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刘朴忱之前，先说说清朝灭亡后到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这期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清朝灭亡，驻藏大臣衙门自然撤销(1728--1911），第二年，入藏川军也被赶出了西藏，从印度狼狈撤回内地。随后内地持续战乱，没有统一的政令，无暇顾及西藏问题，西藏走向独立的道路。1913年召开的中、英、藏三方参与的西姆拉会议上，西藏独立的政治主张已展露无遗，甚至提出了大藏区的概念。中央政府与西藏完全失去接触。1928年，国民政府结束北伐，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局面。作为政治家，十三世达赖喇嘛是敏锐而有洞察力的。察觉到处理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已经无法回避。这涉及到达赖喇嘛实施新政的不成功，班禅和达赖两大活佛系统的矛盾及中央政府的态度，其后果甚至有可能危及达赖喇嘛的地位。因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晚期，主动促进和中央政府的交流，为祖国统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刘朴忱(1882-1935），山西省神池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任山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山西省参议会议员。1928年6月18日起，就职于蒙藏委员会。1932年11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边务组少将总参议。效力于时任参谋本部次长的黄慕松麾下。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刘朴忱随黄慕松入藏致祭、册封并商议中央政府和西藏的关系。1934年11月黄慕松返回内地后，刘朴忱留驻拉萨，成为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仅一个多月后，病逝于拉萨。

刘朴忱在山西任职期间，由于临近藏地宗教界人士常去朝圣的藏传佛教圣地五台山，早已耳闻和接触了藏事。加之在山西从政过程中，受到阎锡山的赏识与重用。因此他于1928年6月18日被任命为藏蒙委员会委员，与张继、白云梯等一道筹建藏蒙委员会，与阎锡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藏蒙委员会委员长不无关系。本应留驻南京办公的阎锡山就职仪式之后就返回太原，令副委员长赵戴文负责藏蒙委员会日常事务，刘朴忱辅助。从此时起，刘朴忱便开始涉足藏蒙边疆民族事务，与藏事结缘。

蒙藏委员会任职期间，刘朴忱具体做了哪些事务?

1929年8月15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贡觉仲尼(曾出任雍和宫堪布，其后被达赖喇嘛任命为西藏驻内地办事处总代表）及其随从楚称旦增，翻译巫怀清等三人由藏蒙委员会委员谢国梁陪同到南京，刘朴忱代表藏蒙委员会与参军处一同欢迎接待。1929年9月10日，刘朴忱陪同贡觉仲尼及其随从谒见蒋介石，会谈过程中，贡觉仲尼向蒋介石声明达赖喇嘛不亲英人，不违背中央的政治立场及愿迎班禅回藏(九世班禅由于和达赖喇嘛的矛盾，1923年出走内地）。这就是前文提及的达赖喇嘛政治立场的转变。

当日会谈结束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十三世达赖喇嘛拥护中央之意，刘朴忱与贡觉仲尼和翻译巫怀清进行了秘密会谈，听取了贡觉仲尼更加详细的阐述:

一达赖确实愿拥护中央

二将来行政系统、军政、外交归中央办理，并遣驻藏长官，藏人有充分自治权。

三诚意欢迎班禅回藏

四森姆拉(西姆拉）草约原系藏人主张，将来达赖可声明由中央主持解决，则英人方面自难籍口。

此思路等于是西藏宣布回归祖国大家庭，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结合后续达赖喇嘛圆寂后，专使行署在拉萨与噶厦政府关于中央政府于西藏地方关系商谈的种种不顺，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噶厦政府很大程度违背了达赖喇嘛的主张。

通过与贡觉仲尼的深度会谈，刘朴忱了详细了解了达赖喇嘛的政治立场，并如实汇报给藏蒙委员会副委员长，大大推动了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进一步沟通交流。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为入藏宣慰使，他转身一变成了中央政府的特使，对西藏做回向交流。贡觉仲尼回藏宣慰途中，刘朴忱一直与之保持通电，随时了解贡觉仲尼入藏及在拉萨活动情况，并将宣慰的积极成果上报给中央。在达赖喇嘛的授意下，西藏地方政府对贡觉仲尼的到来举行了超规格的迎接仪式，其在藏期间，达赖喇嘛曾多次接见并与之密谈，在极其讲究礼仪等级的西藏官场，对贡觉仲尼的礼仪态度，实际就是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态度。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刘朴忱于其中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也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就职藏蒙委员会期间，刘朴忱还做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提交了不少议案，核心是发展藏蒙地区的经济、教育，尊重并保护文化和宗教。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增设边务组，刘朴忱由于在藏蒙委员会的出色工作，被任命为专门委员。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这是非常遗憾的事，遗憾之余也是个进一步推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的好时机。于是通过西藏驻京办事处向噶厦政府提出派员入藏吊唁、册封、致祭达赖喇嘛，借机进一步商议和解决藏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上层经过激烈斗争，最终推举五世热赈呼图克图(拉萨“喜德林”寺为热赈活佛驻锡地）为摄政后，着手处理

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一系列大事。热赈与噶厦希望中央政府派员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特由西藏驻京办事处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中央大员“早日出发，以慰远人而利边局”。中央政府遂即成立致祭达赖喇嘛专使行署。

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专使，任命刘朴忱为总参议。还配置有藏蒙委员会、外交部、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馆人员。1934年3月18日，专使行署派参议蒋致余等由南京出发，经由印度先行入藏，调查藏中情形。1934年3月28日另派总参议刘朴忱等先行入川，筹办入藏事宜。4月26日黄慕松飞赴成都与刘朴忱汇合，经由川康地区由陆路入藏。入藏途中，刘朴忱沿途了解民俗风情，搜集情报。历经数月，到达拉萨。

作为国民政府首位出使西藏的中央大员，黄慕松、刘朴忱一行的到来受到拉萨民众的热烈欢迎。黄慕松在刘朴忱等的陪同下走访了噶厦的重要官员并赠送礼品，联络了彼此的感情，尽力为致祭事宜和解决涉藏事务创造良好的氛围。除走访摄政和重要官员外，还前往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布施。在刘朴忱的陪同下，

黄慕松完成了对三大寺的朝拜与熬茶布施。并且规定中央向每寺发放的基金永久保留不动，寺中僧人只用利息。只要西藏有佛教一日，僧人便可以享受中央政府的财政贴息。与此同时，还规定了传召大法会举行办法，详细规定“传召费藏银六百九十一秤，每年所得利息资每年所有被传召喇嘛熬茶之用，由噶厦政府和大昭寺堪布负责保管，传召盛会于每年正月十五举行”。

除此之外，黄慕松、刘朴忱等对民国元年川军撤出拉萨后，留住拉萨的汉、回民众也给予了特殊关注，(川军撤出西藏后，噶厦政府掀起排汉运动，很多汉人惨遭屠戮）在拉萨创立汉回文学校一所，并捐经费，以资鼓励。对拉萨街头两千多贫民，也按名发赈。他们的举动无疑向西藏政教各界传达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关怀。故黄、刘一行颇受西藏各界的欢迎与爱戴。

1934年9月23日，专使行署顺利完成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典礼。紧接着，双方就致祭仪式举办的日期进行了商讨，定于10月1日布达拉宫举行。在准备致祭仪式期间，刘朴忱多次受黄慕松委派，前往噶厦商询。其实，在册封典礼之前，黄、刘已与噶厦就班禅返藏、康藏边界、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等问题进行商谈。关于班禅返藏问题，矛盾在于班禅是否需要卫队护送及从印度还是内地传统入藏线路返回的问题。双方各执己见。刘朴忱为了避免商谈陷入僵局，表示：“班禅是西藏之大佛爷，假道外国回藏，诸多不便。班禅忠厚长者，酷爱和平，除维持其尊严与安全，须率相当人员护卫外，当不致多带带军队返藏”。这个折衷的方案即坚持了班禅从陆路返藏，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噶厦政府的过度担忧。

关于康藏纠纷(康藏纠纷本质上是西藏独立与否的问题，按达赖喇嘛去世前的表态，原本这已不是问题），早在9月16日黄慕松等就与噶厦重要官员展开对话。当日会上，泽墨噶伦提出立刻撤退驻扎在金沙江东的刘文辉部。黄慕松闻言，一时无言以对。关键时刻，刘朴忱愤然发言:“西藏如自认为仍为中华民国属地，则根本不用尔疆我界，如西藏仍思独立自雄，则对中央为反叛，不但不能撤退刘部，且更当下令于刘即日进兵讨伐！”刘朴忱强硬的回答令泽墨噶伦开始有所收敛。噶厦的这种表态其实大大违背了达赖喇嘛的主张。

10月1日，致祭达赖喇嘛仪式完毕。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双方就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继续商谈。遗憾的是商谈没取得实质的进展。

这种情况下，行政院电告黄慕松，令其按期离藏返京。噶厦获悉黄慕松一行回京的决定后，四噶伦亲自前往专使行署，尽力挽留。与此同时，西藏驻京办事处贡觉仲尼等奉西藏地方来电请求中央政府令黄慕松继续留藏。行政院认为黄慕松乃中央政府专使，不能在藏久留，电告黄慕松如噶厦确有诚意，可留员驻拉萨，以便双方交换意见。鉴于黄慕松回京之意坚决，噶厦同意黄、刘的提议，将专使行署部分随行人员和一部无线电台留于拉萨，以方便西藏和内地联系，就西藏事务继续交涉。在黄慕松心中，刘朴忱是留驻拉萨不二的人选。

11月26日，黄慕松前往布达拉宫会见热赈摄政并辞行。

接到行政院的明确指示后，1934年11月27日，刘朴忱奉令在拉萨办事，留参议蒋致余辅之，因此刘朴忱是民国政府第一位驻藏官员。刘朴忱除保持中央与西藏之间的联络外，还专门负责无线电台的运行与管理，并且积极着手筹备和创办小学、诊所以及测绘所，这也体现了他任职蒙藏委员会期间就提出的教育、科技强边的思想。

刘朴忱任职仅一月，因在拉萨街头巡视民情时中风坠马，抢救无效于次年1月7日不治。

民国政府为刘朴忱举行隆重追悼会，蒋介石送挽联“万里去筹边，未入玉门先化鹤；卅年忧国事，维标铜柱更何人”。

国民政府将其安葬在拉萨东郊(今日之“河坝林”），建塔纪事修刘公亭并竖碑。他的墓地和刘公亭不知何时被毁不存，墓址上修建了拉萨市委大楼。墓碑今存放于罗布林卡金色颇章(十三世达赖喇嘛夏宫）院内。通高61厘米，宽274厘米，藏汉两种文字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