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地在兴安盟乌兰浩特，一岁时随父母到呼伦贝尔。所以，我几乎走遍了呼伦贝尔草原，却对兴安盟的草原一无所知。今年夏天，我终于来到了我神往已久的乌兰毛都草原。

车一开进草原，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舒缓的山峦，层叠渐去，一条蜿蜒清澈的河水穿过草原，流向远方。河边是一丛丛的红毛柳，树丛之间点缀着一头头花斑色的奶牛，有的悠闲地饮水、吃草，有的懒散地躺卧在草丛里慢慢地咀嚼回味。山坡上，像星星一样布满了雪白的羊群……这种田园牧歌的景象即使在神奇的呼伦贝尔也不易看到。这分明是草原中的草原，北方高原里的世外桃源。乌兰毛都乡的书记达胡巴雅尔告诉我，这就是传说中的杭盖。杭盖是蒙古语，即山林中的草地。内蒙古的草原一般分为三种地貌，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杭盖草原。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典型草原，也叫平草原；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内蒙古西部则属于荒漠草原，或叫戈壁草原。乌兰毛都则是典型的杭盖草原。所以，森林、河流、草原和丘陵是杭盖草原必备的四个特征。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朋友、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唱的那首《迷人的杭盖》：

北方茂密的大森林，

养育着富足和安详，

露水升空造云彩，

生机勃勃的杭盖。

蔚蓝色的杭盖，

多么圣洁的地方，

满山野果随你采，

只求不要改变我的杭盖。

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杭盖这个词的含义，今天才终于真正理解，原来它包含着如此迷人的境界。

乌兰毛都草原处在大兴安岭向科尔沁草原和松嫩平原的过渡带上，紧邻阿尔山和蒙古国的东方省，是著名的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乌兰毛都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红树”，因盛产红毛柳而得名。据说红毛柳一般都长在有水源的地方，树干高大笔直，远看如白桦树，叶子会随着秋天的邻近而由翠绿变成枯黄，之后便随风坠落，但是它的枝条却永远保持着红色，远远望去，一丛丛，一片片，如火焰，似彩霞，给静静的乌兰毛都草原增添了火热的激情，也形成了别处草原所没有的独特景观。

历史上，这里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哥斡赤斤的领地。帖木哥斡赤斤比成吉思汗小六岁，在蒙古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作为左领军，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蒙古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将以大兴安岭为分界线，岭西以海拉尔河、哈拉哈河流域为中心，岭东以洮儿河、嫩江流域为中心的最大面积的土地分封给了他。并让他掌管蒙古大本营的中央“兀鲁思”。成吉思汗带兵出征时，帖木哥·斡赤斤则留守漠北的蒙古大本营，以“监国”身份处理国政。在“监国”期间，他果断地铲除了向成吉思汗发起挑战的通天巫阔阔出，深得成吉思汗和母亲诃额伦的宠爱和信任。《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爱他胜过其余诸弟，让他坐在诸兄之上。”后来，他和他的后人塔察儿又拥立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登上皇位，巩固了蒙古帝国，成为蒙古民族延续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回想历史，再看看眼前如仙境般的现实，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风水宝地这个词。

如今，乌兰毛都是科尔沁右翼前旗的一个乡，蒙古语叫苏木，总面积2408平方公里，总人口4500多人。让我惊讶的是4500多人当中竟有98%是蒙古族，这个比例在全内蒙古自治区也是最高的。所以，走进乌兰毛都乡的所在地，在街头，在人们之间的谈话中，你几乎听不到一句汉语。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蒙古语夹杂着一些汉语的名词，让我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将近40年的蒙古人几乎可以听得懂。这种现象确实值得研究。近代以来，蒙古民族与汉族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这种特殊的蒙汉杂糅的语言环境。有人说这种变化是对蒙古语言的侵蚀和同化，我过去也认可这种观点，但是当我实地考察后发现，这其实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语言自身的流变过程中，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主动借用或挪用。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具有身份认同的功用，“是其使用者的象征。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浓缩了其民族的法则、传统和信仰。”（见《语言兴衰论》，罗伯特·迪克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但同时，它也具有交际的功能，是人类相互交流的工具，这就促使语言向便于使用和沟通的方向演变。蒙古语向汉语的借用，就如同汉语对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的借用是一样的。我当然尊重和热爱纯正的蒙古语，我也不只一次表达过我亲耳聆听蒙古语朗诵诗歌时的感动，我还知道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但是我们只能面对这种变化和存在。况且我发现，这种对汉语的借用或挪用多数是针对名词，且多是一些外来的现代词汇，比如电视、冰箱、手机、微信等等，而主语、动词、句式乃至音调依然是蒙古语言所特有的。我还注意到，这种借用大都只限于口语，在书面语中，尤其是在诗歌语言中，依然保持着传统蒙古语的纯粹性。就是这样的充满争议的语言，成了不仅在乌兰毛都，而且在兴安盟大部分地区蒙古人彼此交流的生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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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兴安《天性如此》，中国纺织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