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是我的朋友圈签名，和我的头像、昵称一样用了好多年了。

我是安徽人，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来到了杭州，那时，父母在杭州做生意已经很多年了，而我原本是被扔在老家的“留守儿童”。

印象中，有一年大雪，我在老家的雪地里站着等着妈妈，听说那一天，她要从一个叫做“杭州”的地方回来。

妈妈回来了，看见我，抱着我就开始哭。后来她说，因为她看到我穿着的是一双红皮鞋，在雪地里连同我的脚趾冻得硬邦邦的红色皮凉鞋。我对这事一点印象也没有，反而是她穿着大毛领袄子、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惊得我又错愕又尴尬。

回家后，她和我爸大吵了一架，过完那个冬天，我就和两个弟弟一起就坐上了长途大客车，颠簸了一夜，来到了杭州。

那时父母在杭州的条件并不好，在城郊的农民房里租了一个单间，十来个平方米，屋里摆了一张床垫，一张桌子，平时吃饭睡觉都在这个屋里，我们姐弟仨一来，又加了一张床垫，更显得拥挤不堪。

我已经念书到三年级了，父母便把我转学到了“蓝天小学”，一个专门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读书的学校。在那里，过得也不开心，印象中，那些孩子总是在逼仄的走廊里堵我，学我的口音说话，笑话我走路的姿势。

读了两年，父母的条件好了一点，买了一个小一点的二手房，我又转学去了另一个小学。

搬家那天，从黄昏开始忙活，搬到“新家”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小区很旧，路灯昏暗，路上也没什么人，但是到下车时，我爸突然提议说，要不把弟弟装进行李箱吧。可行李箱满满当当，哪里还塞得进人，过了一会，他又说，要我们姐弟分开走，不要一起进家门，不要让邻居看见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就这样，我们三前两后，偷偷摸摸地溜进了自己家。那是一个小小的6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虽然还是要跟弟弟挤在一个房间睡，但总算是有独立的卫生间了，我们躺在床上，兴奋地憧憬着未来。

可是，学校的日子还是难熬，这是我第三次转学了，一年级的时候跳了级，还转过一次学。这一次上学的孩子都是本地的，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外地人”，这个绰号又跟着我两年。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杭州。

老家的人似乎更不喜欢我，逢年过节回去，亲戚们仿佛时刻在捕捉我身上的变化，试图在我的言行举止中找出漏洞，证明我在外面过了几年就变成“南蛮子”了，仿佛我是犯了数典忘祖的大错，而我也以自己和同龄人不一样为耻，一遍一遍地解释我没有变。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既不是安徽人，也不是杭州人，到处格格不入。

可是我还是爱杭州，杭州太美了。

杭州西湖。据视觉中国。

我爱杭州，或许更甚本地人。刚上大学时，带着班里外省的同学游西湖，我像介绍自己家乡那样骄傲，哪里是文人故居，哪里又有怎样的典故，我如数家珍。

来时9岁，现在34岁，

当我已经在杭州生活二十五年以后，我依然隐隐约约感受到自己徘徊在某种结界之外。

就比如，有人问：“你是哪里人？”我总是下意识地撇清跟杭州的关系，不是不想，而是觉得不配。杭州这么好这么美，却不是我的故乡。

今天拿到了两本书，是港大老校长王赓武的回忆录，腰封上分别写着“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王先生大半生生活在东南亚，参与马来西亚建国，分不清哪里是故土哪里是家乡。

我忽然意识到，每个会写“此心安处即是家”的人，其实都是漂在异乡的人。

越是强调心安，越是无尽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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