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亚·巴尔塔

莉迪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孩子，而且她确实如此”，这不仅体现在她倔强独立的性格和聪慧的头脑上，也体现在她颇为离奇的家庭背景中。她的法国父亲古斯塔夫·巴尔塔（Gustave Balta）集使徒、自学者、技术员、海员、设计师和作家于一身。他带着妻儿在一艘21米长的游艇上流浪多年，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宣讲他对即将到来的《启示录》灾难的完整解读。有关这一切都可以在他的著作《因为天空是暗红色的》（Car le ciel est d'un rouge sombre）中读到。

莉迪亚虽然身材娇小，却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力。在前往直布罗陀的航程中，她展现出了非凡的船员素质。她似乎是在直布罗陀下船的——《不惜一切代价》（At Any Cost）一书对此并未提及——而西蒙娜却突然再次现身，欣然答应协助将“阿尔忒弥斯”号驶往法国南部的格里莫港（Port Grimaud）。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这座古老的小镇旁兴起了一座“仿古渔村”， 游艇船主可以花费高额费用，将船只停泊在与自家港湾住宅相连的泊位上。在这个被称作“普罗旺斯的威尼斯”的地方，“阿尔忒弥斯”号暂时停泊在朋友的码头。当那项工作完成后，西蒙娜再次被“打发走了”。彼得·唐瓦尔德火速赶往巴黎，莉迪亚正在那里等他。这两个“小情侣”挤在一间极小的佣人房（chambre de bonne）里度过了整个冬天；莉迪亚在一家办公室上班，而唐瓦尔德则打算把自己培养成一名职业摄影师。毫不意外的是，到了春天，这对情侣再次返回法国南岸，为“阿尔忒弥斯”号配置装备，准备开始新的冒险。当时目的地尚未确定，但在1975年秋，唐瓦尔德成功获得了一项委托，前往斯里兰卡协助监督数艘游艇的建造。

驶向印度洋

1976年1月7日，当他们启程驶向苏伊士运河时，最终目的地已不再是斯里兰卡，而是台湾岛。在地中海典型的冬季狂风巨浪中，他们遭遇了一场猛烈的风暴。应莉迪亚的要求，彼得借此机会再次读了《圣经》中关于保罗船难的故事。通过苏伊士运河时，照例又因为给埃及领航员的“小费”（baksheesh）金额而产生了一番争吵。但在强悍的莉迪亚面前，领航员败下阵来，骂骂咧咧地空着手下了船。周五早上启航时——彼得对此颇有顾虑，而莉迪亚却不相信所谓的“魔鬼迷信””——两人由此聊起了航海经验与迷信。彼得详细解释了其中的门道：例如，他绝不会在航海日志上写“今日出发”（ leaving today），而要写“继续航程”（ continuing voyage）；此外，“驶向某地”（sailing towards）也是禁忌，必须写成“朝某地方向航行”（sailing in the direction of），诸如此类。

“我们从苏伊士出发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着？” 几年后，在苏禄海（Sulu Sea）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海盗袭击后，唐瓦尔德如此这样自问道。而那次事件，同样发生在1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点。(!)

在红海的一段快速顺风航行后，仅用十天时间，“阿尔忒弥斯” 号便抵达了荒凉而不友善的吉布提。事实证明，彼得和莉迪亚一路上运气极佳，因为他们在港口遇到了一位忧心如焚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艇“世界之恐号”（El Terror del Mundo，真可谓名副其实）遭到了埃塞俄比亚海军巡逻艇的蓄意撞击。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船首斜桅折断，船身两侧严重受损。“（破洞大到）你可以直接看穿船体。”唐瓦尔德写道。相比之下，他自己在途中遭遇的唯一损坏，仅限于主帆斜桁的一个桁爪断裂。这其实是他自己的过失：他忘了拉紧斜桁上的索具。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促使他再次强调自己为何远远偏爱斜桁帆装而非百慕大式（“塔式”）帆装：斜桁帆装在海上发生的损坏通常都容易修复，而且较短的桅杆和船体所承受的受力分布也更加均衡。此外，斜桁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轻松降下。

在余生中，唐瓦尔德一直致力于钻研和改装他船上的帆装。从斜桅帆到斜桁帆，从偏尾双桅船（yawl）到纵帆船（schooner），最后又改为单桅纵帆船（cutter）。这是一个不断的尝试过程，直到他像在“多萝西娅”号上一样，最终采用了自航舵装置。他还不断地对中插板（centerboard）进行实验。从最初可升降、可旋转的插板，最终被一块造型更合理的直插式插板所取代。然而这块插板重得惊人，以至于他到了六十岁时已无法再独力操作。或许正是这一点，导致他在严重偏离航线并向下风处漂移的情况下，搁浅在博内尔岛（Bonaire）附近的礁石上？

诞生在海上

当“阿尔忒弥斯”号抵达科伦坡港时，莉迪亚已临近分娩，但当地医院的环境脏乱不堪，她坚决拒绝入院，宁愿继续航行前往新加坡生产。由于当时正值季风期，这段航程本应在十天内完成。然而他们很快就领教到了其中的艰险，因为航行到一半时，“阿尔忒弥斯”号进入了一个风向不断变化的海域。莉迪亚开始阵痛，在经历了整整两天剧烈的痛苦后——谢天谢地，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小宝宝托马斯出生了。彼得·唐瓦尔德用一块帆布和一些胶水，设法将因生产而略有撕裂的莉迪亚“粘合”好。他最初竟然想用一根生锈的缝帆针来缝合，莉迪亚当然没有同意。海上分娩导致他们在随后的几个港口遇到了严重的行政混乱，这些问题直到六年后才终于完全解决。离开新加坡后，为了避开繁忙的大型商船航道，他们选择穿过南中国海那片礁石密布的巴拉望航道（Palawan Passage）。在那里，他们确实遇到了一些中国渔民的舢板式帆船——结构粗犷，看上去维护欠佳，但“快得像女巫一样”。 除了每年的头几个月外，南中国海海域台风频发。航行的诀窍在于，如果无法完全避开，至少要待在风暴中心之外，而他们奇迹般地做到了。在香港停留期间，游艇俱乐部的管理层对“阿尔忒弥斯”号的船员们关怀备至，随后他们横渡海域，抵达了台湾岛南部的港口城市高雄。

莉迪亚和托马斯

彼得带着莉迪亚和托马斯

在彼得·唐瓦尔德监督建造三艘玻璃钢帆船的两年间，“阿尔忒弥斯”号一直停在岸上。莉迪亚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熟练掌握了中文，作为翻译，她替丈夫避免了工作现场的诸多冲突。彼得估算，这段台湾岛的经历为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可以再过上几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他们于1978年4月10日启程。此前，在高雄遭遇“赛洛玛”台风（风力 16 级！）时，一根桅杆被掀飞的屋顶砸坏，唐瓦尔德趁机将“阿尔忒弥斯”号改装成了纵帆双桅船。他希望能在菲律宾找到所需的那根长桅木。当他们在临时帆装的支撑下，看着海水渐渐由褐色变为清澈的蔚蓝色，台湾的雾霾也让位于晴朗的天空时，“他们仿佛驶回了自由，离开了那个没有任何外国人能产生归属感的地方”，如释重负的彼得·唐瓦尔德如此写道。

袭击

除了少数几个地方外，菲律宾令人大失所望。虽然北部岛屿的居民还算友好，但在南部伊洛伊洛（Iloilo）和棉兰老岛（Mindanao），气氛则变得公然敌对。莉迪亚在市场上被人持刀威胁，钱财和买的菜被抢劫一空，而一旁围观者则幸灾乐祸地看着；而在另一座小镇，岸上的居民对“阿尔忒弥斯”号的船员发出丛林般的怪叫，嘲笑他们是长毛的白猴子。即便如此，住在宿务港附近的一对华人夫妇却邀请他们将船停泊在自家房后的一处小海湾里。在那里，这个家庭得以休整，并终于安装好了纵帆双桅船所需的桅杆。

1979年2月14日，“阿尔忒弥斯”号离开宿务港，下一个目的地是婆罗洲海岸的文莱苏丹国。事实上，唐瓦尔德本想再次驶回香港，但在一位朋友的劝告下放弃了这个计划。由于风向有利，向南航行显然更为合理。正如前文所述，在1979年2月20日的周五早晨，厄运降临了。几乎毫无征兆地，一艘船突然出现，船上有十二名疯狂挥舞着手臂的男子。在随后的暴力登船过程中，手里拿着步枪的莉迪亚被开枪击落水中。当时正掌舵的唐瓦尔德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却无能为力，三岁的托马斯死死抱住他的大腿。 “一定是那个金发小男孩死死抱着我的情景，让海盗们动了恻隐之心，没有朝我开枪。我当时是手无寸铁的。” 他后来向文莱警方陈述道。抵达文莱后，他受到了无休止的审讯。因丧妻之痛而心碎欲绝的唐瓦尔德，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恍恍惚惚地驶向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在马六甲停留

在那座风景如画的城市逗留期间，彼得·唐瓦尔德把年幼的儿子送到由救世军开办的一所托儿所，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位身穿制服、神情严肃的年轻华裔女子。他当时整个人完全崩溃了，几乎无法理解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有一天，他在岸上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典型而优雅的英国腔调”——那正是爱德华·奥尔卡德！“如你所见，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奥尔卡德说道，“抱歉现在才到，我是在几天前抵达塞舌尔时才听说你遭遇的那场灾难。我们的船暂时由克莱尔照看。我自己则立刻乘飞机赶来想帮你一把。我猜你一定非常孤独。”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奥尔卡德不断劝导他的朋友不要就此消沉，而应该继续航行前往欧洲，为这艘船寻找买主，并和托马斯一起开启新生活。唐瓦尔德逐渐意识到，他的生活方式确实必须改变了：“五十四岁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已不再年轻，但也谈不上衰老；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也许还能看着我的孩子长大。我应该好好安排，重新愉快地生活。”

由于最适合的出发时间在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之间，彼得·唐瓦尔德开始紧锣密鼓地为返航的长途航行整备船只。12月初，他前往托儿所接回托马斯，并感谢校长对他儿子的悉心照顾。“她像往常一样，身穿一尘不染的救世军制服，坐在一张气派的办公桌后面。那里没有给访客准备的椅子，她也没有请我坐下，而是让我颇为尴尬地站在她面前，用那双杏仁形的眼睛审视着我。” “她出人意料地说道：‘如果您带着三岁半的儿子独自驾船返回西方，那是一个错误。如果带上一位女性同行，对你们俩来说会更好。您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当唐瓦尔德解释说他当然愿意，但并不认识任何愿意同行的人时，她平静地回答道：“您错了。您至少认识一位愿意和您一起航行的女性——那就是我！我唯一的请求，是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好让我告别这里，并委任一位新校长。”

勇敢的安

对32岁的安·何秀秋（Ann Ho Sau Chew）来说，这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场巨大冒险。她不仅失去了工作，还面临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因为她要跟随一个“洋鬼子”远走高飞。她自己也偶尔会对彼得·唐瓦尔德说：“我实在想不明白，你既不年轻，也谈不上英俊，甚至还不富有。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爱你呢？”

大图是安，小图是安背着卡门

就这样，在1980年初，彼得、安和小托马斯一起踏上了旅程。在斯里兰卡，有三个学生找上门来想搭船航行，但到了吉布提，他们就被打发走了，因为他们根本帮不上忙。穿越红海的航程异常艰难：“我们不得不顶着强劲的北风不断抢风航行。岸上所见尽是沙地、铁丝网和士兵——这绝不是我心目中的天堂……真搞不懂埃及人为什么要（为边境问题）小题大做。依我看，那些沙子、铁丝网、骆驼和生锈的吉普车，他们完全可以自己留着。”

在与埃及当局发生了不少摩擦后——巡逻艇和警用船粗暴地靠近并撞坏了船尾的木质护栏——彼得、安和托马斯终于通过了苏伊士运河。1980年9月，他们在船帆被狂风撕成碎布条的情况下，停靠在了紧邻土耳其海岸的希腊小岛卡斯特洛里佐（Kastellorizo）的小港湾。在那里，在当地渔民的注视下，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缝制了一整套新帆。显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港口里无法安全度过冬季风暴，于是他们决定驶往突尼斯的杰尔巴岛（Djerba），在那里过冬。这是一个不幸的选择，因为在11月11日那天夜里，他们在港口遭到三名武装阿拉伯人的袭击。那些人抢走了他们所有的钱财和珠宝之后，还企图强奸安。安拼命尖叫、啃咬、抓挠，最终设法阻止了暴行，而彼得和托马斯当时被绑在一旁，被迫目睹了这一切。这些暴徒后来被抓获并移送法庭，但法官却明确暗示彼得和安，他们最好尽快离开。因为法官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因此，在1981年3月21日，他们起航前往欧洲，暂定的最终目的地是伊维萨岛（Ibiza）。冬季风暴尚未结束，他们对此深有体会：航行途中，“阿尔忒弥斯”号不得不被迫“横风停航”长达三十小时。几天后，他们抵达了撒丁岛的卡利亚里港（Cagliari），彼得在那里偶遇了一位意大利老帆友。在这位詹巴蒂斯塔（Giambattista）和其他伙伴的帮助下，他终于能够修复“阿尔忒弥斯”号船尾的损伤（即之前被埃及巡逻艇撞坏的部分），并终于能和安平心静气地商讨“接下来该怎么办”。

美好的打算

“我会娶她，把船卖掉，并且一旦找到合适的地方就定居下来。我希望能给她一个新家、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一个新的国家。意大利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我们觉得去美国更合适，因为我拥有美国国籍。但考虑到我在那里已经没有房子，也没有亲戚了，我们决定先去挪威试试看。毕竟我在那里有很多亲人，而且路程也不算太远。”

1981年夏天，他们经由葡萄牙航行至英格兰南海岸的法尔茅斯，并在赫尔福德河抛锚停泊。1982年3月，彼得、安和小托马斯乘坐一辆借来的汽车前往奥斯陆，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巨大的失望。那里寒冷刺骨，彼得的家人显然并不欢迎他们。5月15日彼得和安举行婚礼时，小教堂里只有两个好奇的侄子到场。这使安不得不提醒彼得，他现在已经58岁了，而在挪威生活的时间总共才14年。“即使我很容易晕船，也宁愿跟你一起出海航行，也不愿看到你在这里过得不幸福。我们快回到船上去，向南方航行，去一个太阳能高高升起在地平线之上的地方吧。”

“是的，”唐瓦尔德写道，“我曾努力试着表现得像个理智的成年人，但这违背了我的天性……安，我那富有同理心的妻子，帮助我保留了这种漂泊的生活方式，而不必为此感到内疚。”

尽管如此，唐瓦尔德还是抱着美好的打算。他依然认为自己可以在卡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宁静的生活，从事帆船的设计和建造。但和挪威一样，法属圭亚那也已不复当年。当地的接待同样算不上友好，而安又是第一个向彼得指出这一点的人。为什么不去美国呢？

失控的横帆

抵达维尔京群岛后，当局告知唐瓦尔德一家：彼得和托马斯可以入境，但作为安是马来西亚国籍，只能入境停留二十天，之后必须离境。她试图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申请签证，但也遭到拒绝。这段波折的结局是：1983年夏天，“阿尔忒弥斯”号再次调转船头，驶回欧洲。此时安已经怀孕，在寻找合适分娩地点的过程中，他们最终停泊在法鲁港。10月14日，他们的女儿卡门在这座葡萄牙港口城市的医院里出生。

1984年春天，唐瓦尔德一家——丈夫、妻子、儿子和襁褓中的女儿——沿着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逆流而上，驶向塞维利亚，“尽管所有人都警告说，没有辅助发动机这是不可能的”。 在度过了几周愉快的时光后，他们于九月底再次顺流而下，并在一次快速横渡后，于12月2日抵达特内里费岛（Tenerife）。在那里，“阿尔忒弥斯”号被安排停泊在一条挪威式纵帆双桅船旁边，那条船的主人是彼得·唐瓦尔德的一位老帆友。当这位朋友看到唐瓦尔德正用一根电线杆制作新的横桁时，不禁评论道：“伙计，别费那劲了。把那根杆子做成一根横桁吧，像我一样，在信风带挂起横帆。那样你连主帆都不需要了。安全得多！” 唐瓦尔德事后写道：“我很快就会深深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1985年1月26日，他们前往加勒比海的航程已接近四周，距离格林纳达只剩下几百海里。这时，彼得在甲板下感觉到船只出现了几次异常的侧滑。走上甲板后，他看到安把晾衣绳笨拙地固定在一个位置，结果使自舵装置失去了平衡。就在他想提醒她注意预防“意外顺风换舷” 的瞬间，横桁猛地甩了过来，将安击落海中。数小时后，他们只看到她手中拿着的小桶倒扣着漂浮在海面上，却再也没有安的踪影。

“1月29日，我在格林纳达的圣乔治港抛锚，只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托马斯还不到八岁，卡门才刚刚一岁多一点，”彼得·唐瓦尔德写道，“我感到绝望而孤独。”

安落水失踪后，彼得、托马斯和卡门在船上的合影

弗洛伦丝（Florence）

几个月后，彼得·唐瓦尔德带着孩子们驶入北卡罗来纳州的小海港博福特（Beaufort），打算在那里卖掉“阿尔忒弥斯”号，并在岸上买一栋房子。但事后看来，他觉得还是经由“内陆水道”（Intracoastal Waterway）前往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寻找买家更为合适。航行一周后，他们抵达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停靠在比利时人默滕斯（Mertens）一家的游艇旁。当时游艇上只有默滕斯父女二人，他们自然对唐瓦尔德如何在没有发动机的情况下通过运河桥梁感到惊讶。十八岁的弗洛伦丝显然被唐瓦尔德的航海技术深深折服，并提议帮他照看一段时间孩子，好让他腾出精力规划未来。默滕斯先生当时正等候着一位女友的随时到来，因此并不反对女儿暂时跟随唐瓦尔德航行一段时间。正是这一点，他严重低估了这位“老维京人”：“接下来的几天里，弗洛伦丝不仅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还是一名出色的厨师，以及孩子们的优秀保姆。……很快，我便不再想卖掉我的船，我们决定一起驶向西印度群岛。”

经过一段艰难的航程，他们于9月21日抵达波多黎各，四天后彼得便与弗洛伦丝举行了婚礼。他们一点也没浪费时间，1986年10月11日，弗洛伦丝在“阿尔忒弥斯”号上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取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以纪念他们相遇的地方。剪断脐带的光荣任务则交给了小托马斯。“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我们的生育观，”唐瓦尔德写道，“托马斯问我，‘爸爸，为什么我告诉老师小妹妹出生过程的时候，她表现得那么惊讶？’”弗洛伦丝在彼得·唐瓦尔德的船上呆了三年，直到她再也无法忍受与这个强迫症老头一起生活。于是她决定带着小女儿回加拿大与父母团聚，并向彼得提出分手，导致彼得在不久后又一次心脏病发作。

前排从左到右：托马斯、卡门和弗吉尼亚；后排：彼得和弗洛伦丝

执迷不悔？

身心逐渐衰退的彼得·唐瓦尔德在加勒比海域的港口间航行时，开始撰写自传，仿佛在书写他的人生遗嘱。渐渐地，大家都意识到他在船上的行为是多么独裁专断。酒精和烟草是禁忌，甚至连在“阿尔忒弥斯”号上演奏或播放音乐也不允许。当彼得·唐瓦尔德看到托马斯画的是怪物而不是人时，他便不再允许儿子跟随附近的艺术家埃尔姆·范·佩尔特（Elm van Pelt）上绘画课。在航行期间，卡门（就像托马斯之前一样）依然被锁在前舱，名义上是为了防止她坠入海中。

在日益破旧的船上，带着一个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和一个讨人喜欢的半华裔女儿，彼得·唐瓦尔德在“蓝水航海圈”中引发了复杂的情感，既有欣赏，也有同情、厌恶和谴责。在波多黎各，甚至有忧心忡忡的社工上“阿尔忒弥斯”号检查，并与孩子们面谈。旁观者的评价也毫不留情：“他就像一匹试图从燃烧的马厩里逃出来的马” “他是一个极简主义者。对自己很严格，对孩子们也要求极高” “彼得是个维京人，即便你不喜欢他，你也必须尊重他” “坦率地说，彼得·唐瓦尔德就是个纳粹”，等等，不一而足。（详见查尔斯·J·多恩[Charles J. Doane]：《坠岸之子》[The Boy Who Fell to Shore]，pp130-131）

大家都能察觉到，托马斯越来越喜欢独自待在一艘小帆船上，那是他靠打零工攒下的200美元买来的。他给这艘简单的小船取名为“斯巴达人”号（Spartan）。这艘船竟然是由大名鼎鼎的霍华德·I·查佩尔（Howard I. Chapelle）设计的，实际上是美国版的弗里斯兰平底帆船（zeilschouw）。总之，这个孩子越来越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因此，当彼得·唐瓦尔德在自传的最后一章谈及在船上抚养孩子的艰辛，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承认自己或许确实做得不够好。如今，他孤身一人，七任妻子没有一个相伴身旁。

查佩尔的船舶设计图

这只“老狐狸”依然本性难移，这从1990年他在库拉索岛（Curaçao）的西班牙水域与比利时航海家让·海尔布鲁克（Jean Heylbroeck）的会面中可见一斑：“彼得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但他又在寻找新的人生伴侣。在我的航海日志中，他写道：‘……狼先生逃走了，仍在奔跑。（…et Maître Loup s’enfuit et court encore）’ 这句话引自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一首诗。在诗中，狼宁愿选择在自由中忍饥挨饿，也不愿过那种戴着锁链、衣食无忧的看门狗生活。”（让·海尔布鲁克[Jean Heylbroeck]，《地球是圆的》[De wereld is rond]，荷兰迪亚出版社，哈勒姆，2000年，p48）

托马斯、彼得和卡门在最后一次出航前的照片

正如往年一样，1991年彼得·唐瓦尔德再次从波多黎各启航前往下风群岛（Leeward Islands），准备在那里度过飓风季节。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博内尔岛。由于托马斯不想丢下他那艘平底帆船，彼得和卡门便驾驶着“阿尔忒弥斯”号航行，用一根100米长的缆绳拖着 “斯巴达人”号随行。托马斯必须留在自己的小船上，把进入船中的水舀出去。正是这个举动，最终救了他的命。

由于不明原因，在7月21日至22日的深夜，“阿尔忒弥斯”号在距离博内尔岛约20海里的暗礁上搁浅。彼得和卡门在巨浪中不幸丧生。托马斯目睹了父亲和妹妹溺水身亡，他设法靠着一块冲浪板保住了性命，并于次日早晨登岸。

《不惜一切代价》（At Any Cost）一书的编辑兼出版人南希·斯科特（Nancy Scott）在“出版人备注”中提到，彼得·唐瓦尔德极有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再次发作或其他变故，才导致了导航错误：“彼得将这个秘密带走了，”她写道，“但我确信，即便他深知自己终将死于大海，他也不会做出其他的选择。” 然而，她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时被锁在前舱里不断尖叫的卡门，成了这场悲剧最无辜的牺牲品。

彼得·唐瓦尔德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