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说香港是“美食之都”，但这个美名其实是经历了过去一个世纪生猛演变的产物。

从咸鱼白粥到丝袜奶茶，从避风塘炒蟹到两餸饭——百年来，香港人在吃什么、怎么吃、和谁一起吃，答案一直在变。

当然，变的不仅是味道，更是这座城市的命运。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个世纪以来香港人的餐桌变迁吧~

19世纪中叶开埠之前，香港不过是南海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

渔民们靠海吃海，白天捕鱼，晚上也是吃鱼。普通人家经常吃咸鱼、虾酱这些腌制食品，因为它们耐放、便宜、下饭。

开埠之后，香港逐渐成为华南转口港，内地移民涌入，粤菜成为平民饮食的底色。

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日常吃的稍好一点就是咸鱼蒸肉饼。一块咸鱼配上一碗白粥，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餐。

街头小贩们也卖“快餐”，生鱼片、炸花生、蛋丝往滚烫的白粥里一放，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艇仔粥”。

等逢年过节，他们就可以吃上带肉的“硬菜”。

当普通市民在街头大排档寻找廉价的广式风味时，精英阶层却可以在“太平馆”这些高级西餐厅享用正宗的西餐。

那时候也有茶楼，但是普通百姓多是“一盅两件”的廉价点心，虾饺烧卖并不常有。

想要尝尝西餐的“鲜”，那就来一杯便宜的“西茶”意思一下吧。

但接下来，香港的餐桌就迎来了“至暗时刻”。

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开启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这是香港饮食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日军占领后，将香港储备粮中的95万担存米抢走80万担充作军粮。

从1942年起，日军对市民实行定额配给制度——每人每天仅可购买六两四（约240克）白米。一个家庭发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米、油、面粉、盐、糖全部定额供应。

六两四米是什么概念？一个成年人一天连半饱都做不到。白米供不应求后，改为配给日本萝卜充作粮食。

香港普通百姓被迫以木薯粉、树根、树叶、花生麸、番薯藤充饥。有人把木薯磨粉蒸成糕，粗糙难咽，但至少能果腹吧。当时因营养不良患上脚气病的人不计其数，饿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香港人口从1941年的161万人暴跌至1945年的60万人——整整少了100万。这100万人中，有饿死的，有被日军强制遣返的，也有逃离家园的。

那几年，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被香港人吃尽了。这段苦难记忆成了老一辈子永远难忘的痛。

等到了战后，香港百废待兴，饮食文化却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

1946年，中环兰香阁开业，成为香港第一家打正旗号的“茶餐厅”。

茶餐厅的前身是冰室，这是二战前香港受英式饮食文化影响诞生的餐厅，主要提供奶茶、咖啡、汽水、雪糕、三文治和多士等西式小食。但冰室收费仍不算便宜，于是平民化的版本应运而生。

1952年，兰芳园在中环摆花街以大牌档的形式开业，成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茶餐厅代表。

我们熟悉的丝袜奶茶正是兰芳园创办人林木河的发明。

但，丝袜奶茶并不是真的用丝袜冲茶。而是用特制白棉布茶袋过滤锡兰红茶，茶袋经长期使用后颜色变成咖啡色，形似丝袜，顾客便戏称“丝袜奶茶”。这个美丽的误会，成就了一款风靡全球的香港符号。

与此同时，大牌档在195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港英政府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大量发放大牌档牌照。这些铁皮屋式的路边食档，摆出几张折叠桌椅就能营业，碟头饭（一碟饭、一勺菜）成为工厂工人的标准正餐。

菠萝油正是诞生于1960年代的茶餐厅。港人觉得普通菠萝包味道不够，便将新鲜出炉的菠萝包横向切开，夹入一块厚切冰冻牛油。外热内冷、酥皮香甜、牛油在口中缓缓融化——“冰火两重天”的口感让菠萝油迅速成为下午茶标配。

1950至1970年代，大量内地移民涌入香港，带来了上海菜、四川菜、客家菜、京菜等“外江菜”。客家人的梅菜扣肉因价格划算、肉多管饱，深受劳动阶层欢迎。

潮州移民带来了鱼蛋、卤水鹅。咖喱鱼蛋从此成为香港街头小食的巅峰之作。

战后香港兴起了罐头文化。进口午餐肉配上公仔面和煎蛋，就是餐蛋面。它廉价又管饱，成为茶餐厅永恒经典。

到了七八十年代，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让普通市民的餐桌发生了质的变化。收入提高了，大家不再满足于“吃饱”，开始追求“吃好”。

于是，海鲜开始平民化。铜锣湾避风塘在七八十年代灯火璀璨，入夜后大量食艇聚集——海鲜艇、粉面艇、冰艇、水果艇、酒水艇纵横交错，炉头燃起，犹如一个海上食城。

避风塘炒蟹正是这段历史的产物。相传1965年，广东增城人廖喜迫于生计在铜锣湾避风塘以炒菜为生。渔民最常见的食材就是自家捕捞的虾蟹，廖喜想起家乡的炸蒜茸，尝试用炸蒜茸炒螃蟹，加入辣椒增香。

出锅时浓郁的蟹油蒜香味飘满整个避风塘，渔民争相品尝。这道菜从水上食艇走向岸上餐厅，最终成为香港十大经典名菜之一。

这一时期，日式料理也从高档走向了平民。1989年开业的元绿寿司成为香港第一家回转寿司店，以“碟碟10蚊”作招徕。后来，明将寿司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让寿司变得极为平民化，成为学生们的“恩物”。

超级市场的普及让进口食材走入寻常百姓家。香港人的餐桌也变得国际化——日本和牛、澳洲龙虾、新西兰青口，周末在家也能做一顿像样的西餐。

饮茶也从单纯的充饥，升格为一种社交仪式。

回归后的香港，饮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继续演变。

连锁快餐店大规模扩张，改变了传统饮食业的生态。但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厨师开始致力于“本土料理”复兴——古法烧腊、手搓虾饺、炭烧叉烧、猪油捞面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1969年开业的大安茶冰厅一度结业，又在新生代努力下重新开张，保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怀旧装潢，摇身一变成为新旧融合的“港式CAFÉ”。

百年老店莲香楼重开，保留点心车售卖、茶盅泡茶等传统，带给食客旧时光的体验。

健康与可持续的理念也开始影响香港人的选择——轻食沙拉、低糖奶茶、植物肉流行起来。

同时内地风味反向输入——酸菜鱼、麻辣香锅成为年轻人的外卖热门。

而两餸饭的复兴，则展现了香港饮食文化强大的适应力。两餸饭并非新鲜事物，早在1980年代已存在于工厂、医院的职工饭堂。2003年“非典”期间曾流行一时。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餐饮业受到巨大冲击，禁止堂食的措施让许多餐厅改卖两餸饭维持收入。

两餸饭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30至40港元、饭菜分量足、每餐提供20至30款菜式——有人说这折射出经济下行，也有人说这正是香港人“平靓正”的务实精神。

回望过去百年，香港普通百姓的餐桌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轨迹：从求生存，到求温饱，再到求多元，最后求品质与反思。

餐桌忠实地记录着香港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融合与创新。我们能从一道菜、一杯饮料中窥见一段消逝的历史，也能从中品味出这个城市真实的味道。

以上就是关于香港餐桌百年历史的内容~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