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的太阳像烙铁一样贴在天上，我蹲在棕榈岛别墅区的消防通道边上，嘴里叼着半根烟，看着手机银行余额发呆。

三千二百块。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换算成迪拉姆，连在这个地方吃一顿像样的晚饭都不够。

我叫江远舟，今年二十六岁，来阿联酋三个月了。说是来淘金，其实就是被人骗过来的。当初在国内欠了一屁股债，有个所谓的老乡说这边工地缺人，一天能挣八百块人民币，包吃包住。我信了，把最后一点家底凑了机票钱飞过来，结果到了才发现，所谓的工地就是沙漠边缘一个还没开工的烂尾项目，老板跑路了，我们三十多个人被扔在那儿自生自灭。

后来我辗转跑到迪拜市区，靠给人打零工活着。给中餐馆端过盘子，帮旅游公司当过临时司机，甚至还给那些有钱人家的宠物当过临时保姆。什么活都干，只要能赚钱。

今天这份活，是我在一个华人劳务群里抢到的。发消息的人说需要一个临时护工，照顾一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一晚上五百迪拉姆。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眼睛都亮了，五百迪拉姆差不多一千块人民币，够我撑半个月了。

我立马报了名，按照地址找到了这栋别墅。

说实话，我在迪拜见过不少豪宅，但这栋别墅还是让我愣了愣神。三层楼的独栋建筑，外墙全是米白色大理石，院子里种着椰枣树和三角梅，泳池的水蓝得不像真的。光是那扇雕花铁门，恐怕就抵得上我一年的房租。

开门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黑色长袍，头上裹着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她用英语问我是不是来应聘护工的，我说是。她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带着明显的审视和不信任。

“你会做什么？”她问。

“基本的护理我都会，换药、翻身、量体温、喂饭，以前在医院干过陪护。”我没撒谎，在国内那几年，我确实在医院做过一段时间的护工。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让我进去了。

别墅里面的装修比外面还要奢华，水晶吊灯、意大利真皮沙发、墙上的油画一看就不是普通印刷品。但我没心思欣赏这些，因为那个中年女人带我上了二楼，推开一间卧室的门，我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她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头发散在枕头上，是那种很深的栗色，微微卷曲。五官很精致，即使病成这样也能看出底子很好，是个美人。

但她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大，眼窝深邃，瞳仁是浅褐色的，有点像混血儿。此刻那双眼睛正看着我，目光里带着警惕和虚弱。

“这是江先生，今晚负责照顾你的人。”中年女人用阿拉伯语对床上的女人说了一句，然后又转头用英语对我说，“病人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需要观察一晚。你就在旁边的沙发上守着，有任何情况马上按铃叫我。”

我点点头，在靠墙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那个女人的视线一直没离开过我，像是在评估我这个人是否可信。我也没躲闪，就那么平静地回看着她。说实话，我对这种目光已经习惯了，在国外讨生活的人，谁不是被人当成可疑对象看待？

“你叫什么名字？”她突然开口，说的是中文，带着一点点奇怪的口音，但发音很标准。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说中文。

“江远舟。”

“中国人？”

“嗯。”

她没再说话，闭上了眼睛。我注意到她的手攥着被子边缘，指节泛白，显然是在忍着疼痛。

那一夜很安静。别墅里没什么声音，只有空调的低鸣声和她偶尔因为疼痛发出的轻哼。我给她倒了两次水，扶着她上了趟厕所，又帮她调整了几次输液管的位置。一切都按部就班，跟我在医院做护工时没什么两样。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她开始发烧。我用手背试了试她额头的温度，烫得厉害。我赶紧叫来了那个中年女人，两个人一起给她物理降温，又喂了退烧药。折腾了大半个小时，她的体温总算降下来一些。

忙完之后，那个中年女人看我的眼神明显缓和了不少。她给我倒了一杯咖啡，还拿了一碟点心过来。

“你做得不错。”她用生硬的中文说了一句。

我笑笑，没说什么。拿了钱就该办事，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天快亮的时候，我靠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我猛地睁开眼睛，看到那个女人从床上坐了起来，被子滑落到腰间。她的病号服扣子在刚才挣扎的时候崩开了几颗，露出里面白色的绷带和一大片皮肤。

她显然还没完全清醒，眼神涣散，嘴里喊着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大概是阿拉伯语。她一边喊一边挥舞着手臂，像是陷入了某种噩梦后的恐慌。

我赶紧站起来走过去，想按住她不让她乱动，以免扯到伤口。

“别怕别怕，没事了，你只是做了个梦。”我用中文安抚她，一只手轻轻按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去够床头的呼叫铃。

就在这时候，她突然清醒了。

那双浅褐色的眼睛聚焦在我脸上，然后慢慢往下移，看到自己的衣服敞开着，看到我的手按在她肩膀上。

空气凝固了三秒钟。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露出来的皮肤，又抬头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从迷茫变成震惊，再从震惊变成愤怒。

“你看到了什么？”她的声音很冷，冷到我后背一阵发凉。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下意识地说，同时松开了手，后退了两步。“你刚才做噩梦了，我只是想按住你别乱动，怕你扯到伤口。”

她没理我，低头把自己的衣扣系好，动作很慢，很用力，像是在压抑着什么情绪。等她重新抬起头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

“你看光了我的身子。”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

“我没有！”我急了，“我就是看到了一点肩膀和锁骨，那也叫看光了？大姐，我是护工，我照顾你一夜了，真要有什么想法早就有了，何必等到现在？”

“你叫我大姐？”她的关注点好像歪了，但语气依然不善。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自己越描越黑，干脆闭嘴了。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整个人当场石化。

“你必须娶我。”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掏了掏耳朵：“你说什么？”

“你看了我的身体，在我们这里的规矩，你必须娶我。”她一字一顿地说，表情认真得可怕。

我张着嘴愣在原地，脑子像被雷劈了一样嗡嗡作响。

这是在拍电影吗？这是什么狗血剧情？我救了个人，结果就要把自己搭进去？

“这位女士，你冷静一下。”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第一，我真的没看到什么不该看的。第二，就算看到了，那也是意外。第三，我是一个穷光蛋，我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在哪，我怎么娶你？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这时候那个中年女人推门进来了，看到屋里的气氛不对，用阿拉伯语问她怎么了。她也用阿拉伯语回了几句，那个中年女人听完之后看向我的眼神变得非常复杂，有同情，有无奈，甚至还有一丝幸灾乐祸。

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得更离谱。那个女人坚持要我留下来，说要跟我谈谈“婚事”。我想走，但那个中年女人堵在门口，一脸“你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就别想出这个门”的表情。

我没办法，只好在沙发上坐下来，准备跟她好好掰扯掰扯。

“我叫法蒂玛·阿勒纳哈扬。”她先开口了，语气平静了很多，“你可以叫我法蒂玛。我父亲是阿布扎比的商人，母亲是中国人。我从小在中国长大，直到十八岁才回到阿联酋。”

怪不得她中文说得那么好。我心里暗暗想。

“法蒂玛女士，”我尽量让自己显得诚恳，“关于刚才的事情，我真的非常抱歉。但那真的只是一个意外，而且严格来说，我并没有侵犯你的隐私。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可以道歉，甚至可以不要今天的工钱。但你让我娶你，这太荒谬了。”

“为什么荒谬？”她反问，“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当然不是！”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是你条件太好了，我高攀不起。你看看这栋别墅，再看看我，我就是一个在迪拜混日子的打工仔，连正经工作都没有。你让我娶你，你家里人能同意？你自己能接受？”

“这是我的事。”她说得很坚决，“在我们家族的规矩里，一个未婚女性的身体不能被外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要么那个人娶她，要么家族会让他永远消失。”

“永远消失”四个字她说得很轻，但我听出了一股寒意。

“你在威胁我？”我的声音有点发紧。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温柔，“但我不想让你消失，所以我给你另一个选择——娶我。”

我沉默了。

脑子里飞速运转着各种可能性。这个女人是不是脑子有病？是不是术后麻醉还没过？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专门用来坑像我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

但她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有认真，有倔强，还有一种我看不太懂的复杂情绪。

“我需要时间考虑。”最后我说了这么一句，算是缓兵之计。

“可以。”她点了点头，“但你不能离开这栋房子。在我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你得待在这里。”

“你这是非法拘禁！”

“这里是阿联酋。”她淡淡地说了一句，然后闭上眼睛，不再看我。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被关在那栋别墅里整整三天。

说是关，其实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囚禁。我可以在一楼和二楼的公共区域自由活动，可以去花园里散步，甚至可以用他们的厨房做饭。但大门锁着，那个中年女人——我后来知道她叫玛丽亚姆，是法蒂玛家的管家——二十四小时看着我，我根本没有机会溜出去。

我的手机也被他们收走了，说是怕我跟外界联系会“惹麻烦”。我试图跟他们讲道理，但玛丽亚姆根本不搭理我，每次我一开口她就用阿拉伯语嘟囔几句，然后转身走开。

这三天里，我见到了法蒂玛三次。

第一次是她术后恢复得差不多了，坐在轮椅上被推到花园里晒太阳。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裙，头上裹着丝巾，看上去比那天早上精神了很多。她看到我坐在泳池边的椅子上抽烟，就让玛丽亚姆把我叫过去。

“你想好了吗？”她问。

“没有。”我老实回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想什么。你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就像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我接不住。”

她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整个人一下子生动起来。

“你不用紧张，”她说，“我不会害你。”

“那你放我走。”

“不行。”

对话到此结束。

第二次是在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厨房煮泡面，她突然出现在门口，拄着一根拐杖，走路还有点不稳。她看着我锅里翻滚的面条，皱了皱眉。

“你就吃这个？”

“挺好吃的，国内带来的。”我嘴硬。

她没说话，转身走了。没过多久，玛丽亚姆端着一盘食物过来了，有烤羊肉、米饭、沙拉和一盅热汤。放在我面前的时候，玛丽亚姆用英语说了一句：“小姐让你吃的。”

我饿了一天了，也没客气，全部吃完了。不得不承认，比我那包泡面好吃一百倍。

第三次见面，就是第三天下午。她把我叫到书房，说要跟我正式谈一次。

书房很大，三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她坐在一张红木书桌后面，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份文件。

“这是什么？”我问。

“婚前协议。”她平静地说。

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你认真的？”

“我从头到尾都很认真。”她看着我，“江远舟，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也觉得这件事很荒唐。但我有我的理由，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能说的是，跟我结婚对你没有任何坏处。我会帮你解决所有的债务问题，给你一份体面的工作和收入，甚至可以在婚后给你一笔可观的补偿金。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可以离婚，到时候你拿着钱回国也好，留在迪拜也好，都由你自己决定。”

“这不就是假结婚吗？”我脱口而出。

她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我盯着她的眼睛，“你这么有钱，长得也漂亮，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为什么要找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你别跟我说什么看了身体的规矩，我不信那一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我需要一个丈夫，”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一个不会干涉我生活、不会觊觎我家产、随时可以离开的丈夫。你很合适，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什么都输得起。”

这话听着刺耳，但确实是实话。

“如果我拒绝呢？”

“你不会拒绝的。”她笃定地说，“因为你现在的处境并不比我好多少。你的签证还有两个月到期，你身上没有足够的钱续签，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如果你拒绝我，等你签证过期，你就会被遣返回国。回去之后呢？继续欠债？继续被人追着讨钱？”

她调查过我。

这个认知让我后背一阵发凉。原来从一开始，她就已经把我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我自以为是在照顾一个病人，实际上人家早就在算计我了。

“你什么时候查的我？”

“在你来的第一天晚上。”她毫不避讳，“玛丽亚姆拍了你的照片，让人查了你的背景。我知道你叫江远舟，浙江金华人，二十六岁，在国内欠了十二万网贷，来迪拜是因为被人骗了。你在迪拜这三个月换了四份工作，目前住在德拉区一个合租公寓里，月租金六百迪拉姆。”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对得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透明人，赤条条地站在她面前，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所以，”她把手往前推了推那份文件，“你要不要看看这份协议？”

我站在原地，感觉心脏跳得很快。理智告诉我应该拒绝，这种事情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但另一方面，我又清楚地知道，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我确实走投无路了，如果没有奇迹发生，两个月后我就会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这个国家。

而眼前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奇迹”——虽然这个奇迹来得太过诡异。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桌前，拿起了那份文件。

纸张很厚实，上面的字打印得很清晰，是中英文双语版本。我一行一行地看下去，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

协议内容大致如下：双方自愿缔结婚姻关系，婚姻存续期为三年。在此期间，男方需履行以下义务——配合出席必要的社交场合，维护夫妻形象的表面完整；不得干涉女方的私人生活和商业事务；不得对外透露婚姻的真实性质。女方则承诺——承担男方在迪拜的全部生活费用；每月支付男方一万迪拉姆的“配合费”；三年期满后一次性支付五十万迪拉姆作为补偿；协助男方取得阿联酋长期居留权。

条款写得很详细，甚至连每年需要共同参加几次宴会、需要见几次家长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看完之后，把文件放下，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

“你确定这不是在耍我？”我看着她的眼睛。

“我从不拿重要的事情开玩笑。”她说，“你可以找律师帮你审阅这份协议，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签字。但我希望你尽快做决定，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什么时间不多了？”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站起身，拄着拐杖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说：“明天中午之前，给我答复。”

说完她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书房里，手里捏着一份改变我一生的合同。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客房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越想越觉得不真实。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也许明天早上一睁眼，我还在德拉区那个破旧的合租房里，一切都是幻觉。

但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提醒我，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提议的利弊。

利很明显：我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经济困境，拿到一笔足够还清债务的钱，还能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三年时间不算太长，熬一熬就过去了。而且法蒂玛说了，这只是名义上的婚姻，我不需要对她尽什么实质性的夫妻义务。

弊也很明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诡异。她为什么要找一个陌生人假结婚？她家里到底是什么情况？她说“时间不多了”是什么意思？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风险？

想来想去，我发现最关键的问题是——我根本没得选。

如果拒绝，我最好的结果是两个月后被遣返，回国继续面对那一屁股债。最坏的结果……我不敢想。法蒂玛说过，“永远消失”这个词一直悬在我头顶上。

第二天上午，我去书房找了她。

“我签。”

她似乎一点都不意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我。我接过笔，在协议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欢迎合作，江先生。”她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

她的手很凉，手指修长白皙，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握着她的手时，我突然意识到，从这一刻起，我跟这个陌生女人的命运就被绑在一起了。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接下来，”她把协议收好，“我们去登记结婚。”

“这么快？”

“我说过了，时间不等人。”

她打了个电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带着一堆文件上门了。那人自称是律师，专门处理涉外婚姻登记的事务。他让我们填了一堆表格，又核对了我和法蒂玛的证件，最后告诉我们，手续会在三天内办好。

整个过程快得让我头晕目眩。

三天后，我拿到了一张阿联酋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上面印着我跟法蒂玛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合影。照片里她戴着面纱，只露出一双眼睛，而我站在她旁边，表情僵硬得像一根木头。

“恭喜你，江先生，你已婚了。”律师笑着对我说，然后收了一笔不菲的费用就走了。

我看着那张结婚证，心里五味杂陈。二十六岁，我结婚了，老婆是一个认识不到一周的异国富婆，这段婚姻还是一桩明码标价的交易。

说出去都没人信。

婚后的生活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我以为既然结了婚，至少形式上要住在一起吧？但法蒂玛根本没提这事。她让人把我原来的行李从德拉区搬了过来，在别墅三楼给我安排了一个独立的套间，有卧室、客厅、卫生间和小厨房，设施齐全，比我原来住的地方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但她自己住在二楼，平时很少上来找我。我们每天最多见一面，有时候是在早餐桌上，有时候是在花园里。见面也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聊几句天气或者饭菜之类的话题，然后就各自散了。

这种相处模式让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隐隐有些不安。她到底在想什么？这场婚姻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开始暗中观察她。

法蒂玛的生活作息很规律。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在花园里散步半小时，然后吃早餐。上午通常待在书房里处理工作，她好像在经营一家贸易公司，经常有电话和邮件往来。下午有时候出门，有时候在家休息。晚上一般不出门，看书或者看电影。

她很少邀请朋友来家里，偶尔有人来访，也都是些看起来很有身份的阿拉伯人或外国人。每次有客人来，她都会提前通知我，让我换上她准备好的衣服，下楼跟客人打招呼，扮演一个体贴丈夫的角色。

我第一次以“丈夫”身份出现在客人面前时，紧张得手心直冒汗。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阿拉伯男人，据说是她父亲的生意伙伴。法蒂玛挽着我的手臂，笑容甜美地用阿拉伯语向他介绍我，说我是她在中国的大学同学，两人相恋多年终于修成正果。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只能全程保持微笑，时不时点点头，假装自己能听懂。

那位老先生看起来很满意，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最后还送了我一块手表作为新婚礼物。我后来查了一下那块表的价格，差点没把下巴惊掉——折合人民币大概二十多万。

“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我把表还给法蒂玛。

“收着吧，”她淡淡地说，“这是礼节，你不收反而不好。”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在这场婚姻里，我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听话。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了两个多月。

这两个月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债务还清了，银行卡里也有了存款，穿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衣服，住进了做梦都梦不到的豪宅。但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跟法蒂玛之间的距离，比沙漠里的沙子还要遥远。

她对我很好，但这种好更像是对待一件工具的好。她给我提供一切物质上的满足，却从不跟我分享任何内心真实的想法。我问过她为什么要选择我，她不说。我问过她到底在躲避什么，她也不说。我问过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她还是不说。

她像一个精美的瓷器，美丽、昂贵，但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转折发生在一天晚上。

那天法蒂玛出门参加一个商务晚宴，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我听到楼下传来动静，好像是有人回来了。我没在意，继续看书。

过了一会儿，玛丽亚姆突然敲门进来，神色慌张地说：“先生，你快去看看小姐，她不太好。”

我赶紧下楼，推开法蒂玛卧室的门，看到她趴在床边，正在呕吐。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酒气，她显然是喝多了。

我走过去扶她，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妆都花了，脸上全是泪痕。

“你怎么了？”我吓了一跳，认识她这么久，从来没见她这么失态过。

她没说话，只是不停地哭。那种哭法不像是一般的伤心，更像是积压了很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我笨拙地拍着她的背，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玛丽亚姆端来一杯蜂蜜水，我接过来递到她嘴边，她喝了几口，总算止住了呕吐。

“你们都出去。”她哑着嗓子说。

玛丽亚姆看了我一眼，默默地退出去了。但我没走，我怕她一个人出事。

“你也出去。”她对我说。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

“有什么不放心的？”她突然笑了，笑容里带着嘲讽，“我死不了，死了反而解脱了。”

这话听得我心里一紧。我蹲在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法蒂玛，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又要沉默了。但这一次，她开口了。

“我爸要把我嫁给他合作伙伴的儿子。”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那个人我见过，比我大十五岁，离过两次婚，外面还有三个情人。我爸知道我跟你的婚姻是假的，他说他不认，他要我嫁给那个人，为了两家公司的合并。”

我愣住了。

“可是我们已经结婚了，法律上是有效的。”

“在阿联酋，只要他愿意，有的是办法让这段婚姻失效。”她苦笑了一声，“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找你假结婚？我就是想拖延时间，想找到别的解决办法。但现在看来，什么都改变不了了。”

她说着说着，眼泪又开始往下掉。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哭得这么绝望，那种无力感透过她的眼泪传递给我，让我心里也跟着难受起来。

“我能做什么？”我问。

“你什么都做不了。”她摇了摇头，“你走吧，趁他们还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我会让玛丽亚姆把你的护照和机票准备好，你明天就回国。”

“那你呢？”

“我？”她笑了笑，“我当然是嫁给我爸选中的人，当一个称职的妻子，生几个孩子，然后老死在这座黄金笼子里。”

那一刻，我突然做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决定。

“我不走。”

她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走。”我重复了一遍，“我们是合法夫妻，受法律保护的。你爸想让你改嫁，那就让他先解除我们的婚姻再说。我虽然没钱没势，但我好歹是个活人，不是一件可以随便丢弃的工具。”

“你疯了？”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你知道你在对抗什么人吗？你知道他有多大的势力吗？你会死的！”

“也许吧，”我说，“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做到。我跟你签了三年的合同，这才过了两个月，我不能半途而废。”

她呆呆地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了。

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卸下所有防备，露出脆弱的一面。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她告诉我她母亲是中国西安人，当年在迪拜留学时认识了她父亲，两个人相爱结婚，生下她。但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让这段婚姻充满了矛盾，她母亲在她十二岁那年因病去世了，从此她就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她父亲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阿拉伯商人，认为女儿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联姻为家族带来利益。这些年他一直想给她安排一门婚事，但她一直在反抗。她拼命读书，努力工作，就是想证明自己不需要靠婚姻也能活得很好。

但随着年龄增长，她父亲的耐心也越来越少。这次提出让她嫁给他合作伙伴的儿子，几乎是最后的通牒。

“我找上你，其实是走投无路的选择。”她坦白说，“我需要一个丈夫来挡箭，哪怕只是暂时的。我调查过很多人，但只有你最合适——你没有背景，没有牵挂，随时可以抽身离开。我本来打算三年后放你走的，现在看来，连三年都撑不到了。”

“那就撑下去。”我说，“撑一天算一天，总有办法的。”

她看着我，突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凉，但这一次，我感觉到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信任。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法蒂玛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保持距离了。她开始跟我一起吃晚饭，有时候还会拉着我一起看电影。她教我学阿拉伯语，我教她做中国菜。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慢慢延伸到各自的成长经历、对生活的看法。

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她喜欢看科幻小说，会弹钢琴，曾经一个人背包去过十几个国家旅行。她还偷偷告诉我，她年轻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摄影师，但因为家庭的原因没能实现。

“你呢？你小时候想做什么？”她问我。

“我想当厨师。”我老实说，“我从小就喜欢做饭，觉得能把各种食材变成美味的菜肴是一件很神奇的事。但后来家里条件不允许，就没往这方面发展。”

“那你现在还可以学啊。”她说，“如果你想，我可以送你去法国学厨艺。”

“算了，”我笑着摇头，“我都二十六了，从头开始太晚了。”

“二十六算什么晚？”她认真地看着我，“我认识一个人，三十五岁才开始学画画，现在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只要你想做，任何时候都不晚。”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从小到大，很少有人这么认真地鼓励过我。

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一个月后，她父亲的人找上门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厨房研究一道新学的红烧肉做法，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我透过窗户往外看，看到三辆黑色的奔驰停在别墅门口，从车上下来七八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阿拉伯老人，穿着白色长袍，面色威严。

法蒂玛从楼上下来，脸色瞬间变了。

“我爸来了。”她低声对我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大门打开了，那个老人走了进来。他的目光扫过整个客厅，最后落在我身上，眼神锐利得像一把刀。

“你就是那个中国人？”他用英语问我，语气冰冷。

“是的，叔叔您好，我叫江远舟。”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镇定。

他没理我，转头对法蒂玛说了一长串阿拉伯语。虽然我听不懂，但从他的语气和表情能看出来，他在发火。

法蒂玛也用阿拉伯语回应，声音不大，但很坚定。父女俩你来我往地吵了好几分钟，气氛越来越紧张。

突然，那个老人挥了一下手，他身后的几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

“你们要干什么？”我后退了一步。

“江远舟！”法蒂玛突然喊了一声我的名字，冲过来挡在我前面，“你们谁都不许碰他！”

她父亲怒吼了一声，大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法蒂玛的手臂，想把她拉开。法蒂玛挣扎着不肯松手，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就在这时候，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事。

我上前一步，把法蒂玛拉到身后，直面她父亲，一字一句地说：“叔叔，我跟法蒂玛是合法夫妻，受阿联酋法律保护。如果您想带走她，请您走法律程序。否则，我只能报警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腿也在发软。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怂，绝对不能怂。

那个老人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然后是愤怒，最后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审视。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突然笑了。

那笑容让我毛骨悚然。

“年轻人，你有胆量。”他用中文说，发音竟然相当标准，“但勇气不能当饭吃，也不能保命。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自己离开法蒂玛，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保证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如果你不走……”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威胁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说完这句话，他转身就走了。那些人跟着他鱼贯而出，别墅重新恢复了安静。

法蒂玛瘫坐在地上，浑身都在发抖。我蹲下来抱住她，发现她哭了。

“对不起，对不起……”她不停地说，“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的，我真的不该……”

“别说了，”我拍着她的背，“都已经这样了，说这些没用。”

“你走吧，”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肿，“趁现在还来得及。我给你订机票，你今晚就走。”

“我不走。”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平静，“你忘了？我答应过你的，三年合同，一天都不能少。”

“你是不是傻？”她哭着捶了我一拳，“你真的会死的！”

“死就死吧，”我笑了笑，“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突然扑进我怀里，抱得很紧。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跳加速。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过得像末日前的狂欢。

法蒂玛辞掉了公司的工作，把所有时间都用来陪我。我们一起去沙漠看日落，去海边捡贝壳，去老城区逛集市，去吃遍迪拜所有有名的餐厅。她给我买了很多衣服，带我去剪了一个帅气的发型，还给我买了一台相机，让我记录下我们在迪拜的点点滴滴。

每天晚上，我们会坐在花园里聊天，聊到深夜。她给我讲她小时候在中国生活的趣事，我给她讲我在国内打工时遇到的奇葩经历。有时候什么都不聊，就静静地坐着，看着天上的星星。

有一次，她突然问我：“江远舟，你有没有后悔认识我？”

“后悔。”我说。

她的表情黯淡了一下。

“后悔没早点认识你。”我补了一句。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打我：“你这个人真讨厌，说话大喘气。”

但笑着笑着，她的眼眶就红了。

“如果我们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认识的就好了。”她说，“比如你真的是来迪拜旅游的游客，在某个咖啡馆遇到了我，然后我们一见钟情，开始谈恋爱。没有债务，没有假结婚，没有我爸的逼迫，简简单单的两个人。”

“那样也挺好的。”我说，“不过现在这样也不错，至少够刺激。”

她被我的话逗笑了，笑完之后又沉默了。

“一个月快到了。”她轻声说。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我有个想法，”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我们一起逃吧。”

“逃去哪？”

“哪里都可以。欧洲，美洲，东南亚，只要你愿意，我们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

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心里涌起一股冲动，很想说“好”。

但理智告诉我，这不现实。她父亲在阿联酋的势力太大了，我们根本跑不掉。就算跑出去了，也会被追回来。到时候不仅我要倒霉，她也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法蒂玛，”我握住她的手，“你听我说，我们不能跑。”

“为什么？”

“因为跑了解决不了问题。”我说，“你爸的目标是你，只要你还活着，他就会一直追着你。除非你能彻底脱离他的控制，否则跑到天涯海角都没用。”

“那你说怎么办？”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想的计划。

“我们主动出击。”

她愣住了：“什么意思？”

“你爸不是想让两家公司合并吗？他不是想通过你的婚姻来达成这个目标吗？”我看着她的眼睛，“那我们就让他合并不成。”

“怎么合并不成？”

“如果你丈夫变成了他合作伙伴的竞争对手呢？”

法蒂玛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和人脉。”

“不需要太多，”我说，“只需要一个契机。你跟我说过，你爸的合作伙伴最近在竞标一个政府项目，对吗？”

“对，怎么了？”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项目抢过来，你爸的合作基础就不存在了。到时候，他自然会重新考虑跟对方的关系。”

法蒂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缓缓点头：“你说得有道理。但这个项目竞争很激烈，我们凭什么赢？”

“凭你。”我看着她，“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比你爸和他的合作伙伴都要深。你之前跟我说过，那个项目的方案设计有很大的漏洞，如果他们按照那个方案去做，一定会出问题。”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她惊讶地看着我。

“因为你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我说。

她怔怔地看着我，眼眶又开始泛红。

“江远舟，”她轻声说，“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人。”

“哪里奇怪？”

“明明自己都快保不住了，还在想着怎么帮我。”

“因为我们是合伙人啊，”我笑着说，“合同上写着的。”

她没说话，只是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开始了疯狂的准备工作。

法蒂玛利用她以前积累的人脉，拿到了那个项目的详细信息。我负责分析资料，找出原方案的缺陷，并提出改进意见。我们分工合作，常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法蒂玛的另一面。她在工作中极其专注和专业，对数字敏感，对市场趋势判断精准，谈判技巧更是炉火纯青。她完全不像一个被家族束缚的女人，更像一个天生的企业家。

“你真的很厉害。”有一天晚上，我看着她在电脑前飞快地敲击键盘，由衷地说。

“是吗？”她头也不抬，“那你以前觉得我很弱？”

“也不是弱，就是觉得你挺可怜的，被你爸逼成那样。”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她停下手中的动作，转头看着我，“但我需要有人相信我能做到。”

“我相信你。”

她看着我，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谢谢你。”

方案做出来之后，法蒂玛通过中间人提交给了项目评审委员会。同时，她还匿名举报了原方案的设计漏洞，附上了详细的证据材料。

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

评审委员会经过审核，认定原方案确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取消了对方的竞标资格。而法蒂玛的方案因为创新性和可行性得到了高度认可，最终成功中标。

消息传来的那天，法蒂玛高兴得像个孩子，在客厅里转了好几圈。

“我们成功了！”她抓着我的手臂，兴奋地喊道。

“还差一步。”我说，“你爸那边怎么说？”

话音刚落，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通，对面传来一个苍老但有力的声音：“江远舟，明天来见我。”

说完就挂了。

是法蒂玛的父亲。

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去了他位于阿布扎比的办公室。

那是一栋很高的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装修得富丽堂皇。他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串琥珀色的念珠，眼神深沉地看着我。

“你很有本事。”他开口了，语气听不出喜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毁掉了我筹划两年的合作。”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说，“法蒂玛出了大部分力。”

“我知道。”他点了点头，“我女儿确实很优秀，这一点我一直都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逼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益吗？不，我是为了保护她。在这个国家，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家族支持，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给她安排的婚姻，是为了让她有一个稳固的后盾。”

“但她不需要。”我说，“她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的后盾。”

“你太天真了。”他摇了摇头，“商场如战场，没有人会因为她是女人就手下留情。”

“那就让她自己去战斗。”我说，“她有能力，也有智慧，她需要的不是保护，而是机会。”

他看着我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你喜欢她？”他突然问。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

“我……”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出“不喜欢”三个字。

这两个月的朝夕相处，我已经无法再把法蒂玛当成一个普通的合伙人了。她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彻夜守在我床边，会记住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会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方设法逗我开心。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富家女，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女人。

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习惯了她的存在。

“那就是喜欢了。”她父亲看穿了我的心思，“但你配不上她。”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准确地扎在我的痛处。

“我知道。”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没钱没势没背景，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我不会伤害她。”

“空口无凭。”

“那就让我证明给您看。”

“怎么证明？”

“给我一年时间，”我说，“如果我做不出成绩，我自己滚蛋。”

他看着我，良久没有说话。

最后，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让法蒂玛过来。”

十分钟后，法蒂玛推门进来了。她看到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到我身边。

“你没事吧？”她低声问我。

“没事。”

她父亲看着我们，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

“法蒂玛，”他说，“你的眼光不错，这小子有几分胆识。”

法蒂玛愣住了，不敢相信地看着她父亲。

“但是，”他话锋一转，“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了你们的婚事。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如果你能用实力证明自己配得上他，我就不再干涉你们的生活。如果做不到……”

他没有说完，但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

“好。”法蒂玛抢先回答，“我答应你。”

走出大厦的时候，阳光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法蒂玛牵着我的手，笑得像个傻子。

“我们做到了。”她说。

“还没有，”我说，“只是一年而已。”

“一年足够了。”她转过身，认真地看着我，“江远舟，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创业？真正的创业，不是为了应付我爸的那种。”

“创什么业？”

“餐饮。”她说，“你不是想当厨师吗？我投资，你掌勺，我们一起开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餐厅。”

我看着她，阳光在她的睫毛上跳跃，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格外明亮。

“好。”我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也许命运并没有亏待我。它让我在最落魄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愿意陪我一起疯、一起闯的人。

至于未来会怎样，谁知道呢？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