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曾发生过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刘文辉成立了西康地区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并强制要求所有当地茶商都必须加入这个公司，不得私自将茶叶出售到西藏。这一举措引发了茶叶的垄断销售，导致了私人茶商生意的困难，尤其是让西藏的高僧们无法享受到他们钟爱的优质茶叶。这一局面促使了茶叶进入西藏的独特路线：茶叶从四川的荥经出发，经雅安、乐山通过水路到达武汉，再陆运至广州，最终由水路运至印度，经过陆路进入西藏。虽然这条运茶线路只存在了短短一段时间，但其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与财富相关的辛酸故事。

历史上有一句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茶马古道，古代的商道背后隐藏着无数的财富和机会。茶马古道自然也不例外。

茶马古道，跨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是自唐代起为满足当地人需求，主要通过茶叶和马匹进行交易的商道。这条道路不仅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被称为促进民族和睦与维护边疆安全的“团结之道”，是中国统一历史的见证，也是民族和谐的象征。

茶马古道的主要路线包括川藏道、滇藏道和青藏道（也叫甘青道），同时还有许多支线，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这条路覆盖了四川、云南、青海、西藏等四个地区，甚至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等地。在川藏道、滇藏道上，曾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地方——西康省。

西康省包括今天的四川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和西藏昌都市、林芝市，与四川、云南、西藏和青海相接壤，是进入西藏的关键路线，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成为省长。上任后，他很快成立了“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并要求所有茶商统一销售，禁止个人私自将茶叶带入西藏。

从20世纪30年代起，康定已成为著名的藏汉贸易中心，一度与上海、武汉并列为中国三大商埠之一。据资料记载，仅1939年，内地便向西藏输入了33万包茶叶，而茶叶贸易一直是内地与西藏之间的重要经济活动，每年的贸易量超过600万斤。刘文辉的茶叶公司，通过行政手段实施垄断，主要体现在收购和销售上。由于收购价格低，许多茶农放弃了种茶，转而种植其他作物；同时，大茶商不愿加入康藏茶叶公司，导致他们生产的茶叶无法进入西藏，西藏的高僧和上层人士因此喝不到自己喜爱的茶叶。

“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成为康定茶叶贸易的一个转折点。那些不愿加入的民间大茶商，将康定作为茶马古道的中转站，但随着茶叶贸易的变化，他们的品牌逐渐消失。例如，曾经在荥经县经营茶叶的姜氏家族，他们的“仁真杜吉”砖茶在西藏有着很高的声誉。

姜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他们最初做的是铸银生意，凭借诚信逐渐积累了财富。后来，他们将生意扩展到茶叶，并在荥经建立了“华兴公司”。荥经靠近雅安，是进入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必经之地，因此，姜氏家族看准了这个商机，开始与藏地茶商合作，并研发出了“仁真杜吉”砖茶。这款茶叶很快受到了西藏高僧和贵族的喜爱。

根据《姜氏族谱》的记载，姜氏家族的“仁真杜吉”砖茶是在清嘉庆年间开始研制的。家族不仅在荥经建立了生产茶叶的大院，还精心制作茶叶，采用独特的工艺，符合藏民的口味需求。由于其特殊的配方和制作工艺，茶叶在西藏市场上受到了热烈欢迎。姜氏家族的茶叶垄断使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康定茶叶贸易的主导者。

然而，随着“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姜氏家族未能加入公司，这使得他们的茶叶在西藏逐渐失去市场。此时，西藏的寺庙和僧侣们依然怀念“仁真杜吉”的味道。为了让这些茶叶进入西藏，姜氏家族不得不通过一条曲折的路线将茶叶运送到西藏：从荥经到雅安，再到乐山，经过水路到武汉，再通过火车到广州，最终通过海路到印度，经过尼泊尔或不丹进入西藏。

这条运输线路极为漫长且复杂，跨越多个国家，运输成本非常高，且途中需要不断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尽管最终成功将约2000包“仁真杜吉”砖茶送到了西藏，但由于运输成本过高，这一茶叶供应途径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此后，西藏的寺庙再也没有从荥经购买过姜氏家族的茶叶。

失去与西藏的茶叶生意后，姜氏家族的生意陷入困境，他们将多年的积累投资于丝绸与布匹生意，但因亲戚背信弃义，导致投资失败，家族最终破产。到1945年，姜氏家族的产业彻底垮掉，生活贫困。根据记载，姜家老大院最终变得破败，甚至在大院里，曾因贫困导致的饥饿，三房十多人饿死。

尽管如此，姜氏家族的大院依然屹立在四川荥经县，见证了过去的辉煌和商业的起伏。今天，这座百年老屋依然有人参观，记忆着茶马古道的历史，和那些为茶叶而辛勤奋斗的人们。而“仁真杜吉”的故事，也成了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那个温情相依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