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滚滚，一眼望去，是无边的戈壁荒漠，清冷肃静。它的外观，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沉闷却辉煌。

“它”便是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点，是全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圣地。

可若是没有他，或许敦煌的壁画艺术就不会流传至今，世人也不会观赏到莫高窟中的文物精品。

他即是“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敦煌，他的时间，他的家庭，他的一切，都是在为敦煌而活。

一

1904年，常书鸿出生于杭州，他的曾祖父曾当过军官，有着官饷。可辛亥革命后，这份“皇恩”自然就不可能再存在。因此，常家不得不自谋生计。

到了常书鸿这一辈，他反倒是不怎么关心谋生之道，一直跟着自家三叔学摹写画稿。也是在三叔的熏陶下，常书鸿热衷于绘画这门艺术。

可常书鸿的父亲并不觉得画画有用，在他看来，画画并不能填饱肚子。于是，在父亲的命令下，常书鸿不得不放弃以画画为学业的想法，于1918年报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本人要继续学会绘画的决心。

1927年6月，常书鸿在好友沈西苓父亲的资助下，得以前往法国留学，于11月考进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

一年后，常书鸿如愿升入专科，开始学习油画。1932年，他的《G夫人像》还获得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

随后，他的油画《浴后梳妆》、《浴女》也获得了第一名，他本人也因此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继续深造，师从当代著名新现实主义大师劳朗斯。

可以说，当时的常书鸿算是东方画家里头水平最高的一位了。

然而，当沉迷于西方艺术的他邂逅上东方艺术，那份喜爱悄悄地转移了。

1935年，正在法国学习油画的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的一个旧书摊看到了一本《敦煌图录》。那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1907年时在敦煌石窟中拍摄的。

看着这套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的图录，常书鸿不禁沉陷在了其中。以前的他总是会对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可如今，他震撼于自己国家的艺术。

待常书鸿看完《敦煌图录》时，太阳早已下手。书摊老板许是看出了常书鸿对敦煌艺术的喜欢，所以在他走前还告诉他在吉美博物馆里有许多关于敦煌的绢画资料。

常书鸿一听，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了吉美博物馆。如书店老板所说，博物馆里确实展览着伯希和当年从敦煌盗来的唐代大幅绢画。

逛完一圈，欣赏完所有的绢画后，常书鸿曾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曾经，他为了艺术奔走异国；如今，他仍是为了艺术而奔波，只不过这次，他是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二

1936年，常书鸿回国，在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邀请下，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不知是命运还是巧合，在一次聚会上，常书鸿又一次接触到了敦煌。聚会上，他认识了建筑家梁思成，两人都对敦煌感兴趣，整个过程都在聊敦煌。

1942年，梁思成特意来找常书鸿，询问他“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

简言之便是“愿不愿意到敦煌去。”

敦煌，一个苍凉而又雄壮的地方。它是诗人杨慎笔下的“白雁西风紫塞，皂雕落日黄沙”，也是社会活动家口中赵朴初的“瑞像九寻惊巨塑，飞天万态现秋毫。”

若谈起敦煌莫高窟，那肯定是人人皆有耳闻，莫高窟中的每一尊彩塑，每一幅壁画，可都是国家的明珠珍宝。

可敦煌这个地方，积淀了一千多年的风沙，一眼望去都是荒漠、戈壁，在这儿天天做研究可不是一件易事。大多数人只知道“敦煌石窟”、“敦煌壁画”，可殊不知，它还有个别名，叫“沙洲”。

可常书鸿一点也不在意这些，只知道，“去敦煌”是他自1935年来一直揣着的梦想。于是，常书鸿毅然决然地接受了梁思成的提议。

梁思成听闻后，笑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1943年，常书鸿准备前往敦煌前，梁思成还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为取得胜利准备牺牲一切。常书鸿后来的生活真的如这个词所言：他牺牲了日常生活，一直潜心于研究；他牺牲了家庭朋友，婚姻不幸。

他把自己的大好年华都献给了敦煌。

图|1939年，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在昆明

三

抵达敦煌时，莫高窟里的景象令所有研究人员倍感压力，尤其是常书鸿。

看着洞窟有的石墙上漆黑一片，明显是被火熏成这样的；再看看洞窟前室，有的都已坍塌成一堆，栈道也都被毁了，有的洞窟都无法走进去。

好在，大多数壁画还好好地保存着。

可常书鸿却觉得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要赶紧开始工作。为此，他连画画都抛在了脑后。

常书鸿整天忙前忙后地操心着敦煌所有事：先是要建围墙，防止人们随意进入；后又要解决经费问题，不得不经常给上级打报告，催经费；催了大半年，在梁思成的帮助下终于哟了经费后又要开始操心洞窟的打扫问题。

据说，当时洞窟里面的沙子多到大约有10万立方米。若要找人清扫，按当时工价来算的话，就要整整300万元。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支出，研究所并没有这么多钱。

好在，在所有人以及当地驻军的帮助下，最后还是清光所有沙子。

不过，石窟问题虽是得以解决了，可生活问题却越来越多了。

在敦煌，常书鸿不能随时随地喝他爱喝的咖啡，就连水也不是他平常喝的那个味道，敦煌的水在那时都是咸的。特别是在夏天，溪水被阳光晒到盐分更多，更咸。

包括蔬菜，他们只能天天吃咸韭菜。要想吃肉，得跑去城里，来回五十多公里，以牛车为交通工具，大概要花12个小时。

但其实这一趟去了之后也有点亏，因为阳光太毒，买回来的肉基本在路上就臭了，豆腐都会变酸。而且，敦煌燃料也不够，他们要想烧东西，也只能去几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挖灌木树根来烧。

一旦烧一次粮食，研究所的人都会蒸够吃半个月的馒头，然后将其拿到太阳底下晒干，这样就可以保存两三个月。但这两三个月的前提是一天只吃两餐。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生活，若没有强大的意志力，绝对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著名画家张大千当时也在敦煌，他在离开时就曾对常书鸿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常书鸿做到了，可他的妻子做不到。

四

早在常书鸿还没去留学时，他就与同乡的一个女孩子很要好。对方叫陈芝秀，是典型的富家千金。两人于1925年结婚，在常书鸿前往法国时，她也跟着去了。两人在法国还一起生了个女儿，叫常沙娜。

本来，常书鸿和陈芝秀的感情是特别好的，可在常书鸿了解到敦煌艺术后，两人开始有了分歧。

于陈芝秀而言，她只想一家三口好好地在法国生活，可常书鸿不愿意，他想回国。

在常书鸿回国后的一年，陈芝秀还是带着女儿一起回来了。说到底，她也是不想与常书鸿分离的。

而且，两人分开的这一年里，陈芝秀带着女儿独自生活，回来时还正好遇上国内战乱，差点被日军战机轰炸到。死里逃生的陈芝秀更加后怕以后见不到爱人，还开始信奉了天主教。

后来，常书鸿在去敦煌前，还特意说服了陈芝秀一起过去生活。按理说，陈芝秀一直都过惯了舒服生活，对于敦煌，她应该想都不想都拒绝的。可她却接受了，答应了常书鸿的请求。

可答应归答应，事实上，她真的无法适应敦煌生活。且不说生活艰苦，就单单说两人感情。来到敦煌后，常书鸿一直潜心于工作，对陈芝秀也不怎么关心照顾了。不是他故意冷落，而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余力了。

慢慢地，陈芝秀无法继续忍耐下去了，不管是对敦煌生活，还是对常书鸿。

她与常书鸿身边的总务主任赵忠清走在了一起，他们三都是同乡，常书鸿在了解到赵忠清没工作后便将他留在了敦煌，并介绍给陈芝秀认识。

可常书鸿没想到，在他顾着事业的时候，陈芝秀和赵忠清私下交好了两年。之后，陈芝秀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便说谎称自己要去兰州检查身体，而赵忠清便陪同她一起。

那时的常书鸿还傻傻地交代赵忠清：“忠清老弟，拜托你照顾好夫人。”

殊不知，他们两这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陈芝秀连同子女都一并“抛”在了敦煌，以及她的二十年婚姻。

图|常书鸿、陈芝秀（左起）留法时光，确为一对璧人

五

待陈芝秀走了后，常书鸿才开始反应过来自己的妻子跟人跑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当时，他还立刻找了一匹马，狂追了200多公里，想把妻子追回来。可还是晚了，常书鸿最后体力不支，昏倒在了戈壁滩上。

好在被当地工程师和工人找到了，抢救三天后，常书鸿才醒了过来。

待身体恢复后，他便重新投入了工作中，不再提陈芝秀一事。直到晚年回忆时才谈到说：“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

敦煌与爱人，他选择了前者。

至于后者，放手或许是对双方最好的选择。

只不过，陈芝秀后来的生活也并没有多好。在离开敦煌后，她与赵忠清虽然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但在五六十年代时，赵忠清便因身份敏感问题而被捕入狱，陈芝秀也一同被打上了“历史反革命家属的印记”。

尽管她有学历，有背景，但这个“印记”还是影响了她的后半生。不仅失去了丈夫，还没有了工作，就连基本的经济收入，她都没有了。

在赵忠清病死在监狱后，陈芝秀只能改嫁给一个工人，天天洗衣做饭度日。到了晚年，常沙娜偶尔就会去接济一下她。

就连临终时，也是只有常沙娜陪着陈芝秀，而她对女儿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至于常书鸿，他仍是守候着敦煌。只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在守候。

六

1946年，常书鸿曾回了一趟重庆，为敦煌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其中，就有一位叫李承仙的女性。

她是江西人，家里做盐商生意，还曾负责过同盟会的南洋筹款。不过，李承仙对做生意并不感兴趣，她喜欢画画，和常书鸿一样。

据说，李承仙父亲的堂兄李瑞清还是一位著名书画家，是张大千的老师。张大千还唤李承仙为“师妹”。而也正是因为张大千，李承仙才会对敦煌感兴趣，也才会了解到常书鸿这个人。

在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毕业后，22岁的李承仙立刻就报名去了敦煌。

许是因为她对敦煌的热爱程度同常书鸿一样，在准备去敦煌期间，有许多人想撮合他们二人在一起，其中，便包括张大千。

在一群“媒人”的撮合之下，常书鸿和李承仙还真的就成一对了，两人于1947年在兰州结婚，并于10月份一同前往敦煌。

他们没有蜜月期，也没有悠闲的婚后生活，相反，常书鸿婚前婚后其实没什么多大变化，仍是工作。他与李承仙虽说是夫妻，但其实更像是一对搭档。

不管是在研究所，还是在家里，他们经常只聊工作，聊敦煌。他们还称“自己是一对‘敦煌痴人’”。李承仙后来也和女儿常嘉煌说“她是常书鸿的保姆、秘书、下级……”

话虽如此，但李承仙并没有感到不满，因为她懂，常书鸿对敦煌的热爱。

可惜，随着时局动荡，十年浩劫的袭来，常书鸿并没能一直守候着敦煌。在那十年里，他也遭受到了许多不公，曾被人打到满口牙都掉了。

后来，他还被安排去喂猪。因为脊椎有伤，常书鸿只能跪着爬到猪圈，猪饿了爬过去，猪饱了他就爬回伙房。

好在，在那段艰苦岁月里，还有敦煌当地人民在支撑着常书鸿。

1968年，常书鸿被安排去看守果园。期间就有一个老农民专门步行30公里，捧着两个西瓜给他，说：“我从乡里走来，你是敦煌的恩人，虽然现在被打倒，但是我们老百姓忘不了你。”

从1943年至今，整整25年，当地所有人都记得，敦煌有个恩人，叫常书鸿。

可到了1982年，常书鸿被调回了北京，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或许，这次调动在别人看来，是一起升迁，是好事。可在常书鸿看来，他不想，也愿意，他舍不得敦煌。

可他也知道，他回不去敦煌了。

图|195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挥窦占彪修栈道

后来，常书鸿患了老年失忆症，他忘记了许多事情，但就是没忘记过敦煌，他经常说：“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为什么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

当时敦煌研究所的美学家高尔泰曾劝他：“算了，别回敦煌去了！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

可常书鸿并不同意他说的话，反驳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虽不安心，但也无可奈何，他只能坐在北京的房子里，想念着敦煌的土屋。

为此，常书鸿还在家里挂了好几个铃铛，风一吹，铃铛响，这般清脆空灵的声音让他有一种梦回敦煌的感觉。

可风一停，梦就醒了，他只能反反复复地在纸上写：“夜夜敦煌入梦来……”

直到1994年，梦也停了，常书鸿撒手人寰，享年90岁。

生前，他曾说过：“死了也要厮守敦煌。”因此，他的部分骨灰就埋在了他在莫高窟旧居院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而他的墓碑，则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上面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

从踏入敦煌的土地那一刻开始，常书鸿的灵魂便扎根在了那里。尽管他曾离开过，可他的心不曾走过。整整51年，他没有一刻是不想着敦煌的。

若只说事业，常书鸿这一点无疑是优秀的，成功的。可若谈感情，尤其是在与陈芝秀这段婚姻中，常书鸿并不是没有错，他在事业与爱人之间，优先了事业，忽略了爱人。

但这并不能说他大错特错，他不过是太爱敦煌罢了。这样的他，与同样爱着敦煌的李承仙才是天作之合。而陈芝秀，确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她不是不爱常书鸿，而是忍不了了。

归根结底，常书鸿的这一生仍是值得敬佩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

文|千拾

图片参考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