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平壤市郊的公寓楼还沉浸在黑暗中，只有零星几扇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李正浩已经醒了，或者说，他根本没怎么睡着。胃里那种熟悉的空洞感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他的五脏六腑，将他从浅眠中拖拽出来。

他轻手轻脚地摸到厨房——说是厨房，其实只是个两平方米的角落，一个单头煤气灶，一个水槽，一排简易架子。他打开米桶，把手伸进去摸索。指尖传来的触感让他心里一沉：只剩下大约三天的量了。而这还是掺杂了玉米碴、碎麦粒的混合粮，纯大米上个月就吃完了。

李正浩是国营机械厂的四级焊工，四十二岁，有一个妻子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按照朝鲜的配给制，他这样的工人每月应获得700克日粮标准。但现实是，配给经常延迟、短缺，或者干脆以“替代粮”形式发放——那些粗糙、难以下咽，但能填满胃袋的东西。

他舀出今天全家的早餐量：800克混合粮。这听起来不少，但这是四口人一天的开始。他用大锅煮粥，水加得很多，粥稀得能照见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妻子会在粥里加些干野菜和盐，这就是早餐的全部。

五点半，家人陆续起床。十五岁的儿子哲洙正处在疯长阶段，身高已经超过父亲，但瘦得像根竹竿。他一口气喝了三碗粥，碗底刮得干干净净，然后眼巴巴地看着空锅。

“爸，我上午体育课要跑三千米。”哲洙小声说。

李正浩没说话，默默把自己碗里剩下的半碗粥推给儿子。

惊人的食量，惊人的真相

上午七点，李正浩走进工厂车间。巨大的厂房里，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金属和机油的味道。他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焊接拖拉机零件，一站就是八个小时。

工间休息时，男人们聚在车间角落，聊起了最近的口粮。

“我家上个月的配给又晚了三天。”老金抱怨道，他是厂里的老钳工。

“你这算什么，”年轻些的崔成敏插话，“我家那片发的是陈年玉米，硬得崩牙，煮两个小时都不烂。”

李正浩默默听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妻子准备的间食——两个比拳头还小的烤土豆。他慢慢地吃，每一口都嚼得很细。这是他在长期食物短缺中学会的技能：充分咀嚼能产生饱腹感的错觉。

“你们知道吗，”老金压低声音说，“我侄子在军队，他说那边每天能吃上三顿饭，还有豆腐汤。”

众人沉默了。在朝鲜，军队的伙食确实比平民好，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家庭愿意送儿子去服役的原因之一——至少在那里，他们能相对吃饱。

午餐时间，工厂食堂提供一顿热餐：通常是玉米饭配泡菜汤，偶尔有几片豆腐或一点鱼干。工人们排队领取自己的份，然后迅速吃完。李正浩注意到，几乎所有人都会把碗舔干净，连汤汁都不剩。

这种惊人的食量——一个成年男子一顿能吃下一斤多主食——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但在朝鲜底层是常态。不是因为他们胃口特别大，而是因为他们的饮食结构极度单一：高碳水化合物，低脂肪，几乎缺乏蛋白质。吃下大量主食，身体却依然渴望营养，于是形成了“吃得多，饿得快”的恶性循环。

市场里的秘密

下午三点，李正浩提前一小时下班——今天是他的休息日。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走向离家三公里外的“统一市场”。这是政府允许的农民市场，农民可以在这里出售自留地生产的农产品。

市场里人头攒动，空气中混合着蔬菜、生肉和汗水的味道。摊位上的商品琳琅满目：白菜、萝卜、土豆、玉米，偶尔能看到小块猪肉或鸡肉，标价高得令人咋舌。李正浩在一个卖玉米面的摊位前停下。

“怎么卖？”他问。

摊主是个脸色黝黑的农村妇女：“一公斤四千朝元。”

李正浩心里快速计算：这相当于他月工资的二十分之一。他咬咬牙：“来两公斤。”

交易完成后，他继续在市场里转悠。在一个相对僻静的角落，他看到几个男人在低声交谈，手里提着黑色的塑料袋。李正浩知道那是什么——黑市大米。这些大米通常来自中国边境的走私，或者是从军队、特供渠道流出的。价格是官方配给的十倍，但质量好得多。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有货吗？”他小声问。

一个戴帽子的男人打量了他一眼：“要多少？”

“五公斤。”

“七万朝元。”

李正浩倒吸一口凉气。这几乎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他摇摇头，转身离开。

回家的路上，他经过“黎明大街”——平壤新建的高档住宅区。那里矗立着色彩鲜艳的公寓楼，楼下的商店橱窗里陈列着进口商品：中国的零食、日本的电器、甚至还有法国的红酒。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进出咖啡馆，手里拿着智能手机。

李正浩加快脚步，仿佛那些景象会灼伤他的眼睛。

一顿晚餐的构成

晚上六点，李正浩回到家。妻子美兰正在准备晚餐。今天有点特别——是她父亲的生日，老人家会过来吃饭。

美兰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她省下来的半斤白米。她又切了一小块腌猪肉——这是用李正浩上个月加班工资在黑市买的，一直舍不得吃。加上从市场买来的玉米面和自家阳台上种的葱，她开始做饭。

晚餐上桌时，气氛变得郑重。中间是一锅白米饭——真正的、不加杂粮的白米饭，旁边是一小碗猪肉炒葱，一碟泡菜，还有玉米面糊。

美兰的父亲，七十三岁的金老人，看着桌上的饭菜，眼眶有些湿润。

“白米饭啊，”他喃喃道，“我年轻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口。”

老人讲起了往事。那是1990年代，朝鲜经历“苦难的行军”时期，全国性的大饥荒夺走了无数生命。那时，人们吃树皮、草根，甚至观音土。能吃到一碗玉米糊就是幸运。

“那时候，人的胃能装下惊人的东西，”老人说，“不是因为想吃，是因为不吃就会死。”

他描述了一个细节：当时有一种“代用粮”，是用玉米芯磨碎后混合少许玉米面做成的饼。这种饼极其粗糙，难以下咽，吃多了还会便秘甚至肠梗阻。但人们还是拼命吃，因为胃里的灼烧感比什么都可怕。

“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老人总结道，夹起一块猪肉，仔细品味，“至少，我们还有选择。”

但李正浩知道，这种“选择”是脆弱的，是用全家人拼命工作、省吃俭用换来的。而他那些没有额外收入来源的同事、邻居，仍然过着顿顿粗粮、食量惊人却营养不良的生活。

两个朝鲜，两种食量

晚上九点，送走老人后，李正浩站在阳台上抽烟——这是他从中国走私来的廉价香烟，是他唯一的奢侈。

楼下街道上，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李正浩认出那是附近一栋高档公寓居民的车。那栋公寓里住着外贸公司的职员、科学家、艺术家，他们是朝鲜的新兴中产阶级，能够通过特殊渠道获得外汇和进口商品。

他们的食量完全不同。

李正浩的姐夫就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有一次家庭聚会，姐夫无意中提到，他的午餐通常是两菜一汤加米饭，偶尔还有水果。他的孩子们每天能喝到牛奶，吃到鸡蛋。

“我们公司食堂的厨师以前在涉外酒店工作，”姐夫说，“做的菜不比中国餐厅差。”

那一刻，李正浩感到了强烈的割裂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个街区，却像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一个朝鲜：食量惊人，但食物粗糙单一，胃被填满，身体却依然饥饿。

另一个朝鲜：食量正常甚至精致，食物多样营养，他们关心的是味道和健康，而不是能否吃饱。

这种割裂无处不在：在配给站排队领取玉米的平民和在涉外商店购买进口食品的精英；在学校午餐只能吃土豆饼的普通孩子和在特殊学校享受营养餐的干部子女；在工厂食堂狼吞虎咽的工人和在高级餐厅优雅用餐的官员。

在这个食量惊人的国度，最重要的不是吃下多少，而是为什么而吃。他的父亲为生存而吃，他自己为家庭而吃，而现在，他要开始为改变而吃——哪怕这种改变微不足道，哪怕它只是一袋黑市大米。

阳光洒在街道上，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烟，商店陆续开门，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这个碳水共和国，人们的胃仍然巨大，食物仍然粗糙，生活仍然艰难。

但总有什么，在悄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