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莫高窟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的藏经洞，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写本和美术品。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古时代东西方文明的理解。

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关系着我们对藏经洞出土资料的正确理解和分析，是敦煌学研究者长期关心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对藏经洞资料的总体认识，也离不开我们对大约十一到十三世纪（宋元时代）西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了解，因而迄今还没有十分令人满意的解说。

早期藏经洞周围环境

一、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几种假说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封存的原因，一是封存的年代，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迄今为止，学者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这两点提出种种解说，归纳起来，影响最大的说法仍然是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斯坦因和伯希和。

斯坦因根据他在洞中所藏一些包裹皮中发现的一批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带有木轴的残经尾、木轴、丝带、布包皮、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等，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藏经洞就是堆放它们的处所。他还根据所见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者为十世纪末的情况，推测洞窟的封闭是在十一世纪初叶【1】。其观点可以作为“废弃说”的代表。

伯希和根据洞中无西夏文书，而藏汉文本及绢画、壁衣、佛像、石碑杂沓堆置，因而认为是1035年西夏入侵敦煌时为避外寇而仓皇封闭的【2】。有人称之为“避难说”。

此后，藤枝晃教授采用“废弃说”，他认为废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印本佛典取代了卷轴装佛典，图书馆书架的重新布置导致原来的卷轴佛典的废弃，时间在1002年以后不久【3】。

方广锠博士也主张“废弃说”，他提出的假设是在曹氏政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结果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过时的文书、废纸、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封存在藏经洞中【4】。而另一些学者则沿着伯希和的思路，又提出1008－1010年备战西夏而封存说【5】、1094－1098年黑韩王朝威胁说【6】，以及在更晚的年代中找寻封闭原因，甚者认为晚到元朝【7】。

本文对这两种看法提出质疑，并阐明自己的看法，目地是抛砖引玉，使有关藏经洞的讨论立足于通盘考虑敦煌藏经洞文献、文物以及当时历史背景的基础上。

今日藏经洞外观

二、藏经洞的原始面貌及后人扰动

探讨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首先应当尽可能地明了藏经洞所藏文献和文物的原貌。遗憾的是在斯坦因到来之前，没有详细的关于藏经洞发现时情形的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只是从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谢稚柳先生所撰《敦煌石室记》（无出版地，署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中，得到一些简略的报道：

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此光绪二十五年岁庚子四月二十七日事，盖宋时避西夏之乱秘藏于此，即世所传藏经洞也。

这里描述的藏经洞中经卷与经帙完好保存的情形虽较简单，但与斯坦因所述大体相同，或为谢氏得自当地民众中流传下来的说法，因此应予充分重视。

在藏经洞发现以后，王道士曾将其中一些精品作为标本，经肃州道台廷栋送给兰州的甘肃藩台，甘肃藩台根本不懂得这些写经的价值，命令将经卷原处封存，由王道士看管【8】。但王道士并没有全部封存，而是常常取出一些书法精美的写卷，送给达官贵人，以换取修缮莫高窟所需的费用。

1903—1904年，金石学家叶昌炽任甘肃学台，敦煌县令汪宗翰曾送上藏经洞出土的《大中五年（851）洪辩告身牒碑》拓本、《乾德六年（968）绘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槃经》四卷、梵文写经三十一页等【9】。不久，叶氏又从敦煌文人王宗海处，获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一、《开益经》残帙、《于阗国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等【10】。叶昌炽建议甘肃藩台将所有古物运到省垣保存，但因运费无着，仍令敦煌地方官府原地封存。

《于阗国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

1904年，汪宗翰奉甘肃藩台衙门之命，将藏经洞文献和文物检点封存【11】。但这次封存也不彻底，仍陆续有写卷或绢画流出。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藏族小僧人手中初见敦煌经卷【12】；1908年，陆季良曾从汪宗翰手获得后唐天成四年樊宜信造绢本《药师琉璃光如来像》【13】；同年，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清朝官员载澜处得到二件敦煌唐人写经【14】。

斯坦因是第一位留下详尽记载的考古学家，他根据洞中包裹的放置情形，认为在他到来之前，藏经洞上层的原貌已被打乱，有许多包裹中的分类也已混淆【15】。但是，从斯坦因的描述的情况来看，斯坦因所见到的藏经洞情形，仍然大体上保存了原本的一些状态。因此，我认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情形，应当是讨论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出发点。

《西域考古图记》第22章，集中记载了斯坦因在蒋孝琬帮助下考察藏经洞的详细过程。斯坦因的报告大体上是按照时间先后加以叙述的，但他又做了某些归类。这里只能非常简要地按原书顺序概述一下他的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1节《藏经洞的首次开启》，记斯坦因先是看到一捆蒋孝琬偷偷拿到他帐蓬中的汉文佛经包裹，然后是他见到的藏经洞情形，写本包裹塞满了洞窟，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因此不可能在洞中检寻这些包裹，所以在藏经洞外的大窟（16窟）中进行。最初见到的包裹中的汉文经卷保存得十分完好，由于数量太多，斯坦因放弃了让蒋孝琬编目的计划。接着记藏文卷子、于阗文写本、杂纸包裹、大的幡画包裹等等。第2节《多种语言藏书室中的发现物》，叙述斯坦因接着看到的包有他认为是废物的一些包裹、梵文和于阗文的贝叶写本包裹、藏文贝叶写本包裹、回鹘文和粟特文写卷，以及这类杂包裹中发现的如尼突厥文摩尼教忏悔词，其中许多是完本。第3节《写本和艺术品的获得》，记他翻检藏经洞最里层的汉藏文卷子包裹的过程，并描写了挡在写本绢画包裹后面的壁画和洪辩碑的原来位置。最后是他与王道士谈判而攫取宝藏的经过。第4节《对藏经洞的进一步考察》，主要是讲述伯希和的收获以及他所听说的运送北京时的情况【16】。

根据斯坦因的记载，藏经洞中的几乎所有的材料原来都是分类包在两种包裹皮中的，一类是所谓“杂包裹”（mixed bundles或miscellaneousbundles），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回鹘文或粟特文写本卷轴及绢纸绘画、丝织品和上面提到过的各种斯坦因认为是废弃物的东西都装在这类包裹皮中；另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regular library bundles），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装卷子12个左右；还有80个包裹装藏文卷子，此外还有11个较大的藏文贝叶夹本包。

分卷经帙

斯坦因是在对藏经洞做完彻底的翻检以后做出上述统计的，反映了他所见到的藏经洞的实貌。但斯坦因开始时是靠王道士和蒋孝琬夜间偷运来一步步接触藏经洞材料的，而且他的分类叙述也有碍于我们精确了解藏经洞的原貌。幸运的是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插图200和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旅行记《沙埋契丹废址记》插图194，有两张汉文写卷刚刚移出藏经洞的照片【17】，可以让人们一眼就看出这些汉文卷子是整齐地一捆捆包着的，其中一个包裹皮上还可以看见“摩诃般若 海”五个字，这正是依《开元录·入藏录》所写的经名和帙号，这个包裹所包的应当就是“海”字号的佛典四十卷本《摩诃般若经》第二帙【18】。这两张照片确证了这些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正是分帙存放的佛经。

然而，斯坦因当时不懂得汉文佛典在中古时代的图书馆中是分帙存放的，也未详究为什么许多保存完好的文献或绘画都包好了放置在一起，如他所列举的69叶的梵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Ch.0079.a）、44叶的于阗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Ch.00275）（图3）、长1108行的于阗文佛典合集（Ch.c.001）（图4）、十五英尺长的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Ch.0015）等精品【19】，他在讨论藏经洞封闭时片面地强调了藏经洞中的一些残品，而忽视了他本人所看到和介绍给读者的大量完整的资料，从而得出废弃说的看法。

经帙形态

斯坦因作为一个不懂汉文的西方考古学家，他当然不懂得中国古代的经帙制度，因而影响到他的结论的可靠性。但他以严谨的考古学方法，将他所获得的材料一一给以了以Ch.（“千佛洞”的缩写）为字头的原始编号；他还用小罗马数字作为“正规包裹”的编号，可以使人得知藏品的原貌【20】。由于王道士对汉文写卷的兴趣较非汉文写卷及美术品要大，所以，斯坦因尽可能多地取走了“杂包裹”，而只获得了270个装有汉藏文卷子的“正规包裹”【21】，这样就使得原本由1130个包裹所构成的正规藏书分散开来。

遗憾的是，斯坦因为了尽快攫取藏经洞宝藏，放弃了让蒋孝琬随地编制汉文写本目录的计划，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有厚达150页的“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品、丝织品及其他各种古物登记目录”和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的登记目录，唯独没有所获汉文写本目录【22】。而且，当斯坦因敦煌收集品送达伦敦后，由于资助他此次探险的是印度政府和英国博物馆，所以收集品又分散入藏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Office Library）、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CentralAsian Antiquities Museum）。

更为不幸的是，入藏英博的美术品和入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非汉文文献仍保留了Ch.起首的原始编号，而原本可以反映经帙情况的汉文卷子包裹的原始编号，却被英博在编目整理时废弃了，代之以S.编号【23】。

今天，在伦敦，汉文佛经写卷作为图书资料保存在英国图书馆，而包裹这些经卷的经帙，由于大都用丝锦制成，则被作为美术品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使帙与经卷进一步分离，目前想恢复藏经洞汉文佛典经帙合一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斯坦因记录的藏经洞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藏经洞的大体面貌。汉藏文佛典是分帙整齐地存放的，其他文字材料和绘画也都分类包在一起。这些主体内容很难被看作是废弃物，如完整的包在帙中的经卷，写于十世纪末叶首尾完整的一大批于阗文佛典，983年绘制的精美观音像（Ch.lvii.004），一大批完整的菩萨画幡（Ch.0025等）【24】，若笼统地被当作是废弃物，是很难理解的。

藏经洞经过斯坦因的一番折腾，在伯希和到来时已非原貌。伯希和说他所见到的情况是“洞中所弃，至为凌乱”，实是斯坦因等人翻检的结果，而伯希和却以此为藏经洞原状，因而得出是西夏来侵时僧人仓皇出逃时的样子。从这一点来看，伯希和提出的藏经洞封闭原因和年代是不足凭信的。

伯希和的文字记录远较斯坦因简略，我们从中得知斯坦因记载过的那11大夹藏文佛典

仍然原样未动，而其他各种文字的卷子和贝叶写本，大多残缺，但也不乏精品【25】。事实上，虽然伯希和的汉文水平远远高于斯坦因，但他也不懂中国古代图书分帙收藏的制度。

伯希和在藏经洞

伯希和初入藏经洞时，洞中大多数写本仍然是分帙放置的，这可以从伯希和那张著名的藏经洞留影中看出，即在他身后堆积的写本还包在帙中，而经他翻检后放置在一边的部分，则已经没有次序可言【26】。最遗憾的是伯希和将全部藏品翻检一遍时，明知不可能将所有藏品带走，故订立了几条选择标准，即只取背面有非汉语的卷子和带有题记的卷子，而一般他估计已入藏的普通汉藏文写经，则弃置未收。

从大多数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伯希和的捡选受到了很高的评价【27】，巴黎所存敦煌文书的确在许多方面优于伦敦藏卷。但是，正是这些普通的佛典，才能反映藏经洞原本的经帙合一的情形，经过伯希和这遍全面无遗漏的捡选，藏经洞中的主体藏书佛典部分，就再也不能恢复原貌了。

伯希和确是个行家，他不仅拿走了藏经洞留给今天研究者的文献精华，而且把斯坦因所遗的几乎所有美术品和普通藏文佛典之外的非汉语文献，都带回到巴黎，其中包括他在最初的报告中就已提到的一件竹制经帙【28】。1909年，伯希和曾带这件经帙和其他一些文献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罗振玉等人不仅抄录了大量文献材料，也记下了这件经帙【29】。

伯希和收集品和斯坦因收集品的收藏有些类似，即六千余件写本全归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收藏，而二百多幅绘画、二十余件木雕、一大批绢幡、经帙以及各类丝织品，先是入藏罗浮宫，最后在1947年，全部美术品都入藏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30】。因此，研究文献的人很少注意收藏在集美的原本与文献混为一体的经帙或其他美术品，以致上面提到的那件竹制经帙里面裱糊的一件唐代告身文书，迄今似仍不为研究唐代官文书者所知。

据宣统二年（1910）十月二十三日到的敦煌县档案记载，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王道士已将一些经卷，装成两个木桶，封钉坚固，中立木柱，安于佛殿，名曰转经桶。1910年，清朝学部电令甘督，将所余经卷悉数运到北京收藏。但敦煌县政府虽称“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但敦煌县官府草率从事，经桶原封未动，而且大量藏文卷子和夹板贝叶写经也不在取限。此次官府收取未尽，大量写本流散于当地民众手中【31】。而所谓转经桶，不过是王道士欺骗官府的把戏，我们可以想见他一定还窝藏了不少写经和绢画，以致于1911－1912年到敦煌的大谷探险队、1914年的斯坦因，都从王道士那里买到数百件敦煌写卷和一些绢画【32】。

1914—1915年的奥登堡，也从当地收集了大量残卷【33】。因此，真正入藏北京图书馆的藏经洞材料，主要是些汉文写经，它们本是斯坦因、伯希和、王道士的“劫余”之物【34】，进而，这部分写卷在途中和进京后又经人为截取精华，而将普通佛典断为数段充数【35】。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图书馆藏卷往往一件写经断为十五、六截的残状【36】。这种人为造成的残损不完的情形，不是藏经洞藏卷的原貌，也不能作为所谓“废弃说”的根据【37】。

以上简要地概述了藏经洞宝藏流散的大致过程，力图从斯坦因最原始的考察报告中找寻藏经洞的原貌，由此确认藏经洞原本是分帙封藏着的大批佛典，同时也精心保存着许多信士供养的佛画，还有一些残纸和丝织品残片等。

斯坦因以后，藏经洞原貌已乱，藏品经过多次分割，形成今天我们在各个收藏单位见到的敦煌残卷的样子。然而，这种今天的保存状态不是藏经洞的原貌，据此声称藏经洞中的材料都是废弃物，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三、唐五代敦煌经藏的缺经情况

我们在批评持“废弃说”者忽视藏经洞内较为完整的经卷和美术品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佛典残片和丝织品残块等今天人看来应当废弃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是废弃物，这关系到我们对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各寺院的收藏情形的认识。

斯坦因提出“废弃说”的时候，对唐宋时代敦煌佛教寺院的情况可以说所知甚少，因为那时大多数汉文文书尚未作过研究。今天，经过学者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们可以大致窥知当时寺院藏经以及其他供养具的收藏情况，从而可以对藏经洞中的这些残件给以一个比较圆满的解说。

唐代前期，敦煌佛教已很兴盛。武周时，莫高窟有千窟之多。吐蕃占领敦煌后，大力扶持佛教，寺院及僧尼数量大增。归义军继续了吐蕃时期崇佛的作法，佛教处于独尊的地位，敦煌佛寺也从吐蕃时期的十六座增加到十七、八座【38】。在这十余座寺院中，以龙兴寺最大，它是唐朝以来敦煌的官寺，位于沙州城内，临近州衙。不论吐蕃时期的都教授，还是归义军的河西都僧统，其治所都在龙兴寺中【39】。设立于莫高窟前的三界寺远离州城，是五代时期敦煌十七寺中较小的一个，它的创立远较龙兴、开元、灵图等大寺为晚，其藏经和其他供养具也无法与大寺相比。但无论是敦煌的大寺还是小寺，佛藏和供养佛像的残缺都是十分普遍的情况。

我们举大寺龙兴寺为例。P.3432是《吐蕃时期敦煌龙兴寺供养佛像佛经等历》，其中登录了龙兴寺所藏的佛像、佛经、衣物和法器等【40】。其中登录的一部大藏经，是按《大唐内典录·入藏录》的顺序排列的，依《内典录》，可知这部藏经有些帙不具足，有缺经情况【41】。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佛像画幡和经巾的记载，如“又小珠幡贰，不堪受用；又故金花幡叁，不堪受用”；“绯绢经巾，色绢裹，白练画缘，长两箭，阔壹箭半，不堪受用；又经巾壹，花罗表，红绢里，长壹箭半，阔叁尺伍，不堪受用；故黄绢额，长壹丈叁尺，不堪受用”【42】。这些已经不堪使用的佛像和经巾，仍然保存在龙兴寺中而不被废弃，根据下引敦煌文书和藏经洞出土幡画和经帙的古人修裱情形，它们等待的是修复，而不是废弃。

龙兴寺的缺经情况以后并未见好转，P.3852背记：“戊辰年九月七日，奉处分龙兴寺大藏经，准《入藏录》点勘经律论集传等，除见在，无者谨具数目如后：见欠经四百七十二卷；律共欠八十卷；论共欠三百一卷；集共欠一十四卷；贤圣传共欠二十一卷。经律论传集等都共欠八百八十八卷。”戊辰可能是大中二年（848）【43】，反映了吐蕃末年敦煌龙兴寺所欠佛典并未补足。

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什物历》所记该寺佛像等供养具的情况也与龙兴寺类同：“又破碎珠幡贰，不勘受用。故破碎高离（丽）锦经巾壹，麴尘绢里，每面各长壹箭半。”“故破黄绫鐧经巾壹，长叁箭，不勘受用。”“故破花罗经巾壹，不勘用。”“破碎生绢菩萨旛贰拾肆口。”【44】在这份什物历中，最不勘受用者，标明“次籍除”，即下次登录时除掉。所除者多为一般寺用日常生活什物，而大多数破碎的供养具从未废除。这反映了当年敦煌各寺对供养具的珍视，也说明不勘使用的佛像存于寺中是当时普遍的现象。

佛典的缺失直到宋初仍未改变，S.2142《佛典目录》题记云：“大唐（宋）乾德二年（964）岁次甲子四月二十三日，经司僧政惠晏、法律会慈等点检《大般若经》两部，欠数较多，未得成就。同日，法律海诠请藏《大佛顶略咒本》一卷，法律会慈请藏细字《最胜王经》两卷，计一部。”此时敦煌佛教教团所属的经司都无法配全藏经，更不用说一些一般的寺院了。

从吐蕃时期（767—848）到五代宋初，敦煌各寺佛典的缺欠是普遍的现象，在敦煌文书中有许多的这一时期的欠经目录、缺帙录、补写佛经目录、向中原乞经状等等【45】，说明了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

相比而言，较小的三界寺所藏佛典和幡画的情况更差。敦煌研究院藏0345号《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有如下题记：“长兴五年岁次甲午（934）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袟〕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应有藏内经论，见为目录。”据施萍婷先生研究，此卷是道真清理三界寺藏经目录，北京图书馆新0329号《见一切入藏经目录》则是收集修补佛经后的登录，其中也有同上题记，只是最后一句改为“应有所得经论，见为目录”；而S.3624是该目录的缮清本，惜仅存24行【46】。

三界寺藏经

从记载较全的新0329所登录的藏经来看【47】，补充后的三界寺经藏仍然是部帙不全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道真修补的这部不全的藏经中，有一些正统佛藏排斥的三阶教经典、疑伪经和禅籍，如《大乘无尽藏法》、《阎罗王受记》、《八阳神咒经》、《父母恩重经》、《无量大慈教经》、《善恶因果经》、《历代法宝记》等。这个目录有助对于我们理解藏经洞所含佛典的情况，即部帙不全，疑伪混杂【48】，如果用按《开元录》组织的唐五代寺院中完整规范的藏经来要求藏经洞藏品，当然就会认为它们是废弃物【49】，但当年的三界寺藏经本来就是如此地残缺不全和真伪混乱。

敦煌佛教发展到五代，疑伪经大行，这是民俗佛教盛行的结果。道真并非学问很深的义学法师，S.3147就是“三界比丘道真受持”的伪经《阎罗王授记经》【50】，可见他将疑伪经入藏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用唐五代长安、洛阳一些皇家官藏的情形来要求处于穷乡僻壤的敦煌三界寺藏经。

敦煌疑伪经

道真的修补佛典工作在934年以后并未终止，S.5663《中论》第二题记：“乙未年（935）正月十五日，三界寺修《大般若经》兼内道场课念沙门道真，兼条修诸经十一部，兼写《报恩经》一部，兼写《大佛名经》一部。道真发心造《大般若》〔袟〕六十个，并是锦绯绫具全，造银番伍拾口，并施入三界寺；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壹，施入三界寺。道真造刘萨诃和尚，施入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花毡壹，已上施入和尚，永为供养。道真修《大般若》壹部，修诸经十三部、番二七口、铜令（铃）香卢（炉）壹、香兼壹、经案壹、经藏一口、经布一条、花毡壹，以上施入经藏供养。”【51】可见道真不仅修补诸经，还造经帙，绘写佛像【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