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LEE

中国人体工程学研究院研究员

北美人体工程学研究院院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与金融策略研究生毕业

当人体工程学聚焦敦煌的佛教场所，我们看到的远非简单的“风水选址”，而是一部融合地理枢纽、宗教传播、文化交融与全民信仰的宏大史诗。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在莫高窟的万千壁画中，在雷音寺的晨钟暮鼓里，敦煌能成为佛国圣地，从来不是偶然——它是丝绸之路咽喉地位的必然选择，是佛教东传的关键节点，是修行者对清静之地的向往，更是历代统治者与百姓用信仰共同浇灌的结果。每一处佛窟、每一座寺庙，都在诉说着“天时、地利、人和”如何在此交织，孕育出这片西北大地的信仰奇迹。

一、地利：丝绸之路的咽喉，佛音东来的驿站

若问敦煌为何能成为佛教圣地，首先要回到它最核心的“地理基因”——丝绸之路的咽喉。在古代，从长安出发，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阳关后，敦煌是最后一座繁华城邦；从西域而来，翻过帕米尔高原，敦煌是进入中原前的第一处补给站。这种“东西交汇、南北阻隔”的位置，让它成了商旅、使节、僧侣的“必经之地”，也成了佛教东传的“天然驿站”。

想象一下，公元4世纪，鸠摩罗什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东来，要将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敦煌是他停留的第一站——这里既有中原的文人能协助译经，又有西域的僧侣能沟通语言，更有充足的物资供他安顿。而法显、玄奘西行求法时，敦煌则是他们“告别中原”的最后一站，在这里补充干粮、寻访同道，再带着信仰踏上穿越沙漠的征途。莫高窟第296窟的《商旅图》，就生动描绘了胡商驼队在敦煌歇脚的场景：骆驼满载货物，商人手牵缰绳，旁边的僧侣正驻足观望——这幅壁画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敦煌“商路与佛路共生”的景象。

更难得的是，敦煌远离中原的战乱，能为佛教修行提供“相对安宁”的环境。十六国时期，中原大地政权更迭频繁，战火纷飞，僧侣们为了躲避战乱、安心修行，纷纷向西迁徙。而敦煌地处西北，受中原战乱影响较小，鸣沙山、三危山环绕的地形，又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尘嚣隔绝在外。在这里，僧侣们能静下心来译经、讲法、开凿洞窟，让佛教信仰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可以说，敦煌的地理位置，既让它成为“佛音东来的通道”，又让它成为“信仰栖息的港湾”。

二、天时：佛教东传的大潮，神圣传说的加持

敦煌的佛教缘分，恰逢“佛教东传”的历史大潮——这是它成为圣地的“天时”。从东汉末年开始，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第一个传播高峰。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大力扶持佛教；文人雅士被佛教的哲学思想吸引，纷纷研习佛经；普通百姓则在佛教中寻找心灵慰藉，祈求平安。这种“上至皇室、下至百姓”的信仰热潮，为敦煌佛教场所的兴建提供了“历史土壤”。

而敦煌自身的“神圣传说”，则为这份“天时”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传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僔云游至敦煌，夕阳西下时，他抬头望见三危山上“金光闪耀，如现万佛”——金色的光芒从山巅射出，仿佛无数佛陀在云端显现。乐僔被这神圣的景象震撼，认定这里是“佛国净土”，于是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这就是莫高窟的开端。

这个传说并非虚无缥缈的神话，而是赋予了敦煌“宗教神圣性”的关键。在佛教信仰中，“祥瑞显现”是佛陀对世人的“加持”，是“修行之地”的象征。乐僔的“金光见佛”，让敦煌从“普通的地理节点”变成了“佛所护佑的圣地”。此后，越来越多的僧侣、信徒慕名而来，在鸣沙山开凿洞窟、塑造佛像、绘制壁画，莫高窟从“一个洞窟”逐渐发展成“千佛洞”，敦煌也从“丝路驿站”变成了“佛国圣地”。

三、人和：修行者的向往，全民的信仰共建

敦煌的佛教场所，从来不是“少数高僧的独角戏”，而是“修行者与全民共同筑就的信仰殿堂”——这是它的“人和”。从选择清修之地，到官方与民间的共同投入，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离不开信仰的力量。

对修行者而言，敦煌是“理想的清修之地”。佛教修行讲究“远离尘嚣、清静自然”，而鸣沙山东麓的断崖，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这里背靠鸣沙山，前临大泉河，既挡住了沙漠的风沙，又有充足的水源；砾岩构成的崖壁，质地坚硬却不脆裂，非常适合开凿洞窟——僧侣们可以在洞窟内禅坐、诵经、绘制佛经故事，不受外界干扰。莫高窟的洞窟大多坐西朝东，既能避免午后强光直射，又能让清晨的阳光照亮洞窟，保持洞内干燥，这种“背风、向阳、近水”的选址，不是“风水迷信”，而是修行者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是“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

而官方与民间的“共同推动”，则让敦煌的佛教场所不断壮大。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敦煌的地方贵族、官员、商人，甚至普通百姓，都纷纷出资开窟造像。他们有的为了“积累功德”，祈求家人平安；有的为了“彰显身份”，将自己的画像绘在洞窟的墙壁上（即“供养人画像”）；有的则是纯粹的信仰驱动，希望通过支持佛教，获得心灵的慰藉。莫高窟第98窟的供养人画像中，既有张议潮这样的地方节度使，也有普通的工匠、农民；雷音寺的扩建，除了宗教需求，也有百姓自愿捐赠财物，希望寺庙能“护佑一方”。这种“全民参与”的信仰氛围，让敦煌的佛教场所不仅是“修行之地”，更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四、文明交融：多元艺术的殿堂，历史的视觉档案

敦煌能成为“佛国圣地”，还因为它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十字路口”——佛教在这里不仅是信仰，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而莫高窟的壁画与彩塑，就是这份交融的“活化石”。

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不仅有佛教教义，还有印度的绘画风格、波斯的服饰纹样、希腊的雕塑技法。僧侣和工匠们将这些外来文化与中原的艺术传统融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敦煌艺术”。莫高窟第220窟的《药师经变图》中，乐舞伎的服饰上绣着波斯的联珠纹，舞姿却带着中原的柔美；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将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与佛教传播的故事结合，既体现了中原的历史观，又融入了佛教的叙事逻辑。这些壁画不再是简单的“佛经图解”，而是“多元文明对话”的见证——它们让佛教信仰变得更生动、更多元，也让敦煌成为“艺术的殿堂”，吸引着更多人前来瞻仰、学习。

更难得的是，敦煌的壁画还是“历史的视觉档案”。除了佛经故事，壁画中还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描绘了敦煌节度使张议潮带领军队出行的盛大场景，铠甲、旗帜、乐器都细节逼真；《农耕图》展现了农民播种、收割的日常，连农具的样式都清晰可见；《商旅图》则记录了胡商与中原商人交易的热闹景象，骆驼、货物、货币都反映了当时的贸易状况。这些壁画为后世研究唐代的军事、农业、商业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也让敦煌的佛教场所超越了“宗教建筑”的范畴，成为“记录历史的博物馆”。

五、风水的真相：环境智慧的部分契合，而非核心动因

谈到敦煌的佛教场所，人们总会提到“风水”，但事实上，传统风水思想在其中只是“部分影响”，而非“核心动因”。古人选择在鸣沙山开凿洞窟、修建寺庙，确实考虑了“背山、面水、向阳”的环境因素——背山能挡风沙，面水能得滋养，向阳能保干燥，这些理念与风水思想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有契合之处，但本质上是“适应修行需求的环境选择”，而非“追求吉凶的风水布局”。

真正让敦煌成为佛国圣地的，是它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地理枢纽功能”，是佛教东传的“历史机遇”，是修行者对清静之地的“向往”，是全民参与的“信仰力量”，以及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魅力”。风水可能影响了某个洞窟的朝向、某座寺庙的布局，但无法解释敦煌佛教场所的“宏大格局”——为什么这里能成为佛教东传的节点？为什么能吸引全民投入？为什么能成为多元文明的交汇点？答案只能在“地理、历史、宗教、文化”的多重因素中寻找。

六、信仰与文明的永恒印记

当我们站在莫高窟前，看着鸣沙山的黄沙掠过崖壁上的洞窟，听着大泉河的流水静静流淌，会明白敦煌的佛教场所，从来不是“孤立的宗教建筑”，而是“丝绸之路的信仰坐标”，是“多元文明的交汇点”，是“全民信仰的结晶”。它的诞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契合——丝绸之路的咽喉地位给了它“通道”，佛教东传的大潮给了它“机遇”，修行者与百姓的信仰给了它“生命力”，多元文明的交融给了它“魅力”。

今天，莫高窟的壁画依旧色彩鲜艳，雷音寺的钟声依旧清脆悠扬。它们不再只是“古代的遗迹”，而是“活着的文化遗产”——它们提醒着我们，敦煌之所以成为佛国圣地，不是因为所谓的“风水”，而是因为人类对信仰的追求、对文明的包容、对自然的适应。这份精神，才是敦煌最珍贵的“宝藏”，也是它能在千年岁月中，始终闪耀的原因。（参考人体工程学丛书城市风水“敦煌”一书）

《假如历史可以这样》——李神韵 MAX LEE（台湾人类智库出版社）

内容简介

《假如历史可以这样》是作家MAX LEE李神韵 在17岁时创作的一部历史推演类通俗读物，由中国台湾人类智库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大胆假设和逻辑推演，探讨如果某些关键历史事件走向不同，世界可能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作者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带领读者进入一个个“如果……会怎样？”的历史想象空间。例如：

• “如果郑成功未能收复台湾，东亚格局会如何变化？”
• “如果甲午战争清朝获胜，近代中国命运是否会被改写？”

这些假设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真实历史背景进行合理推演，旨在让读者重新思考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书中可能涉及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以及台湾地区的历史视角，但整体风格偏向趣味性，而非严肃学术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