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丢人，我平生喝酒的上限，是三瓶啤酒加两串烤鸡翅。喝完以后话多，话多以后犯困，犯困以后就断片。所以我一直想不通，武松在景阳冈下喝那十八碗，到底是怎么做到还能拎着哨棒上山打老虎的。直到后来读了点宋史，又去翻了一些出土文物资料，才渐渐明白过来——那些碗跟咱们今天盛米饭的碗，压根不是一回事。武松那顿酒，搁到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周末下午撸串的标准量。

先别急着抬杠，咱们把账算明白再说。

当年杜甫夸李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听着威风，对吧？一斗酒，那是十升，按现在五百毫升一斤来算，整整二十斤白酒下肚，还能面不改色地写诗，这哪是酒仙，这分明是行走的酒缸。你要是真信了这数字，只能说你对古代的酒缺乏基本概念。杜甫是诗人，诗人写诗，讲究的是气势，是浪漫，是我要让你觉得我很厉害，至于实际度数多少，他不管。

好在施耐庵比杜甫老实些。他写武松喝十八碗酒，还配了四斤熟牛肉。乍一听，猛得很。但你要是回到宋朝那个生活现场去细究，就会觉得武松也不过是个平常人，只不过饭量确实在线罢了。

问题就出在这酒字上。

宋朝人喝的那玩意儿，跟今天咱们桌上的白酒完全是两种东西。中国酒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夏朝时期老百姓就发现了发酵的奥秘，但那个时代的酒，说白了就是谷物发酵后的浑浊液体，带着甜味，带着悬浮物，喝之前还得拿布筛一道。所以《三国演义》开篇才说一壶浊酒喜相逢，一个字都不带假的。浊酒，不筛没法喝。

后来技术进步了，唐朝人酿造出了黄酒，度数有所提升，但也就顶天了十几度。真正的高度蒸馏酒，是元朝才有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所以武松那个时代，他喝的所谓酒，撑死撑死二十度，更多的可能是呈现出啤酒那种十度以下的水准。景阳冈那个村野小店，老板自己都承认是村酒，还得筛过才能入口，你就别指望是什么陈年佳酿了，估摸着也就跟现在五六度的啤酒差不多。

你跟我说，五六度的酒，喝上去能上头？除非你是那种喝一口可乐就脸红的主儿。

至于那十八碗，咱们再来掰扯掰扯碗的大小。河南商丘出土过宋代酒碗，口径十二厘米，碗身很浅，也就四厘米上下，碗底更窄，容量大约在二两五左右。这跟今天酒吧里的高脚玻璃杯，没有本质区别。江湖爷们儿都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一碗酒端起来碰个碗，动作一猛，豁出去溅掉一半，真正进嘴的还指不定有多少。满打满算，十八碗加起来四斤半，换算成啤酒，五瓶的量。你听着好像还行，但你注意到没，原文写了，武松是晌午进店，一直喝到天快晚了，整整一个下午。五瓶啤酒，喝一下午，就算再不济，也就是多跑几趟茅房的事。 所以，武松的酒量，真没什么好吹的。

再说他那四斤牛肉。这事儿得较个真，原文里其实前后加起来是四斤，一开始切了二斤，后来又再切些来，又是二斤。只是宋朝的一斤跟现在不一样，宋朝一斤是六百四十克。四斤熟牛肉，换算下来就是两千五百六十克，相当于现在五斤多。听起来也不少。但你要知道，武松是什么人？那是练家子，是干活靠体力的江湖人物，他的胃口本身就比普通人大得多。现代人体科学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的胃容量能达到三千毫升，牛肉密度比水大，五斤牛肉的体积约莫两千多毫升，完全在生理承受范围之内。所以别说武松了，就算你我现在去吃顿自助，放开肚皮，理论上也能塞下这个量。只是如今的人讲究健康饮食，大鱼大肉反倒嫌腻。

不过话又说回来，武松并不是顿顿能吃上牛肉的。

宋朝律法写得清清楚楚，私自杀牛要判刑一年半。老百姓养的牛老了，那也不是你自家说了算，得上报官府，由官府处理。你说武松那一盘盘熟牛肉，到底是打哪来的？景阳冈下那家酒店，敢在老虎出没的地界营业，还敢明目张胆兜售官府禁令里的牛肉，怎么看怎么透着蹊跷。武松心里未必没有疑心，他说莫非是间黑店，倒也未必全是醉话。 可他终究是武松。酒照喝，肉照吃，山照上，虎照打。 我在山东念书那会儿，见过民工朋友吃午饭，一人一斤羊肉，一碗一碗免费羊汤往肚里灌，连饼带肉加汤，那个量，丝毫不比武松差。我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特别好，羊肉馆的大锅热气腾腾，三个工友坐在塑料板凳上，谁也没多说话，就是埋头吃喝，那画面至今印在我脑海里。普通人为了生活卖力气，饭量自然可观，武松不过也是吃这碗饭的人罢了。 所以你看，武二郎的十八碗酒，四斤牛肉，放到今天，大概也就是个周末傍晚的小烧烤局。真正让人佩服的，从来不是他一顿能吃多少喝多少，而是他吃饱喝足之后，还能拎着哨棒，趁着酒劲儿，走向那只虎啸山林的方向。 那才叫真本事。好个武松，武二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