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康区又称“康藏”，是藏族传统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之一。该区域地处横断山区，是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云贵高原的重要连接地带，既是藏族同西南各民族密切接触交往的地区，也是历代中央王朝经营和治理西藏地方的通道和关键区域之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硕主编的《康藏史（古代卷、近代卷）》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本书以通史体例，将康藏历史置于历代中央王朝、西藏地方及汉藏民族交流互动之中，系统梳理和呈现了该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是首部全面、系统勾勒和呈现康区整体历史面貌的通史著作。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石硕教授进行了专访，在他看来，“康藏史”意味着“连接”，是对认识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一个丰富和拓展。

石硕教授

澎湃新闻：何为“康藏史”？康藏史的研究范围是什么？

石硕：这个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康藏史”的基础。“康藏”是一个习惯性称呼，藏族传统上将其分布地区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这既是藏语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板块。总体来说，“康藏”一词的产生，大体有两个含义：其一，“康”（khams）在藏语中是“边地”含义，这是一个相对于“卫藏”（含义是中心）中心区域的概念。其二，清末已筹划在原“川边特别行政区”基础上建立“西康省”，省会就选定在今天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但这个计划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断。直到抗战时期的1939年，鉴于该区域的重要性，才正式建立“西康省”。西康省第一任省主席是国民政府24军军长刘文辉。西康省的管辖范围分三个大部分：一个“宁属”，指原来清代四川省宁远府的辖区，共8个县，主要包括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一个是“康属”，主要包括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是藏族分布地区；一个是“雅属”，主要指今天除名山之外的雅安市地区。所以，“康藏”这个传统称呼，也和西康省有密切关系。

康藏史的研究范围与上述两者密切相关，一是指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地区，大致为今四川甘孜、云南迪庆、青海玉树三个藏族自治洲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俗称“三州一地”；另一个则是指原西康省“康属”范围。当然，历史上的康藏区域并不像今天的行政区域那么准确、清晰，经常是比较模糊和笼统的，这一点特别需要指出。总之，“康藏”是沿袭历史上的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作书名，是出于尊重历史的考虑。

澎湃新闻：康藏地区有何特殊性？

石硕：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和撰写《康藏史》过程中，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大体说来，康藏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康区是一个地理过渡地带，也是一个文化过渡带。

康区地处横断山脉地区，这里山川纵贯、东西骈列，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该区域处于我国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交接处，是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及川西平原的地理过渡带，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出水口，构成长江上游的三条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都从这里流过，是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康区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但由于崇山峻岭，这里的气候、植被垂直分布特点十分显著，地理环境有显著的阻隔性、分散性和多样性特点。

康区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自然与人文从来就息息相关，大致说来，康区的社会与人文方面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它是农牧过渡带。从北向南，康区是从农牧混合逐渐向南部山地农耕的过渡，从西向东，则是农牧混合向农业地带过渡。2、同地理环境的阻隔、分散和多样相对应，康区也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独特性最突出的区域之一。比如，虽然同属藏族文化，但金沙江流域、雅砻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等不同区域，均呈现了浓厚的地方特色。3、康区是民族走廊地带，民族的流动、迁徙十分显著。这又给该地区文化带来了突出的复合性、兼容性。4、康区在东西方向，是藏、汉民族交流互动以及西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连接通道和桥梁地区；在南北方向上，则是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发生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孔道。

澎湃新闻：从康藏史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有哪些独特的发现？

石硕：这个问题问得好。任何一个点、一个局部区域的研究，都应该问这个问题，即它对整体和全貌带来哪些新认识？前不久，在京召开《康藏史》新书发布及学术座谈会，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也提出这个问题，如何界定“康藏”？怎么认识“康藏”的意义？不是从知识层面说明“康藏”一词的含义，而是从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看，“康藏”意味着什么？从“康藏”视角，我们能看到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哪些过去看不到或被忽视的新东西？当然，从中原看边疆，与从边疆看中原，看到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就《康藏史》撰写的体会来说，首先，从康藏史视角，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进程更具体、更为生动，对认识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一个丰富和拓展。其次，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康藏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的答案是两个字——“连接”。今天，翻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几乎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青藏高原是怎样一步步进入中国版图的？这个问题的源头，始于吐蕃王朝的东向扩张，始于吐蕃与唐朝之间近两百年的密切交往与战和关系。前面说过，康藏地区是青藏高原同内地之间的地理过渡地带，也是文化过渡带。过渡带是什么？是“结合部”，也是“连接带”。康藏地区，正是这样一个“连接带”。如果我们不了解“康藏史”，缺失了这个“连接带”，我们就很难理解西藏乃至青藏高原地区为何一步步进入中国政治与文化体系。康藏地区，既是地理连接带，也是民族连接带，还是文化连接带。所以，我认为，《康藏史》的主题，就是两个字——“连接”。它是我们理解青藏高原怎样一步步进入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关键区域。

田野考察中的石硕教授

澎湃新闻：7世纪前康区的历史源流和社会状况是怎样的？

石硕：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康区已有古人类活动踪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康区的人类活动遗迹已相当丰富。主要表现于两点：其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康区的分布较为广泛。目前，在康区西部的澜沧江流域地区、东部大渡河上游地区均发现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二，新石器时代，康区已出现了一些文化堆积极厚的大型聚落遗址。这些大型聚落遗址延续的时间相当长，有的甚至达千年以上。这表明，新石器时代在康区这一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区，文明发展水平并不逊于周边其他地区。当我们把康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放在更大的地域空间来审视其与周边新石器文化的联系时，可以发现一个显著事实——康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存在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在康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着大量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彩陶和人工栽培作物粟。根据对东亚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及频率分布规律的调查，甘青地区的原始居民中的一支大约在6000年前很可能由于气候急变，即骤然转向寒冷干燥而开始由南下向横断山脉地带迁徙，并由此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人群的分化。这些经由不同的路线和通道南下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不仅是康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主要开拓者和创造者，也是藏缅语族最早的祖先人群。

继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后，康区古代先民留下的普遍分布的考古遗存，是一种被学术界称作“石棺葬”的墓葬文化。石棺葬在横断山区分布地域甚广，不仅在澜沧江上游流域、金沙江上游流域、大渡河中上游流域和滇西北地区均有分布，在岷江上游地区、青衣江流域乃至滇中地区也均有广泛的分布。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主要把分布于大渡河以西（汉代的“旄牛徼外”地区）的川西高原地带，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雅砻江和金沙江诸流域的石棺葬，同汉代活动于该区域的白狼、槃木、楼薄等部落相对应。在汉代白狼、槃木、楼薄等部落活动的所谓“旄牛徼外”区域，即今天雅安以西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确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石棺墓葬。史籍对白狼部落的记载相对丰富，白狼部落也是汉代康区范围最有名、最重要的部落。白狼部落应是以巴塘一带金沙江流域地区为中心，分布地域辽阔且大体覆盖了今川西高原范围的一个大部落，人口规模也较为可观。从其在后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来看，白狼部落无疑是汉代（乃至唐以前）康区最大和最重要的部落。

白狼部落最为有名的是留下了用白狼语记音的三首“白狼歌”，这是目前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古藏缅语语料。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是黄河上游人群向南和向西迁徙的第一个的高潮，那么，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尤其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西和向南迁徙的趋势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并形成藏缅语民族南迁的第二个高潮。这可以解释汉代分布于康区横断山脉地带的白狼部落所操的白狼语，何以会同藏语之间存在亲缘关系。汉代康区的白狼部落所使用的语言同藏语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的这一事实，也成为后来康区与西藏地区在文化面貌和语言系属上发生密切联系的基础。

在公元七世纪以前，西藏地区已与包括康区在内的川西高原地区存在密切联系与交往，一个突出现象是源自于象雄的苯教文化由西藏向川西高原地区的传播。从东汉时期川西高原范围出现被称作“邛笼”的碉这一建筑来看，琼氏部落由西藏琼布迁入川西北和康区的时间至少可上溯到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比公元７世纪初吐蕃王朝兴起早了约400年。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西藏腹心地区部落与康区部落之间的联系，还体现于两地之间可能存在部落间的联姻。无论是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 Ⅱ所记远古时代的“穆”、“恰”联姻，还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的传说，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均反映了在藏人的记忆中，在“远古之初，辟荒之始”，曾经发生过藏地腹心地区氏族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即康区地域的氏族部落之间的联姻。

隋代，在康区地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这就是《隋书》和《北史》所记载的“附国”。附国同汉代白狼部落之间显然应存在继承性。在附国的东北方向分布的众多部落中，还出现了名为“千碉”的部落。这说明，在隋代，来自西藏地区的苯教文化在康区和川西高原地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进一步说明，在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康区在文化以及信仰上已与西藏地区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

《康藏史（古代卷、近代卷）》

澎湃新闻：吐蕃崛起后，康区和吐蕃有着怎样的互动？

石硕：公元七世纪初，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之际，介于新兴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康区地域，乃是一个辽阔而又薄弱的中间地带。唐与吐蕃之间的附国、吐谷浑、党项、白兰及松外蛮等都处于相对自主的状态。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发动了直接针对唐朝的松州战役。吐蕃发动松州战役旨在谋求与唐联姻，并无与之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意图。松州战役是唐蕃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不但向唐展示了新兴吐蕃王朝的实力，由此也揭开了唐蕃之间在剑南、西川一带长达两百多年的争夺战的序幕。

在7-9世纪，吐蕃与唐朝在西南的战事主要集中于剑南西川一带，尤其是集中在松、茂、黎、雅、巂等各州一线，双方在此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吐蕃对剑南西川地区的进攻主要分南、北两条线。北线穿越横亘于康区北部的白兰地界，经草原地带长驱直入，直达今川西北大渡河上游及岷江上游地区。从公元八世纪起，在吐蕃征服南诏并与之结盟以后，南下滇西北、再由川西南一带北上黎、雅地区，也逐渐成为吐蕃进攻剑南西川的南线。南线主要是以南诏为依托，多为吐蕃与南诏军队联合作战。南线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活跃，成为吐蕃在巂州、黎州、雅州一带与唐交锋和争夺的主要进攻路线。在安史之乱后，吐蕃由南、北两条线路向剑南西川地区的进攻，最终形成了南、北呼应和贯通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