茶积滞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清廷利用农耕资源调控西部牧区经济的灵活性。

四、结语

步入近代后，由于社会动荡、引商赴江南产茶区采茶商路受阻，加之晋商（北商）夹带私茶进入新疆、低价影射，导致官茶出现大面积积滞，引商成批歇业。面对“商乏引滞”的困局，同治十二年（1873），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式推行茶务改革，废除传统的茶引制，改为“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的茶票制。

在这场近代化的体制变革中，虽然传统的总商和引商商籍被取消，但“道”作为明清两代承袭的西北茶引核心额量指标，依然作为茶票的底本单位被牢牢沿用，并一直投射到民国后期的茶商贸易管理中。围绕“道”所建立的额量、分配与课税网络，不仅深刻地构建了清代陕甘两省与新疆区域的大宗商品纽带，更展示了中国传统边疆治理中高超的经济经略智慧。

（本文为精简版；全文请参阅原文）

注释：文中原始档案多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及户科题本。

作者简介：赵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40卷）。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朝西北边疆经略史”(20&ZD23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