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快到了,看着商场里那些形色各异的月饼,虽说比起几十年前的要好上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在我的记忆中,眼前的月饼是无法和我那年吃过的月饼相比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只有十来岁,最喜欢掐指数算着过节了,因为能有美味可享。离中秋节还有3天,父母亲就张罗开了。一大早,父亲出去走了一趟,回来跟母亲说,炉子定下了,到晌午就能接了。一听这话,我知道又要打月饼了,嘴里咽着口水,心里高兴着哩。此时,母亲开始忙活了,和面、烙馅、量胡油、称糖,一边做一边跟父亲商量,该加多少糖,该称多少油。一旁抽烟的父亲说今年比较宽松,就两油两糖(一斤面配2两油和2两糖)吧。母亲听了心里不悦,因为多少年了就没有这样奢侈过。节日好过,日子难过,何况那个年代,紧巴巴的日子是母亲从指缝里抠出来的,但母亲拗不过父亲还是依了。
父亲在院子里准备架炉,我则当小工,高兴地搬砖、运泥。炉子架好后,父亲打好一个三脚架撑在炉灶上方。他抬头看看太阳,估摸时间差不多了,拿起扁担就走。一会儿,父亲挑着两个铁片子回来了。原来打月饼的工具这么简单啊!看那两个圆形铁片子黑乎乎的,下片像平底锅,放在简易炉灶上,上片的边缘均匀地焊着三个铁环,系着三根二尺长的铁链,连着一根木杆,木杆上的铁钩钩在早已备好的三脚架上,形成一个杠杆。父亲一只手摁在铁板上,一只手用力压木杆,这是在测试这个杠杆有没有问题。
母亲在屋子里托月饼,“砰砰——啪、砰砰——啪”的声音不时传到院里。我端着盘子把母亲托好的月饼一一传到父亲的炉子里。简易灶膛火旺,父亲时不时压起杠杆,小心翼翼移开小旺火,观察里面的月饼,颜色如何,生熟几分。十几分钟后,父亲铲出一个月饼,黄哩哩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一旁的我早已垂涎三尺,伸手就抢走了。月饼太烫,两只小手不能承受刚出炉的高温,就把月饼放在嘴边吹了又吹,时不时用舌尖去舔一下,用指头去抠一下。等到温度降下来,那个月饼已是体无完肤了。一炉、两炉、三炉……香喷喷的月饼味溢满院子。中秋节晚上,一家人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
虽说月饼从用料和做工上都比不上现在的精致,但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因为那是在艰难岁月里,父母亲给我们烘烤出的一种幸福、温暖和快乐。
(吉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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