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看到日本人吃寿司拉面,也吃面包咖喱,日本人的餐桌变成今天,可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遽变的。
这事得从一块牛肉说起。
从公元675年开始,日本天皇就下了“肉食禁止令”,宣布“不得食用牛、马、犬、猿、鸡的肉”。佛教传入后,杀生被视为禁忌,加上牛马又是耕田的主力,吃牛肉可是大忌。
这一禁,就是将近1200年。
日本人倒也不是完全不吃肉,偶尔偷偷吃一顿也得关起门来,生怕邻居知道。
比如寿喜烧,当时叫“鸡素烧”,主料就是鸡肉。
不过,普通日本百姓一天三顿就是米饭配味噌汤,再加点酱菜,能吃点鱼的都算改善生活。
就这么素着素着过了十二个世纪。
1868年,明治维新拉开大幕。日本人一抬头,发现西方列强个个膀大腰圆、船坚炮利。再低头看看自己——矮小瘦弱,站在他们面前完全不够看。
当时的精英阶层琢磨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西方人强壮,是因为他们吃肉;日本人弱小,是因为不吃肉。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亲自下场给牛肉公司写广告文案,直言“日本人身体虚弱,就是因为不吃肉的关系,肉其实是一帖良药”。
1872年1月,明治天皇在宫中晚宴上第一次尝了牛肉,媒体大肆报道。同年,政府正式发布肉食解禁公文。
这一下可炸了锅。一群身穿白衣的僧人直接闯进皇居请愿,要求收回成命。
但在“文明开化”的大旗面前,僧人的抗议根本没人在乎。当时的出版物甚至公开嘲讽不吃牛肉的人已经落伍,煽动“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贤愚贫富,人人都得吃牛锅”。
一夜之间,吃牛肉成了爱国行为。东京一天宰杀的牛从1头暴涨到20头。“牛屋”开得到处都是。上流社会更直接——皇宫正式宴席改成了法式西餐。
虽然西餐进来了,但日本人一开始是真吃不惯。
咖喱就是个典型。19世纪,日本最早的物理学者山川健次郎去美国留学,在日记里记录了对咖喱的第一印象——带“奇怪臭味”的酱汁。
他们那时候哪里想得到啊,这种“臭酱汁”后来成了日本国民美食。
转折点来自日本海军。日本士兵普遍营养不良,脚气病横行——甲午战争陆军死了1000多人,光脚气病就死了超过4000。
军医高木兼宽发现,问题出在日本人太爱吃精米又不吃红肉,缺维生素。于是海军把咖喱炖牛肉配上麦饭塞进军粮里。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日本海军照搬英国制度,也跟着英国人吃东西,咖喱理所当然进入他们的视野。
1908年,海军把咖喱的做法正式写进了《海军割烹术参考书》,咖喱饭就这么定型了。
汉堡肉排的故事也差不多。明治时期从德国传入,当时叫“German steak”。1891年,汉堡肉排的做法首次登上了杂志《女鑑》,以家庭料理的形式向老百姓公开。到了战后经济复苏期,汉堡肉比正经牛排便宜太多,主妇们纷纷学起来,很快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
日本人把这些“西餐”称作“洋食”,那它们跟正经西餐的区别在哪里呢?
在他们看来,正宗的西餐是高档货,得用刀叉;洋食是平民玩意儿,用筷子就能吃。
炸猪排配米饭和味噌汤——你说这是西餐还是日餐?反正日本人自己早就分不清了。
这种西化热潮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到了20世纪后期,日本经济腾飞了,腰杆子硬了,民族自信也上来了。
这时候再回头看,当年拼命追捧的洋玩意儿反而不香了——老祖宗留下的“和食”才是好东西。
标准的和食是“一汁三菜”:一碗汤、三道菜(通常是鱼、蔬菜、豆制品),配上一碗白米饭。简约、清淡、讲究时令。和“洋食”那种浓油赤酱的路数完全是两个画风。
1989年,平成天皇开启新一轮饗宴之仪,率先恢复以和食为餐宴,向全社会宣示回归传统米食的重要性。皇室带头,民间跟进,“和食复兴”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塞拜疆巴库正式宣布,将“和食——日本人的传统饮食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全球第五项食文化遗产。
评审委员会给出的评价是:和食体现了日本人“尊重自然”的精神,保持食材的新鲜和原味,注重多样性,追求营养均衡,与传统节日紧密相关。
回头看看日本饮食这一百多年的折腾史,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明治时期拼命学西方,把吃肉当文明;战后经济起飞,又把和食当宝贝捧上神坛。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反而把两样东西都变成了自己的——咖喱饭是日本的,汉堡肉也是日本的,寿司和怀石料理当然更是日本的。
如今的日本人,早餐可能喝味噌汤吃烤鱼,午餐来一份咖喱饭,晚餐吃汉堡肉配米饭。
“和食”与“洋食”有什么要紧,反正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日本人的日常餐桌。
这场饮食变革,表面上是“吃什么”的问题,骨子里其实是“我是谁”的问题——一个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了一百多年的国家,看似在餐桌上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但……谁知道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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