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报）

◈党河风情线夜景。供图/中共敦煌市委宣传部

三危巍峨峙东南，沙海苍茫横四野。祁连山冰雪融水汇成党河，在戈壁腹地孕育出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绿洲——敦煌。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自治区）交界地带，自古为中原疆域西极门户、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既是中原连通西域的文明枢纽，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场域，更是历代王朝经略西北、安边固疆的战略支点。

世人认知的敦煌，多始于莫高窟的千年飞天、丝路古道的商旅驼铃，或是玉门关、阳关承载的千古边塞咏叹。追根溯源，这片绿洲的千年盛衰，始终与边疆治理迭代、多民族融合深度绑定。从汉郡开疆拓土、魏晋柔性维稳、盛唐多元包容、宋夏分治变迁、明代疆域收缩，到清代文脉复兴，敦煌两千年行政区划沿革与地名演变，记录着这座边城的兴废，镌刻着古代中国因地制宜、包容共生、稳边怀远的治理智慧，沉淀出独属于西部边陲的家国文脉。

壹

建制千年流变

随势改制，见证边疆治理迭代

敦煌行政区划的置废更迭，并非简单的行政变更，而是历代中原王朝适配西北地缘格局、民族结构、边防形势的主动施策。两千年来，这片土地先后历经郡县统辖、大族共治、羁縻辅治、部落管控、藩镇自治、军卫镇守、州县归一的治理模式，完整呈现了古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演进脉络，也深刻影响着边塞文脉的气质流变。

敦煌，古称瓜州。先秦时期，敦煌长期为游牧民族活动地带，为月氏驻牧地，西汉初为匈奴所占。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经略河西，实施“列四郡、据两关”治边方略，设立敦煌郡，下辖六县，形成“郡下有县、县下有乡、乡下有里”的有序管理机构。玉门关、阳关分立南北，长城连接东西，郡县制度下的移民垦边、屯田戍守、烽燧驿传等政策体系全面推行，以中原治理模式取代游牧散居状态，敦煌被稳固纳入“大一统”行政版图。王莽时期，敦煌曾短暂更名为敦德，但其西部门户的战略定位始终未变。

◈ 阳关。康锦虎 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中原朝廷对河西管控弱化，边疆治理转向柔性调适。各政权因地制宜调整建制，依托地方世家大族、佛寺僧众协同维系社会秩序，形成州镇并行、僧俗共治、多族群共存的特殊治理形态。前凉张骏置沙州，治所在敦煌，沙州建制由此开始。

隋唐实现大一统，敦煌建制更迭频繁，“瓜州”“沙州”“敦煌郡”名号数次变动。隋文帝实行州统县的二级行政制度，废敦煌郡，改置敦煌县，隶于瓜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复改州为郡，瓜州更名为敦煌郡。盛唐秉持包容开放的治边理念，贞观七年（633年）更名沙州，天宝元年（742年）复改敦煌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称沙州。州县实治与羁縻安抚并行，绿洲核心区域实行中原标准化州县治理，周边游牧部族区域保留固有习俗，实行羁縻府州自治；军政体系完备，丝路商贸繁荣，民族交融持续深化，形成一统有度、包容有序的治理格局，敦煌迎来社会发展与边塞文化的双重鼎盛时期。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日衰，贞元时期以后，沙州陷于吐蕃，郡县、乡里制度废止，州县治理体系暂时中断。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创建归义军，收复瓜、沙二州，推行汉地乡里制度与吐蕃部落旧制并存的治理模式，在乱世中延续了中原文脉与丝路根基。

明代疆域收缩。永乐二年（1404年）设沙州卫，属羁縻卫所，实行松散管控、因俗而治。嘉靖年间，军民内迁、嘉峪关封闭，疆域防线全面内收。整个明朝时期，瓜、沙二州未能被重新纳入州县行政体系。

清朝重启西北经略。雍正元年（1723年）设沙州所，雍正三年（1725年）升沙州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州县制度再度推行。建制复位与地名归复，标志着治边思路由单纯军事防御转向固疆、安民、睦族、兴文统筹推进。

民国之后，敦煌建制持续演进。1949年10月，敦煌县人民政府成立。1987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敦煌县，设立县级敦煌市，完成现代城市建制转型。

两千年间，敦煌地名数易而城址未移，建制几废而文脉不坠，屡经兴废而传承不辍的建制脉络，充分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稳边怀远的治边智慧，是我国西部边疆治理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样本。

贰

古地名沿革

双名共生，厚植边疆文明底色

地名是镌刻在土地上的文明密码，既是地域文化符号，也是行政区划与治边策略转变的直观载体。敦煌之名渊源久远，现代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敦煌”并非原生汉语地名，而是古代河西游牧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但其原始语种尚无定论，主要假说包括月氏语、吐火罗语、东伊朗语等。《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是对该区域较早的地理记载，地名由张骞出使西域探查月氏故地后传入中原。东汉应劭撰写的《汉书音义》释曰：敦，大也；煌，盛也。这一经典释义为历代所承袭，完成了外来地名的中原文化阐释。

◈ 游客在敦煌博物馆参观。供图/中共敦煌市委宣传部

在全国地名体系中，敦煌双名并存格局极为独特。自前凉设立沙州始，“敦煌”与“沙州”两名并行千载，形成一文一武、一礼一治的双重叙事体系。作为文化符号，“敦煌”多运用于郡、县文教建制，伴随内地式郡县治理落地，代表疆域认同、国门威仪形象与文明互通理念，象征大一统格局下的开放包容；作为军政载体，“沙州”多对应州、路、卫戍建制，主要出现在边务吃紧、实行军管或羁縻管控阶段，聚焦屯田戍边、安民固疆的实务治理，适配边疆复杂局势下的守土需求。双名交替使用，映照出历代王朝治边重心的转换：国力鼎盛、丝路通畅、郡县体系完备之时，多用“敦煌”彰显盛世开放气象；边务繁剧、重在军事守备之际，则以“沙州”军政体系维系疆域安定。

此外，玉门关、阳关、悬泉置、三危山等一众传世古地名共同构筑敦煌地理标识体系，同样与区划建制相伴相生。玉门关、阳关随敦煌郡设立而成为汉代边防门户；悬泉置依托郡县邮驿制度承担丝路传递与迎送之责；三危山是史籍所见敦煌最早地名之一，关联早期族群迁徙与华夏边裔治理记忆。即便历经吐蕃占领、明代关闭嘉峪关，地方州县建制一度中断，但地名依靠史籍载录、诗文传诵得以流传。待清代重置敦煌县，地名与行政建制再度耦合，实现治理与文脉接续，充分展现地名传承历史脉络、延续地方文明的独特价值。

叁

丝路、石窟、关隘

随建制兴衰，载文明传承

丝路枢纽、石窟艺术、关隘遗存，是敦煌三大核心文化标识，是历代治边方略孕育的文明成果，其兴衰始终与政区建制、治边格局更迭同频起落，深刻映射中原王朝对这片绿洲的经略重心。

汉唐盛世，中原丝绸、造纸、冶铁技术由此西传，西域物产、佛教、乐舞经此东输，儒学、印度佛教、希腊艺术在此交汇，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生态。宋元以后，陆上丝路虽时断时续，但文明交流未曾断绝。时至今日，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年年举办，古城重回对外文化交流前沿。丝路荣枯，是历代治边成效的直观体现：国力鼎盛、郡县完备则商旅云集，建制废弛则古道沉寂。

◈敦煌莫高窟。张晓亮 摄

莫高窟作为敦煌文明核心载体，其兴衰起落与地方治理形态紧密相连。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僔和尚于三危山开凿首窟，法良继之，历经北凉至元代持续兴建，形成绵延1600米的石窟群，其规模之宏大、延续时间之长举世无双。隋唐时期州县体制稳固，造窟达到鼎盛，中原与西域艺术风格交融共生，儒释道多元思想兼容并存，石窟艺术走向巅峰；吐蕃占领时期州县体系瓦解，石窟建设受挫；归义军汉蕃并治，持续开窟造像；明代官方建制缺失，石窟营建停滞；清代复县，文脉得续。地方行政格局的更迭，同步反映在洞窟形制、彩塑造型与壁画风貌之中，中原范式、吐蕃审美、本土地域风格先后交融更迭；石窟遗存风貌的层层演变，成为见证治权兴废、丝路文化流动交融的鲜活载体。莫高窟的开凿，多为商旅、戍卒、民众出资修建，而非官修，从中可见官方之外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正是边疆社会多元共治的生动写照。

汉武帝开河西设四郡，于敦煌修筑玉门关与阳关，两关以内为中原郡县编户之地，两关以外是西域诸国分布之域，分扼丝路南北要冲，构成西部重要边防屏障。建制调整直接决定两关战略价值，双关兴废始终是治边意志最醒目的界碑：盛唐疆域拓展，两关兼具军事防御与对外通商功能，安史之乱后渐废；明代沙州卫后期防线东移，关城日渐荒废；清代重置州县，两关遗址转变为回望边塞治理历史的文化地标。无数戍卒、文人以敦煌关隘山河为意象，书写疆域开合、民族交融与家国悲欢的壮阔篇章。“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等边塞诗词的广为流传，让两关突破地理界线，成为承载家国情怀的文化符号和边塞文学的精神原点。

丝路见证对外开放，石窟留存精神信仰，关隘镌刻家国记忆。三者叠加铸就敦煌独有的文明底蕴，使这座戈壁绿洲历经数次盛衰更迭，始终保有重启复兴的深厚文化根基。循着丝路、石窟与关隘留下的历史线索可见，敦煌的历史变迁正是中国边疆治理的生动体现，深刻阐释“何方家国”的时代内涵。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供图/中共敦煌市委宣传部

山河亘古，绿洲常青。自汉代边郡、盛唐丝路重镇，到当代边疆文化名城，敦煌政区几经更迭，地名文脉绵延不断。今日之敦煌，立足三省（自治区）交汇区位优势，传承千年因地制宜、多元共生的治边智慧，守护丝路文明根脉，在新时代的疆域治理、文脉传承、民族和睦中，续写着西部边疆的家国华章。

（作者卢隽、白松亮工作单位为甘肃省民政厅，何晓燕工作单位为敦煌市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