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绵竹,剑南老街的青石板路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烫。唐宫宴饮的仿古帐幔在风里轻轻晃动,酒博会的展板还没来得及撤完,空气里还残留着粮食发酵后特有的甜香。我站在天益老号的窖池边,看着酿酒师傅弯腰起糟,动作和一千五百年前大概没什么两样。
可我知道,有些事情不一样了。
《2026中国白酒市场中期研究报告》摆在我面前,数字是冷的:一季度20家上市酒企营收微降0.7%,利润降1.75%,但超过65%的企业销售量在减少,超过86%的企业利润率在下降,终端门店收缩比例超过六成。这些数字背后,是多少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多少次咬着牙做的决定。
我不禁想起一个问题——白酒的“拐点”,真的来了吗?
拐点是什么?它从来不是等来的
“拐点”这个词,我们中国人说起来总带着点期盼的意思——好像熬过这一段,一切都会好起来。
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事情没那么简单。
就比如柯达当年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发明了数码相机,却舍不得胶片业务的丰厚利润,等着市场“回暖”。结果等来的是破产。隔壁的富士胶片呢?早早看清了“胶卷需求不可逆萎缩”这个事实,把感光化学的核心能力迁移到医疗影像、化妆品、半导体材料——活了下来,活得还不错。
而日本清酒的故事更贴近我们。
1973年之后,清酒产量连续下滑了五十多年。不是因为酒不好喝了,是因为喝酒的人变了:年轻人不爱喝了,健康意识起来了,商务宴请的场景收缩了。到今天,清酒行业也没有回到当年的巅峰,但那些活下来的企业找到了三条路——做高端、做出口、做低度衍生品。
你看,拐点从来不是“等回来”的,是“走过去”的。
2015年的中国钢铁行业也是。
那时候全行业亏损,没有谁来救市,就是硬生生靠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把行业从“拼规模”扭到了“拼品质”。到今天,钢铁总量没有大幅增长,但龙头企业的利润稳了。
白酒今天面临的情况,和这些何其相似。主力消费人群在变老,年轻人端起杯子的频率在下降,商务宴请在收缩,渠道囤货增值的逻辑在瓦解——这不是一阵风吹过就没事了,这是行业的气候变了。
绵竹:一个产区的“拐点答卷”
可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我在绵竹看到了一些让人心头一暖的东西。
剑南老街不再只是一个“看看老窖池、听听历史故事”的地方了。你可以穿上汉服和NPC互动,可以亲手调一杯属于自己的酒,可以在非遗市集里逛上半天。酒博会期间老街的年轻人明显多了,他们来打卡、来发朋友圈、来体验一种“和酒有关的生活方式”。
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把文化变成可触摸的体验”。一瓶酒放在货架上,它只是一瓶酒;但当它被放进一条街、一段故事、一次互动里,它就变成了一种记忆。
绵竹的东圣酒业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副董事长钟嫒琳跟我们说起东圣的“宠粉节”,眼睛里是有光的。她们在抖音上发起话题挑战,让年轻人拍视频、玩创意,把一瓶酒变成了一次社交、一次表达。她们还在做果酒,在做直播间,在想方设法让年轻人“愿意试一试”。
这些尝试也许还很小,但指向同一个方向:白酒正在学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不是高高在上的“国粹”,不是只属于父辈的酒桌记忆,而是一种可以被重新发现的美好。
穿越拐点的几条“笨办法”
站在绵竹往回看,那些穿越过拐点的行业,其实都留下了相似的脚印。我试着把它们梳理成几条“笨办法”,送给部分还在迷茫中的白酒企业:
第一条,别再幻想“回到从前”了。
总量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猛涨了,但结构性机会一直都在——高端礼赠、大众口粮、低度细分,这三条路足够走很久。
第二条,分清什么是“真资产”,什么是“假资产”。
窖池是真的,品牌是真的,产地文化是真的。但靠渠道压货堆出来的账面数字,靠涨价撑起来的估值,那些东西说没就没。
第三条,给自己留一条“第二曲线”。
富士胶片花了十几年才完成转型,白酒的年轻化、国际化、酒文旅融合,现在不做,以后来不及。
第四条,龙头要有龙头的担当。
就像剑南春把技术标准、人才培训、供应链能力开放给产区的中小企业,这不是“做慈善”,这是在建设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活下去、活得更好的生态。
第五条,也是最要紧的一条——从“卖给经销商”转向“卖给消费者”。
过去很多年,白酒的繁荣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渠道库存上的。但真实开瓶率,才是衡量一个品牌健康的唯一标准。
写在最后
写完这篇文章,我又翻了翻那份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停了很久:“68.5%的企业认为下半年将继续下行,仅2.1%预期明显复苏。”
2.1%,这个数字小得让人心疼。但转念一想,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拐点,不都是在大多数人悲观的时候悄悄开始的吗?
白酒不会被替代。它有文化、有社交属性、有时间酿造出来的壁垒。但它也逃不过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费习惯的迁移、理性的回归。
所以,“拐了吗?”
我想答案是:拐了。但不是等一个奇迹般的V型反转,而是接受一个朴素的事实——旧的游戏规则结束了,新的规则正在被书写。
而这个夏天,在绵竹,我看到有人在认真地写着。
他们不是在等拐点。
他们在走出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