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茶作为一个千年古茶，其文化积淀和形态演变同步走来。和其他茶一样，藏茶也有最初始的形态，还有相应的制作技艺和各自不同的称谓以及饮用方式。

唐宋是茶叶外观的形成时期，而关于茶叶的制作技艺描述就出自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茶之造》，其中有：“……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意思是天晴时采摘茶叶，然后蒸之，这过程包括了用“甑”蒸鲜叶，以热汽杀青；再捣之，其实就是比较重力的揉捻，让茶汁外溢而产生黏性；接着是拍之，这个拍字表达了有一定数量的茶叶堆叠在一起，而且体积不大、不厚，并且这个过程还要用“规”定型，让茶叶成型；继而焙之、穿之，就是把做好的茶饼，先用火焙，去掉水分，再用线穿挂起来，自然晾干，然后把茶封之，即用器具封装起来。这种制茶方式所形成的茶就叫“团茶”，以绳穿挂，便于保存与储放，而“煎茶”过程中所需的“炙茶”，就是将团茶放于火上炙烤，既提香又增加脆度而便于碾末。

由于唐代时已出现圆团形状的茶叶，那么从汉地传入西藏的茶叶，或者说藏茶早期的外观也可能是团状，也就是紧压的形状。从五代刘文锡的《茶谱》可以得这样的推断：“临邛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蕃、党项，重之。”这“火蕃饼”的制作与陆羽所描述几乎同出一辙，只不过体型和重量不同。事实上，临邛，也就是和雅安相邻的邛崃，在汉代就已产茶。并且，从“党项”的称谓分析，“火蕃饼”的出现应是在唐代，《旧唐书》中就有“党项羌”部落的记载。宋代之初，党项部族建立了西夏国，此时世人皆称“西夏”而不是党项。到元代时西夏被灭而党项族人也分别融入了蒙古族和藏族中，称雄西部几百年的党项族随之消亡。由此可以推断，唐宋时期的藏茶就是以散茶紧压而成的圆团形状，就如“火蕃茶”那样，每饼达到了四十两，接近藏茶中金尖半甑（按16两1斤算，即2.5斤，）的重量。这样形状和重量的紧压茶在唐宋时也是很难做到的。按当时所能采用的工具和技术考察，最有可能的就是以人工将散茶一层层地压实定型，所耗费的人力、时间可想而知。不过，也只有这样紧压，才符合降低长途运输的成本要求。

这种紧压制茶技艺也为元明时期所承继沿袭，特别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下旨：“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这里所指的“乌茶”就是专销乌斯藏（明代时西藏的称呼）的茶，而“蒸”其实是紧压茶的一道工序。从这可以看出，此时边销西藏的茶叶已使用蒸压制作技艺，或者说紧压形态的藏茶已成为这一时期较定型的产品。另一方面，随着元代以后汉藏茶马互易中心的南移，许多陕商茶号相继来到雅安开办茶号，逐渐形成规模化的藏茶制造业，其使用的蒸压制茶技艺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延续直至今天。

应该说，明代时藏茶的形状体量较大，这与当时的制茶技术和使用工具有关。从藏茶的几个传统品种看，金尖应该最符合早期的外形特征，因为金尖最早是8公斤一条，每条茶中有4甑，每甑2公斤，很接近一饼“火蕃饼”的重量。如果把金尖的每一甑都分开来包装，实际上就是“火蕃饼”的翻版，只是更紧实，更有砖形的紧压感。可以说，若要追溯明代以来传统藏茶品种的话，最早出现的应该就是类似“火蕃饼”的金尖。

那么，藏茶的另一个传统产品康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荥经县志·制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荥经“县境盛产茶叶，焙制加工，历史悠久……自民国初年创制砖茶（康砖茶），县内茶商遂以此为利，原来的品种少制或停制。……县境产制的原料茶及其砖茶，具有肉头厚，体份重等特点，深受藏胞欢迎。”康砖的制作流程和金尖相近，只有两点是不同的，一是主要用“做庄茶”，就是原料较精细，含梗量较金尖少；二是“按每甑（半公斤）以黄纸包裹，附以红纸藏文商标，装入茶篼，捆扎成包”。由于康砖的创制和生产加工技术的逐渐成熟，从民国时的康藏茶业公司精制茶厂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荥经茶厂都以生产康砖为主。就在1956年—1972年这段时间里，雅安南路边茶，即藏茶的生产加工主要集中在雅安茶厂、荥经茶厂、天全茶厂等三个茶厂，其中荥经主要生产康砖，天全主要生产金尖，而雅安茶厂则均有生产，根据需要负责调剂康砖、金尖的生产调拨数量。

传统藏茶并不只有外形粗放的金尖和康砖，也曾经是精粗兼备、品类齐全。在清代时，雅安茶号根据西藏的权贵阶层消费需求，增加了毛尖和芽细两个品种。毛尖是以采自春分前后的绿茶原料为茶基，茶芽为主、香气聚敛，经发酵压制后彰显馥郁浓醇。芽细茶则以清明前后的绿茶加工，因芽叶细嫩、条索清晰，故得名。毛尖和芽细都是砖茶，只不过用料精细，成本太高，所以规格比较小。此外，还有一款芽砖茶，也叫砖茶，主要用谷雨到立夏的绿茶原料加工制作，品级比毛尖和芽细又低一档。这三款茶形成传统藏茶的高等级系列产品，专供西藏的上流阶层以及寺院的高僧喇嘛饮用，普通的平民百姓既买不到，更喝不到。不过，这三款茶的消费群体需求量毕竟较少，特别在民国普遍性的经济萧条且雅安茶产业日渐凋敝的状况下，作为高端人群消费的茶叶生产同样受到影响，毛尖、芽细也大幅度减产。建国以后，雅安藏茶产业以满足西藏日益增加的茶叶需求为主导，全面发展康砖、金尖生产。于是，毛尖茶在1953年停产，而芽细茶也在1966年停产。直至1978年，雅安茶厂在保证边销计划的前提下，开始研发适合多层次消费群体的产品，试制成功了机压砖茶，取名为“川雅茶”和“团结茶”，其用料就是传统的芽砖茶。与此同时，又恢复了毛尖和芽细的生产，让这些传统藏茶中的高等级产品再次出现，让制茶技艺延续。

在藏茶的传统产品中，还有金玉、金仓两款，分别采用芒种和夏至以后的粗老叶子和茶梗制作。这两款茶的用料杂、含梗高、价格低，主要销西藏的牧区为主。金玉和金仓用料比康砖、金尖要低一两个等级，而在实际生产中，也可以用金玉、金仓为原料，进行精加工而压制成康砖和金尖。因此，金玉、金仓既可以是单独的品种，又可以作为康砖和金尖的原料茶。不过，由于金玉、金仓用料太粗老，含梗量太高，价格太低，很不符合藏销的成本要求，所以在民国后期渐减渐停，最后只剩下康砖、金尖、毛尖及芽细等。从制茶技艺和外观上看，金玉和金仓也可以说是粗放型的康砖和金尖，或者说是未达到精制和拼配标准的康砖和金尖。因此，金玉和金仓虽然不再是藏茶中的独立品种，但还是被作为原料茶而存在于传统藏茶中。

与南路边茶同一时期，还有被称为“西路边茶”的茯砖与方包茶，这两个品种可以说是广义的藏茶。首先是茯砖，为了与湖南和陕西生产的茯砖区分开来，本文中称之为“川茯砖”。川茯砖最早由四川灌县（今都江堰）的茶商所创制，大约出现在清代咸丰年间。《灌县志》卷四《食货·商》有载：“……清雍正间，始奏准立为西岸商岸，较南岸略少，而茶品过之。先承办者皆邑人，有何、董、贾、苟、余、王诸姓，各有引章，后渐租出。嘉庆间，陕人焦氏租引开设信兴公，至光绪十八年歇业，转租与鼎立元；……在灌城租引设号者，咸同间先后有何丰盛、严义合、马本立三家。……”这里的何丰盛 、严义和、马立本三家也是陕西的商帮茶号，在龙池设有分号，进行茶叶收购、制茶和运销。正是这一时期的陕商茶号，带来了茯砖的制作技艺，开启了灌县生产茯砖的历史。

川茯砖和陕西的泾阳茯砖一样的规格，茶砖重量3公斤，长36厘米，宽25厘米，厚5厘米。四边上线，砖面平整，棱角分明。原料采用金玉茶（即金仓），金尖，条茶（即细茶），黄片（粗老叶子）和茶梗。先将原料进行风选后再将长梗切细短，还有把粗叶片切碎，有人称之“鱼鳞片”，细且均匀，便于筑制。原料拼配完毕，还要进行蒸制发酵，即把原料蒸软，装到一个麻袋中进行再发酵，也称后发酵，因为原料初制时已经有过第一次发酵。川茯砖也是采用手工筑制和干燥发花，由于原料处理得精细，故发花也很细密均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四川省灌县茶厂重新生产加工茯砖，使用“民族团结”商标。1987年后灌县茶厂逐渐减少边销茯砖的生产量，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完全停产。与灌县茶厂同一时期生产加工茯砖的，还有北川茶厂和平武茶厂，都是使用“民族团结”商标，只不过灌县茶厂的茯砖的包装纸上还有加贴上表现民族团结的彩图，早期包装上的两面都加贴彩图，一面有“中茶”商标和火车头彩图，另一面是“民族团结”商标和各族人民手拉手的彩图，所以这一时期的灌县茯砖也被称为“火车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灌县茯砖的包装上就只剩一面加贴“民族团结”商标和各族人民手拉手的彩图，也被称为“手拉手”。

从清、民到计划经济时期，云南的下关沱茶也是藏销的边茶品类，此外盐津的康砖，贵州的康砖因同为康砖系列，而且不在雅安主产区，所以也不在本书进行详述。总之，在雅安及四川乃至云南、贵州等地的藏销边茶品类中，至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和市场份额的还是雅安藏茶。无论是制茶技艺的传承，还是传统品类的延续，康砖、金尖，还有曾经的毛尖、芽细、芽砖以及金玉、金仓，都是古老藏茶薪火不断、绵延不断且历久如新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