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延安的窑洞灯火，照亮了救亡图存的暗夜，成为中华儿女永远的精神灯塔；山西阳泉的矿山与街巷，见证了百团大战正太铁路上的浴血奋战，凝结着敌后抗战的坚韧；广西桂林的山水间，文艺力量与军民共筑防线，书写下文化抗战的传奇。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城市，触摸历史印记，读懂烽火中淬炼出的不朽的民族精神。

回到延安：“你为什么还要去延安呢？”

本报记者 秦 毅

蔡妤在西北局纪念馆为参观者讲述延安故事 受访者供图

“1940年冬天，凛冽的北风携着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向着延安猛扑过来。为了坚定抗日军民信心，传递党的声音，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近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第五届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上，来自陕西代表队的延安西北局革命旧址管理处讲解员蔡妤以《红色电波中的胜利回响》为题，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的故事。革命圣地延安感人的红色故事以及讲解员深情的讲述，打动了无数观众。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精神传承到制度探索，从绝境重生到走向胜利，延安以其独特的历史际遇，成为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辉煌的转折点。从1935年到1948年，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凤凰山、枣园、杨家岭、南泥湾……在延安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革命旧址星罗棋布，成为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是指引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奋勇争先、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延安西北局纪念馆的窑洞窗棂，散在那一盏盏煤油灯上时，我总会想到80多年前，就是这煤油灯点燃的那束束暖光，照亮了无数个深夜里的文件、地图和不眠的身影……”在西北局纪念馆工作的10年间，蔡妤与上千件文物“对话”，它们像沉默的讲述者，把红色延安的故事、把穿透时空的抗战精神，一点点刻进她的心里，并通过她的讲述，走进众多参观者的心中。

红色是延安的底色。抗战时期，延安缺衣少食，却成了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灯塔”。据统计，全面抗战后的两年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多达4万余人。在物资短缺、食物匮乏、水源紧张等异常困难的生活条件下，爱国青年在当时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马克思列宁学院等30余所窑洞大学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坚定了信仰，在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开辟出人生新境界。

因为这里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力更生，有“官兵一致、军民一心”的鱼水情深，更有“为了民族解放，万死不辞”的家国担当。“这些都是抗战精神最生动的注脚——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进柴米油盐的坚守、刻在一言一行里的赤诚。”蔡妤说。

当时的延安也是抗日歌曲的海洋，有学者这样评价：“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极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千万人能被歌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踏着统一的步伐前进！”

“万重山，难又险，延安吃的是小米饭，穿的麻草鞋，你为什么还要去延安呢？”在工作中，通过一个个故事和讲解，蔡妤告诉每一位参观者，“是因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真理的光辉、民族的希望，让这片热土成为团结进步、抗战到底的象征。”

“窑洞里的光，既照见来时路，也指引向远方。我试着把延安的故事放进时代语境里讲，比如给年轻人讲‘大生产运动’，会联系到今天的‘奋斗者精神’——当年开荒种地是为了活下去，现在攻坚克难是为了活得更好，本质上都是‘自己动手，自己创造’。”蔡妤努力当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讲述者和传播者，让走进延安的人都能带走一份感动、一股力量，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为什么出发。

延安，从革命时期的绝境重生到建设年代的攻坚克难，延安精神赋予人们破解具体问题的方法论，也成为支撑民族前行的精神脊梁，让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昂扬的斗志和与人民同行的自觉。走进延安，不只是走进一段历史，更是进行一场精神的洗礼，让人们在触摸过往中汲取力量，在感悟初心时明确方向。

回到阳泉：“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本报记者 朱 萌

观众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 刘胜拍 摄

山西阳泉，狮脑山绿意葱茏，形如刺刀的百团大战纪念碑直指苍穹。500米外的山路上，络绎不绝的观众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寻访红色阳泉，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7月7日下午，在百团大战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百团大战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

“大家好，欢迎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太行巍峨，松柏常青。这里是位于太行山中麓阳泉市西南部的狮脑山主峰，是抗日战争时期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主战场之一。”7月以来，馆内观众多、讲解工作繁重，讲解组组长石玮和同事们精神饱满地穿梭在各个展区之间。

时间拨回到85年前。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枪口下的苦难中国，亟待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同年8月的一个夜晚，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夜空，各路突击部队如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永载史册的百团大战由此打响。“百团大战分为3个阶段。”石玮说，“第一阶段主要进行以摧毁正太路为重点的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人在华北占领的主要交通线。第二阶段开展了一系列以歼灭深入抗日根据地日军据点为重点的攻坚战。第三阶段是反‘扫荡’作战，粉碎日军的疯狂进攻。”

狮脑山位于阳泉火车站西南5公里处，是控制正太铁路的战略要地。在第一阶段，为掩护正太铁路破袭，八路军第129师385旅14团和769团（老九团）奉命连夜占领狮脑山。翻开抗日英雄志，狮脑山鏖战六昼夜，阴雨连绵、给养匮乏，八路军指战员靠吃黑豆、啃苞米、喝菜汤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成功掩护了正太路西段的破袭作战。第129师参谋长李达这样评价：“这次战斗，充分说明了我军不但攻如猛虎，而且守如泰山，大煞了所谓‘赫赫皇军’的威风。”

正太铁路破袭战、狮脑山战斗、康家会战斗、东团堡战斗……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作战，105个团20余万人先后参战，不仅粉碎了日军“囚笼”政策的围困，更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百团大战纪念馆用7个部分展出图片470余幅、实物200余件，设置场景10余处，包括运用声光电等手段展现的狮脑山鏖战场景。据统计，百团大战纪念馆（碑）年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

自2010年到百团大战纪念馆（碑）从事讲解工作以来，15年间，石玮接待了7000余批14万名参观者，为五湖四海的观众讲述这场闻名中外的战役。石玮说：“初上岗位时，面对陈列展品，我只是机械地背诵讲解词。后来，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中，那些英烈事迹、革命故事，不再是文字，而是鲜活的生命与滚烫的信仰。”

在石玮的记忆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展品前老泪纵横，也有孩子们清澈的眼眸中燃起崇敬与好奇。石玮说：“很多个时刻，我深知自己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历史与现实的摆渡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愿继续耕耘在这片红色热土上，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百团大战主战场之一、七亘大捷发生地……阳泉是一座诞生于战火中的城市，红色就是它的底色。

今年是阳泉建市78周年。

如今，狮脑山的硝烟早已散去，但红色基因已融入阳泉的血脉。走出百团大战纪念馆，西南100米处有狮脑山战斗指挥所旧址，西北200米处新建的百团大战纪念馆军事文化园，集武器实物展示、国防教育、军事科普、互动体验、参观游览于一体，进一步拓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空间。

走下狮脑山，一座座红色文化场馆、一处处红色遗址遍布全市，共同构建起阳泉的“红色教育矩阵”；“抗战模范村”辛庄村、石评梅纪念馆所在的小河古村、建设着烈士陵园的大独头村、影片《地道战》取景地南庄村等村庄深挖红色历史，打造差异化的红色乡村旅游目的地。近年来，阳泉市委、市政府切实加强红色遗址旧址挖掘保护利用，围绕红色资源深化现场教学，大力推进红色文化保护传承立法，让“中共创建第一城”红色品牌越叫越响。

回到桂林：“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本报记者 宾 阳 通讯员 蒋 鹏 石维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饱含炽热爱国情感的诗句，是艾青1938年在广西桂林写就的。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众多文化守护者在这里，以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为载体传播抗战思想。在桂林，艾青写下了《死难者的画像》《纵火》《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等作品，声讨日寇累累恶行，引领民众燃起不屈的战斗豪情。

1938年，随着湖北武汉、广东广州相继沦陷，炮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同年1月8日晚，桂林公共体育场内人声鼎沸，由桂林抗战歌咏团精心组织的“火炬公唱大会”在此隆重举办。据1938年出版的《抗战中的广西动态》记载，当晚超万人参与公唱，火炬之光与救亡歌声交织，将整个桂林城融入热血与期望中。

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桂林有49家印刷厂月排字量超4000万，开办过178家书店和出版社，出版了图书2000多种、杂志200多种，抗战书籍印刷数量占全国出版总量的80%。同时，在桂林出版和发行的报纸有13家、驻桂林的新闻机构有10余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华日报社桂林分馆和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等。

随着全国各地的通讯社、报社、出版社、杂志社、书店、广播电台、影剧院、学校、学会、话剧团、戏剧社等在这里集结和大量民众涌入，桂林城区人口由原来的7万人猛增到高峰时期的50万人。

当时在桂林的陶行知说：“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估计有一万人。”这些人成为全国抗战鼓动宣传和戏剧宣传的中坚力量，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欧阳予倩、田汉、夏衍、艾青、胡愈之、范长江、马君武、梁漱溟、李四光、何香凝、徐悲鸿等。

“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岩洞就是学校”“警报是我们的上课钟”……七星岩等岩洞中，至今仍保留的标语，见证了抗战时期桂林岩洞教育的历史。岩洞教育的创意出自陶行知。当年，他因为演讲中途躲避空袭，突发灵感发展岩洞教育，组织战时普及教育团，利用大山洞设立战时民众学校，这种创新模式不仅为当时开展教育活动开拓了空间，也为战乱中的人传递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如今，岩洞教育已成为桂林城市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来自广东、湖南、广西、江西、云南等地的32个文艺团队近千人，3个月共演出80个剧目170多场，涵盖话剧、平局、桂剧、歌剧等剧种，观众超10万人次。当时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察的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撰文介绍西南剧展时称，如此宏大规模的剧展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

位于桂林市解放西路15号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是当年西南剧展的主会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广西省立艺术馆成为抗战文艺工作者的大本营，是抗日战争时期进步力量的聚集地，也是当时桂林的文化坐标。

据《桂林抗战文化遗产》收录整理，目前，桂林全市有指挥机构、文化团体、名人住址、军事设施、日军罪证、纪念建筑等方面的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超150处。它们不仅是桂林城独特的历史印记，更是苦难中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坐标。如今，当人们驻足凝视，触摸这些带着时光温度的遗存，便能真切感受到先辈们在绝境中迸发的坚韧与智慧。这份坚韧与智慧，穿越80余载风雨，在新时代凝聚起磅礴力量，激励着中华儿女步履铿锵、勇毅前行。

2025年8月5日《中国文化报》

第4版刊发特别报道

《回到一座城，读懂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