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今，陶澍的茶诗仍在山谷回响，左宗棠“茶马治边”的故事还在流传，谭嗣同为湘茶现代化埋下的火种已然“燎原”，诉说往昔，那些与湘茶有关的故事和精神，正逐渐被唤醒，等待续写新的篇章。

万里茶道。 资料图

7月的安化，资水潺潺，茶山叠翠。中国黑茶博物馆前，一场名为“片叶度关山”的万里茶路人文采风活动在此启幕。

何为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始于17世纪，中国茶叶途经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8个省自治区，经蒙古输出俄罗斯，总长1.3万多公里。它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国际商道。

作为红茶、黑茶主产地之一，湖南与万里茶道渊源深厚。据考证，万里茶道湖南段，起于资水的苏溪关，沿安化、桃江、益阳老城、湘阴、岳阳老城，出城陵矶至长江以及黄盖湖附近，长约420公里。

尤其是清朝后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入，欧洲工业品侵入中国市场，中国茶叶大量出口，万里茶道是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途径之一，湘茶进入发展高峰期。

这一时期，以陶澍、左宗棠、谭嗣同为代表的湖湘名士，为湘茶的发展贡献力量。

陶澍：安化茶山中走出的一代名臣

茶路遥遥，路途迢迢。如今，当采风队伍重走在鹞子尖古道上，仿佛还能听见历史深处的马蹄声。

这条盘山而上的古道修建于乾隆年间，位于安化县江南镇黄花溪村与洞市老街之间，全长30公里，是安化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茶道，也是万里茶道（湖南段）申遗的重要起点。

茶道上现存的石板路、茶亭、碑刻等，见证了茶道贸易在古梅山地区发展的历史痕迹。诗碑上还刻有清代名臣陶澍的诗句：“晨穿苦雾深，晚焙新火烈”“谁知盘中茶，多有户上血”。

安化是全国著名的茶乡，陶澍出生在安化产黑茶的名镇小淹。他曾在记述茶马古道时说：“小淹地当要冲，有市集，行旅往来与夫牵缆而上者赓续不绝，实为必问之途。自城墙崖上距淹市，计路四里有奇，险者夷，阻者通，其泥洼低陷之处，则甃之以石，俾坚固而平，所谓道如砥，直如矢者，洵足以当之。”而捐资修缮古道的人正是陶澍的伯父羡周公。

“茶马古道、资江上洋溢着传统礼乐精神，呈现了儒商的仁与义。”船山学社副社长、湖湘文化研究学者黄守愚介绍，安化古道上不少建筑是民间捐建的，尤其是不少女性也参与了慈善事业。

陶澍年少时家境贫寒，他一边务农，一边跟随教馆为业的父亲读书，“牧于斯，樵于斯，且耕且读”。

由于天资聪颖又勤学苦读，陶澍很快在安化小有名气。嘉庆五年（1800），陶澍中举，后又顺利考中进士，进入官场。

陶澍出仕后，曾先后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部使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是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学者。作为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分水岭上的关键人物，陶澍在漕运、盐政、货币三大领域率先突破传统治理框架。他知人善任，曾影响并举荐了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名臣。

陶澍爱茶，也非常关心家乡的茶叶发展。毎次回乡，他都不忘游览茶园，考察茶场，造访茶农，品味乡茶，并应邀为家乡的茶场、茶亭题联题诗，为小淹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茶文化遗产。

陶澍一生在很多地方做过官，安化黑茶也伴随他的脚步香飘大江南北。官场免不了应酬，陶澍的应酬之法十分简便与文雅，即品茶与赠茶。从《董琴南编俢以事未与品茶之会，翼日诗先成，且索茶为赠，辄致头纲一饼，次原韵奉酬》一诗中可看岀，陶澍赠予董琴南编修的茶是茶饼，而压成饼状正是清代安化黑茶的主要形态之一。

从政之余，陶澍最大的爱好就是“试泉”与“煮茶”，并多以诗记之，因而有很多茶诗流传下来。嘉庆二十年（1815）元宵，他在北京寓所烹煮安化茶宴请文友，即席挥毫：“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诗句既赞茶香，更痛陈茶农血汗，这句诗与唐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异曲同工之妙。

“陶澍将茶事与民生疾苦紧密相连，将乡情、经济洞见、精神追求与诗意表达融于一叶茶中。”陶澍后裔、长沙市少年宫高级教师陶双说，陶澍的茶诗认证了安化独特风土，也将湘茶推上文化高位——他办的诗茶雅集让安化黑茶蜚声士林。

道光元年（1821），已是两江总督的陶澍将家乡黑茶献于道光帝。御案前，茶汤红浓如琥珀，道光朱笔钦点“天尖”，安化黑茶从此誉满天下。可以说，安化黑茶从边销茶发展到五湖四海普遍饮用的保健茶，陶澍功不可沒。

7月12日，“片叶度关山——万里茶路中国行(2025)”大型人文采风活动在湖南益阳安化启幕。图 /宋小平

左宗棠：西北改引为票，力推茶务新政

“此间荒远寒苦，物产薄乏，变乱以来，山泽俱空，尤非往日之比。望婿寄安化茶砖百块，粗梗数百两，果子狸数具，以疗病下酒为盼。” 这是左宗棠出征西北期间，写给女婿陶桄书信中的几句话。在信中，左宗棠不忘嘱咐女婿寄送安化茶。

陶桄是陶澍的儿子，左宗棠深受陶澍赏识，曾受其所托，替他理家教子8年，并结为儿女亲家。在安化客居的8年，左宗棠与安化黑茶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陶澍对家乡茶的一往情深，深深地感染着左宗棠。在后来《答潭文卿》的信中，左宗棠提到：“三十年前馆小淹陶文毅里第，即山、陕茶商聚积之所，当时曾留心考究，知安化夙称产茶，而小淹前后百余里所产为佳亦最多……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这段描述不仅展示了左宗棠对安化黑茶的深入了解，还反映了他对茶叶贸易的关注。

左宗棠不仅爱喝黑茶，对种植加工黑茶兴趣颇丰。他在湘阴东乡柳家冲自己的庄园“柳庄”开辟了茶园，并从安化移植茶苗，种植了茶叶。茶树长成后，他又在茶园旁边建起了茶坊，用于制作黑茶。直至今日，百年老茶坊仍屹立在左公茶园旁。

左宗棠在柳庄茶树上的探索也用在了此后担任陕甘总督，改革西北茶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左宗棠率军西征数年，一举收复了新疆，自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七年（1881），他连续经营西北14年。

清代末期，运销西北地区的茶叶，除了陕西汉中茶叶外，南方茶叶（主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四川的茶叶）尤其湖南黑茶，几乎占领市场。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的爆发，使西北茶叶贸易通道受阻，生意萧条，经营官茶的东、西二柜茶商逃散，无人承领茶引，茶商拖欠课税。据《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记载，截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商人积欠的课税银超过40万两之多。

边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生命之茶，茶税又是当时政府主要的税种之一。为解决财政危机，恢复西北边民的正常生活，左宗棠对西北茶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是豁免历年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捐，消除所有茶商的顾虑，充分调动了茶商的积极性。

二是改引为票，严格税制。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一般靠“茶引”购买茶叶，不受数量限制，可随意领取茶引，使得茶引制相当混乱，左宗棠改“引”为“票”之后，杜绝了偷漏税收的现象。

三是增设南柜，恢复茶销规模。在原有东西二柜的基础上，组建新的茶叶组织——南柜。选派长沙人朱昌琳为南柜总管，南柜茶商的组成主要是湖南老乡，在西北军政府强有力的扶持下，南柜的经营业务和规模迅速发展。

此外，左宗棠督理陕甘政务时，俄国人曾访兰州向他请求西北地区通商，让湖南、湖北茶销往俄罗斯。左宗棠促成这一提议，1907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大量湖南黑茶由新疆进入俄国。

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特别文化顾问、作家徐志频认为，左宗棠改引为票、增设南柜的创新之举，不但活跃了大西北的茶马市场，更直接带动湖湘茶叶的升级换代。

西北茶务整顿以后，西北茶叶经销迅速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据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记载，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至40余家，所发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经销的茶叶多达数百万斤。这也大大刺激了黑茶产地的茶叶生产，安化大片荒芜的茶园很快恢复了生机，茶坊进入了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通往西北的茶路也很快变得繁忙起来。

因此，1942年《边政公论·历代茶叶边贸史》评“左氏之制施行以来，以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全局，亦即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地也”。

《文史博览·人物》2025年第7期 《万里茶道的湖湘印记》

谭嗣同：焙茶嗟未试，芳竹痛先除

“焙茶嗟未试，芳竹痛先除。”这是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谭嗣同殉难后，写给他的挽诗中的两句。字里行间高度评价了谭嗣同为湘茶发展所付出的心血。

世人皆知谭嗣同为维新变法流血牺牲，却鲜少有人知他生前为湘茶事业筹措奔走。

谭嗣同对家乡茶叶发展甚是关注，他曾在《浏阳麻利述》中说：“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辄抵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在他的家乡浏阳有许多麻农，由于种茶收益更可观，于是挖掉苎麻改种茶叶。

然而，19世纪末，印度、锡兰机制茶崛起，华茶国际市场占比断崖式下跌，湘茶年出口量从百万担骤降至40万担。湖南善化（今长沙南部）士人许崇勋在《湘报》疾呼衰落主因：“民智未开也，公司未设也，制茶无机器也，茶树未培植也，采茶不及时也，厘税未减轻也。”

维新浪潮中，谭嗣同展现出实业家的远见。他与熊希龄创办的《湘报》，连续刊发《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劝茶商歌》等雄文，呼吁建立现代茶业公司。1898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采纳建议，决定创立“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并在长沙设立分公司。

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长沙分公司又名湖南焙茶公司，5月19日《湘报》发布消息：张之洞“札委本馆谭复生观察嗣同总办湖南焙茶公司”，即由谭嗣同任总办。

在谭嗣同的积极筹措下，湖南焙茶公司于6月开业。他推行股份制募集资本，引进西洋制茶机械，实践《仁学》中“仁以通为第一义”的经济思想。

诸多的文献说明了湖南焙茶公司当时的筹措劲头——谭继洵致电谭嗣同，说起了机器制茶事；谭嗣同把父亲的电文寄给熊希龄，与熊商量机器制茶事，同时回电父亲称将努力筹办……

然而，这家湖南最早的股份制茶企却因政变夭折。正当谭嗣同为湖南焙茶公司奔走筹措之时，他被保举进京，参与维新变法。从当年五月初四他写给同乡邹明沅的信中，无不道出茶事搁置的遗憾：“机器制茶事，方弄得有头绪，而忽被保荐，即须入京引见。横生事端，无过于此。只好暂将诸事搁起，一意收拾行李，日内起程……”

谁曾想，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昙花一现，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刚有起色的湖南焙茶公司也如“百日维新”一样，仅仅存在三个月之久。

正如浏阳市文联副主席刘正初所言，湖南焙茶公司虽然不存在了，但遗泽深远。茶商、茶农从机器制茶中得到了实惠，茶业的机械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势不可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步在湖南茶乡推广，为湘茶现代化埋下火种。

古道悠悠，茶香袅袅。如今，陶澍的茶诗仍在山谷回响，左宗棠“茶马治边”的故事还在流传，谭嗣同为湘茶现代化埋下的火种已然“燎原”，诉说往昔，那些与湘茶有关的故事和精神，正逐渐被唤醒，等待续写新的篇章。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吴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