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喧嚣的徐家汇商圈深处,一座静谧内敛的“口袋”公园悄然迎来她的百年华诞。从1925年8月法租界公董局动工兴建到2025年的今天,这座占地1万余平方米的小园历经了动荡与变革,见证了上海的百年沧桑。
1922年,法租界开辟了贝当路(今衡山路)。初建时,两侧仍是菜田、荒地与小河,仅在今高安路口以西有一所美国学校,新植的梧桐尚未成荫。正是在这片低洼的旧河道址上,1925年8月,法租界公董局开始兴建公园。公园于1926年5月形成花园格局,一度成为外籍人士的社交场所。1927年4月公董局将其改作“贝当路蔬菜园”,种植蔬菜以供军需。1932年后,该园逐步恢复成公共园地,一度称为“伊登公园(Parc Eden)”。1935年3月4日公董局决定大幅度整修公园,并更名为贝当公园。经过一年改造,1936年3月1日,公园重新开放。
20世纪40年代的衡山公园平面图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那位采访过红军、写下《红色中国报道》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曾记录下贝当公园的身影。或许因为住在离公园不远的建安公寓,福尔曼还留下了女儿游园的珍贵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公园对面就是新建不久的毕卡第公寓(现衡山宾馆)。
随着上海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原本不对华人开放的租界公园逐渐向华人敞开大门。园内不再只有外国人的身影。尽管公园面积不大,但游客数量一直位居法租界小公园之首。据《上海近代园林史论》及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报记录,公园实行购票入园制。1936年入园人数为22179人次,到1941年达87765人次。
《哈里森·福尔曼的中国摄影集》中的衡山公园
1943年,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路名改造,贝当路改称衡山路,贝当公园也更名为衡山公园。抗战胜利,全市公园划分为三个等级。衡山公园被列为二等公园,由就近的一等公园复兴公园代为管理。等级不高,在市民心中却独具韵致:“介乎衡山路、宛平路之间,环境清幽,别饶风味。园中碧草如茵,秋花似锦,茅亭翼然,石像峥然,诚游客之乐园!”
新中国成立后,公园真正回归了人民。1951年香港《大公报》这样记述了这一历史性变化:“在上海,曾经被外国人专擅享受的许多公园,现在都成了劳动人民的憩息和娱乐的场所。”特别提及衡山公园不再收取门票。此时上海公园终于不再有等级之分和国籍限制,工人、学生、市民们可以自由地在这片绿地上漫步休憩。
1960年代,衡山公园迎来了它历史上最神秘的一页。园内地层深处响起隆隆的机器声,一个代号为“60工程”的秘密项目正在进行——这里在尝试建造上海第一个地铁站。由于四周筑起高墙,地面上的行人根本不知道脚下正在进行着这样一项划时代的工程。直到1965年上海隧道工程设计院挂牌成立,地铁建设才由“地下工作”转为公开。
1991年11月,衡山公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居民”——沈钧儒先生的青铜塑像在园中大草坪旁落成。法学家沈钧儒先生字秉甫,号衡山,与衡山路、衡山公园同名,于此立像可谓名实相契。铜像基座上的沈钧儒先生五字是周恩来总理的手迹。
如今的衡山公园静隐于衡复风貌区的绿荫深处,这片昔日的低洼河道经历了菜畦、租界花园、人民公园的历史嬗变。园中三株百年古樟默默伫立,它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从河涂沼泽到菜圃田园,从租界专园到人民乐土,百年光阴荏苒,世纪变迁凝聚于此。
原标题:《晨读 | 徐凡:衡山公园百年记》
栏目编辑:郭影 文字编辑:史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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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徐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