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香中国 阅读之美”为主题的第3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5日在重庆开幕。中华读书报约请了作家罗伟章、学者黄博——他们都曾在重庆长期生活——写写他们眼中的重庆。

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折东。重镇天开巴子国，大城山压禹王宫。楼台市气笙歌外，朝暮江声鼓角中。自古全川财富地，津亭红烛醉东风。

——赵熙

1892年，彼时刚刚在乡试中考中举人的巴蜀近代著名学者、诗人赵熙（1867—1948），从泸州沿江东下前往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此行他一举高中，从此名满天下，在赴京途中，他乘船途经重庆，目睹了百余年前山城的市井繁华与山川形胜，写下了这首吟咏重庆城市景观的七律。重庆城的夜晚如星空印地，城市建筑依山层叠，万家灯火以散射的流光照耀黑色的天幕，在轮船夜泊的航灯、商贾宴饮的虹霓交织中，热闹的“市气”蒸腾而出。长江自西而来，嘉陵江从北而至，在朝天门激荡回旋后折向东流，两江交汇的磅礴气象与光影斑驳的波澜壮阔，正是重庆城给古今游人的第一眼印象。今天如果我们站立在朝天门外游弋在两江之上的七彩游轮的船头，仍然可以体会到当年赵熙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只是今时今日，因为现代与传统在重庆的奇异拼合，这种震撼更加强烈。

朝天门附近景色，美国传教士威尔逊·曼利（Wilson Edward Manly）摄于1896—1906年之间

“小楼高下依盘石”：2300余年的建城史

被群山环抱、两江切割，重庆的地形异常险峻而零碎，这迫使重庆的城市建设不得不另辟蹊径。当别的城市还在一如常态地“平地起高楼”的时候，重庆人则自古以来就擅长在艰难的地形上打造各种建筑奇观。鳞次栉比的吊脚楼紧贴陡峭的崖壁而起，还有随处可见的一眼让人绝望的那些层层叠叠的梯坎，“小楼高下依盘石”，南宋诗人范成大（1126—1193），早在九百年前就已经惊叹过了重庆城建的顽强。

重庆地区最早的筑城记载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后，为巩固对巴蜀地区的统治，于前314年在巴国故地设置巴郡，最后其郡治选择在了江州（取“两江交汇之洲”之意）。江州城的建设，奠定了后世重庆主城核心区的格局。秦汉时代的江州城，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嘉陵江北岸的江北嘴一带。史籍记载，江州城，“地势侧险，重屋累居”，今日重庆山城景观的基本风貌已经初具。蜀汉建立后，以托孤重臣李严镇守江州，在秦汉江州城对岸（今渝中半岛），扩建了江州大城，其城周围为汉制16里，约今7公里，顺着山势布局，东西宽长，南北狭短。其方位，南线大致相当于今朝天门以南起西南沿江至南纪门，北线约在今新华路、人民公园、较场口一线，面积约2平方公里多。李严大城修筑后，巴郡及江州县即迁治于此。江州大城的城址选择极具战略眼光：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扼守两江要冲，是控制川东水路交通的咽喉，天然具有军事堡垒的属性。江州城充分利用了渝中半岛的地形。城池依山而建，初步体现了“山城”的特色：城墙的走向顺应山势，高低起伏。

581年，因嘉陵江古称“渝水”，重庆获得了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字——“渝州”，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北宋末年。1102年，因“渝”有“变”之意，引起朝廷的疑虑，宋徽宗下诏改渝州为恭州。1189年正月，宋孝宗封其子赵惇于恭州，为恭王。同年2月，孝宗禅位于赵惇，是为宋光宗。赵惇先在恭州封王，随后称帝，这是双重喜庆，故将恭州改名为重庆府。

1240年，时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的彭大雅，为抵御已深入四川的蒙古大军，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高强度的筑城工程。经过南宋的扩建加固，城墙蜿蜒于山脊之上，高低错落，充分利用了每一处制高点。城内道路依山就势，起伏陡峭，梯坎众多。重庆“山即是城，城即是山”的独特格局基本成型。

1371年，明军攻下重庆，镇守重庆的明军将领戴鼎在宋元旧城的基础上，主持了大规模的重建与扩建工程，奠定了明清重庆城的“山、水、城”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明清时期，重庆府城的城建与地形的结合达到了极致。城墙如巨龙般盘绕在渝中半岛的山脊上，俯瞰两江。城内道路完全顺应山势，形成无数陡峭的坡坎和曲折的巷道。建筑依山就势，层层叠叠，像洪崖洞这样的吊脚楼在沿江地带尤为普遍。

晚清重庆民间绘画《渝城图》局部“朝天门”一带

景观二元性：地理与历史合力催生的魔幻现实

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重庆的城市空间征服艺术，更加冠绝群伦。那些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李子坝穿楼而过的轻轨，横跨天堑的长江索道，黄桷湾立交5层结构的8D立交桥，千厮门大桥的钢铁骨架……在未来主义的交通网络中，在夜晚电子科技加持下霓虹灯牌的雾气中，折射出《银翼杀手》般的迷幻光影。将高科技运用到日常空间的改造中所带来的不真感，让整个重庆的地市面貌充满了魔幻气质。洪崖洞吊脚楼群间全方位覆盖的金色灯带，在夜色中仿若悬浮的科幻世界的童话城堡；来福士广场的水晶连廊，横跨250米的高空，形似星际飞船停泊在朝天门码头；站在南山一棵树观景台俯瞰整个渝中半岛，密集的高楼在江雾中犹如通了电的晶体管一般此起彼伏地不停闪烁。

李子坝轻轨穿楼（黄博摄）

当代重庆给人的视觉碰撞力，在国内数百座城市中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存在。这个年轻的直辖市，以同时兼具现代的赛博朋克风与前现代的市井江湖气而著称。一边是充满科技感的魔幻8D城市，一边却是到处散落的隐藏在钢铁丛林中的那些未受时间清洗的前现代生活烙印。走在重庆的街头你会发现，因为山势高下而形成高低错落的地形，每个繁华的城市街区之间，总会有一条或者几条曲折高耸的梯坎路连接着上下两层的街道。更有意思的是，像白象居这种24层旧楼，竟然没有电梯，山城独特的高低错落的地形，给了白象居借势而生的灵感，从一楼出去是马路，从6楼出去也还是马路，各个居民楼之间以空中连廊相接，居民在楼道里摆上桌子打起麻将。

年均104天的大雾天气形成的漫射光，霓虹灯牌在氤氲水汽中产生光晕效应。夏季湿热气候催生外置空调机、裸露管线、错落晾衣杆等等，处处显示出现代化和科技化给当代城市制造的重金属伤痕。然而这些互不相关的时空错位，却在重庆实现了将赛博朋克的视觉特征与江湖市井的烟火巧妙混搭。在这里，现代科技一时光彩四射，一时又似乎突然失效，在这些梯坎巷弄里，人们肩挑重物穿行于陡坡之间，竟然还延续着人力运输的古老传统。朝天门批发市场凌晨的货车汽笛声、嘉陵江边露天火锅摊的喧闹、防空洞改造成的洞子火锅，这些粗犷的江湖生存的智慧，与在现代科技加持下炫人心目的赛博朋克风，实现了巨大的外在差异中的本质相同，都是一种充满魔幻现实的奇异景观。重庆有自己的美学，雾气弥漫中的钢铁森林与吊脚楼的暖黄灯火形成冷暖色碰撞，恰如赛博朋克的经典配色，而梯坎上攀爬的人群则成为江湖生活的生动注脚。

有的城市是天赋型选手，城市选址地理条件优越，发展基础得天独厚，比如隔壁建立在四川盆地最大的一块平原上的成都，但纵观重庆的城市发展史却并非如此。无论是现代的赛博朋克风，还是前现代的市井江湖气，都彰显了重庆人顽强的斗志与变逆境为机遇的奇迹创造力。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枢纽，重庆自古是“行船走水”的江湖码头。川江号子那粗犷悲怆的呐喊，是纤夫与激流搏斗的生命绝唱，淬炼出重庆人敢闯敢拼、吃苦耐劳、重情重义的文化精神。事实上，近代的重庆，虽然是当时整个四川盆地乃至西南地区最现代化的城市，但它地处内陆，难得风气之先，依山筑城，并非宜居之地，重庆今天能成为现代化的大城市，并不是大自然的馈赠，而是人力拼死不屈的坚持不懈。

远眺洪崖洞和千厮门大桥（黄博摄于2022年）

对自然命运的不屈服，带来的是现代与前现代交互融合的巨大落差与碰撞，其背后则是重庆城市景观文化二元性的矛盾共生。重庆的中心城区本来就位于山地之上，又被长江、嘉陵江切割，城市建设用地极度稀缺，迫使城市的功能空间只能垂直叠压。轻轨从居民楼的腹腔穿过、火锅店嵌在桥墩之下、商场屋顶变停车场，这种被迫的立体主义空间运用，天然生成了赛博朋克式的魔幻兴奋点。不过，重庆城建的景观二元性并非割裂的，而是地理与历史合力催生的魔幻与现实的艰难磨合与不断新生。

走向现代化：从开埠到改革开放

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重庆于1891年3月正式开埠，这座古老的山城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1892年赴京应考的赵熙在朝天门码头看到的，正是一座走在传统与现代的阶梯上的新旧交杂的城市。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的第六款，要求开放重庆为通商口岸。根据《马关条约》，重庆于1896年3月正式向日本及其他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列强开放。

开埠之后的重庆，传统以政治中心（下半城）为主的城市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沿江码头、海关、洋行、领事馆集中区（特别是南岸、江北嘴）成为新的经济活动中心。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如码头、仓库、道路、电灯、电报、邮政）在列强主导或示范下开始出现。成为通商口岸，给重庆城带来了现代化的机遇，但重庆在农耕时代引以为傲的山水屏障，却成为商业时代的地理桎梏。据统计，开埠初期，从上海运货至重庆的运费占货物值60%以上，同等距离的话，如果是从上海运货至伦敦，其运费则仅占15%。由于地势高低不平，朝天门码头的货物需经“三扛三转”（抬运、缆车、滑竿）方能入城，商品流通成本畸高。另一方面，现代工业在重庆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也相当不妙，近代重庆城区坡度超30%的土地占75%，迫使工厂沿江零散布局。1937年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在重庆创办民生机器厂，为平整0.3平方公里厂区，其耗资竟然相当于工厂全年的利润。

因此，在这样的禀赋之下，重庆最后能在近代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近代重庆的崛起，颠覆了传统区位理论。在缺乏平原腹地、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地环境中，一座现代化的工商业大城市拔地而起。1933年供职于上海一家银行的高级经理人李鸿球来到重庆，看到的已是可以比肩上海和武汉的内陆大城，他写道：“自朝天门入城，至大梁子，寓世界旅馆。楼房四层，巍然大厦，设备完全，俨同上海。”在他看来，当时的重庆已是“四川第一大埠”，其城市格局，主体部分“地在长江北岸，当嘉陵江入江入口，与江北及弹子石隔岸相望，若武汉三镇然”。彼时重庆的夜生活已可以与上海、武汉相抗，“入夜，笙歌达旦，繁华之象，比与沪、汉”。而在接受了近代工业化洗礼之后，重庆城的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当时的重庆主城，“城在山巅，民屋层叠而上。近年市政更新，马路贯通，商店皆崇楼辉煌，市内汽车、电灯、自来水均有，居民约三十余万，熙来攘往，络绎不绝”。

事实上，对于自然命运的反抗带来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重庆奇观，不只是今日重庆的发明。在现代化的早期，重庆就开始利用近代工业化的契机改造自然，驯化空间，抗战时期工厂迁渝，防空洞、兵工厂等半地下设施遍布山体。大轰炸时期，1280处防空洞中开设机床厂、制药厂，如第21兵工厂在岩洞中月产机枪1800挺，重庆用“山体工业化”这种独有的空间利用模式，创造了抗战年代的工业奇迹。当代重庆延续这种见缝插针的生存逻辑，把防空洞改造成酒窖、在当年躲避战火的隧道开餐馆，近代早期的历史遗产在当代转化中与重庆独特的江湖市井气结为一体，再次增加了这座城市的赛博朋克感。

此外，重庆今日的8D立体交通的奇观体系，也早在近代就有其雏形。1945年，中国首条缆车——望龙门缆车建成，以55度仰角连接江岸与城区，运力达每小时2400人，此后缆车、索道这类工业时代的交通奇迹在重庆到处生根发芽。最有名的就是如今作为网红打卡点仍然在高强度运行的长江索道。重庆的市中心渝中半岛与南岸一江之隔，直线距离仅数百米，但陆路绕行需数小时。1980年，主城区轮渡年客运量达1.2亿人次，码头常年拥堵，遇大雾停航更导致全城交通瘫痪。改革开放初期，重庆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人口激增（1980年市区人口超200万），跨江通勤需求暴涨。受限于当时桥梁建设技术的不足（重庆长江大桥1981年才通车）与建设资金的短缺，急需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过江方案。1980年，重庆市建委委托中国煤矿设计研究院重庆分院进行可行性研究。工程师团队经实地勘测，提出借鉴矿山索道技术，创新设计双承载、双牵引往复式索道，适应长江峡谷地貌的强风环境。1987年10月24日，长江索道正式建成营运。1989年，连接渝中区沧白路与江北城金沙街的嘉陵江索道开建，1990年4月建成。从此索道飞虹，成为中国所有城市中最独特的交通奇观。虽然随着桥梁建设加速，索道的交通功能基本上已不复存在。2013年嘉陵江索道因千厮门大桥建设停运，随后被拆除，而长江索道则转型为旅游景点，成为游客到了重庆的必游之地。

长江索道（黄博摄于2022年）

哈儿山：规划与野性的博弈

重庆城市空间奇特而崎岖的地形，迫使现代技术以超常规的形态（穿楼、跨江、螺旋上升）落地。技术奇观在这里并不是以一种制造奇观的心态产生，这些在外地人看来非常新奇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交通奇迹，对于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来说，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日常工具而已。重庆城市景观的魔幻，初始于险恶的山水地理空间的压力，继发于不同时代的重庆人坚韧不屈的顽强意志，在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城市深林中，穿插着湖广填四川的历史遗迹（湖广会馆）、开埠时期的西式建筑（法国水师兵营）、三线建设的苏式厂房（鹅岭二厂），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没有经过规划却奇妙地相聚在一起，在新时代的冲击下呈现为令人惊叹的时空碎片式的“文化蒙太奇”。

观音桥商圈（黄博摄于2024年）

重庆这种“没有规划”“没有设计”地创造奇迹的城市性格，一直延续至今，且以不断地自我发现的方式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近年，新晋网红打卡地“哈儿山”（谐音“傻儿山”）的出现，再次将重庆的赛博朋克风与江湖市井气的奇妙融合推向了风口浪尖。哈儿山位于南岸区南山脚下的莲花村，原为荒山及村民自留地，因视野开阔可以俯瞰长江、渝中半岛以及东水门大桥的繁华胜景，而成为观赏重庆壮丽夜景的最佳视角点。哈儿山的出圈，最初是2023年一名经营者在此开设“荒野茶摊”，凭借绝佳观景视角吸引游客打卡。游客可边品茶用餐边赏江景，照片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迅速传播，“边烫火锅边看夜景”成为当代城市游客自我发现、自发狂欢的热点。在民间自发开发与网络传播共同作用之下，这座荒山以自下而上方式疯狂地野蛮生长，在短期内形成了20余家店铺集群，涵盖茶摊、烤肉、音乐表演等多种娱乐生活业态。

哈儿山被调侃为“重庆最大违章建筑群”，但事实上，如果从城市文化地理学和批判性都市主义的双重视角加以审视，哈儿山的景观生成机制揭示了现代化都市的后现代内核：赛博朋克的技术乌托邦想象与江湖市井气的传统生存智慧，以毫无章法的方式浓烈地、而且是越来越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在哈儿山，市井小贩式的经营者利用荒坡高差搭建茶摊与酒肆，使本属于城市荒地的边缘空间转化为网红景观，并可以俯瞰以东水门大桥等现代科技地标为代表的两江景致。哈儿山上店铺简易的灯光在夜幕中勾勒出山体轮廓，与长江对岸渝中区的高科技霓虹形成两种不同光源之间的对话。这是草根实践对技术霸权的解构。

哈儿山的出现，甚至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赛博朋克风与江湖市井气的融混，而是以一种反赛博朋克的赛博朋克风的方式解构了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哈儿山提供了一种非西方的后现代性方案。哈儿山的生长形态，既非田园城市的秩序幻想，亦非光辉城市的技术崇拜，它彻底克服了赛博朋克经典叙事中的技术悲观主义，展现出了江湖市井气对高科技异化的驯服和改造。在规划与野性、控制与逃逸、精致与粗犷的永恒博弈中，重庆城建史上一再上演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景观奇迹再次得到了出其不意的升华。

当然，哈儿山的崛起，也是江湖市井之力对城市边缘剩余空间的一次粗暴的扩张，这种扩张天然伴随着基础设施配套缺失和管理失控等一系列问题。就在前几天，哈儿山因安全隐患和经营乱象被停业整治。这提醒我们，现代技术治理依赖与江湖市井道路之间的张力仍然存在。但这并非故事的终结，而是重庆的赛博朋克风与江湖市井气长期纠缠共生后在更高层次上的爆发与呈现。正如重庆历史上无数的“没有规划”却最终融入城市肌理的那些奇观一样，可以相信，在这座魔幻之都，哈儿山的传奇，也许正以暂时的“退场”，去孕育下一场更富技术韧性、更具市井智慧的奇迹再现。

本文作者

（作者介绍：黄博，重庆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