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朱红色大门，一股混合着沙土、松烟墨和旧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玻璃展柜里静静摆着半块掉漆的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刻着五个字：“莫高窟保管所”。讲解员李姐指尖轻触玻璃，说这就是莫高窟百年保护留下的第一件“官方文物”，从这半块木牌开始，四代人把漫天黄沙里的破败洞窟，熬成了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文化瑰宝。

沙窝里捡出来的文化根脉

起步：无人区里的坚守

1907年到1943年，莫高窟是散落在沙海里没人疼的孩子，道士王圆箓无力看护，外国探险者带走了堆积如山的经卷，洞窟里的壁画被一层层剥走，留给这片戈壁的，只有被流沙堵了门的窟窿，和大风卷着沙拍打的呜咽。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带着一群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背着铺盖卷扎进了没人烟的戈壁。

我在研究院的史料馆里看到了他们当年的照片：住的是破败的土坯房，喝的是带沙子的咸井水，冬天没有煤，就抱着柴禾取暖，颜料和工具是从兰州城里辗转几个月拉过来的。

有一次大风刮了三天三夜，流沙把常书鸿住的窑洞门堵得严严实实，大伙挖了半天才把人挖出来，他拍掉身上的沙子笑着说，“刚好，老天爷帮我们挡沙子”。就是这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人，靠着一把扫帚一个筐，一筐一筐把堵在洞窟里的流沙清出去，一笔一笔把散落的残卷碎画整理好，给七百多个洞窟都编上了号——那是莫高窟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身份。

坚守：风沙吹不走的执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莫高窟的保护还是和沙斗。每天天不亮，保护所的工作人员就扛着工具去窟区，流沙埋了栈道，就重新砌，壁画起了鼓皮，就用针一点点挑起来补。“我父亲那辈人，手上永远有洗不掉的沙粒，脸上永远晒得脱一层皮”，李姐说，有个叫樊锦诗的南方姑娘，1963年从北大毕业来敦煌，一待就是一辈子，刚到的时候水土不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好几次发烧晕在洞窟里，朋友劝她回北京，她抱着洞窟的墙说，“我走了，这些壁画怎么办？”

就是这群人，在没有计算机没有先进仪器的年代，靠着手抄笔录，把莫高窟所有洞窟的信息全部整理归档，硬生生给莫高窟搭起了第一道保护墙。

数字时代里的新生守护

创新：把壁画搬上“云端”

我跟着李姐走进数字展示中心，巨大的银幕上，飞天的飘带好像要飘到我眼前，放大四十倍的供养人画像，连发梢的细绒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敦煌人花了几十年做的“数字敦煌”项目，从最早的胶片拍照，到后来的高清扫描，现在每一个洞窟都有了1:1的数字档案，全球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看莫高窟的高清壁画。

负责数字扫描的年轻研究员小张告诉我，现在他们用的设

备，扫一平米壁画要拍上千张照片，一个中等洞窟就要花一个多月时间，“老一辈把窟保住了，我们这代人的任务，就是让更多人能在家门口看到莫高窟，减少游客进窟带来的伤害，也让这宝贝永远传下去”。截至现在，已经有三百多个洞窟完成了数字化采集，近两百个洞窟免费上线，累计有几十亿人次在线上“云游”莫高窟，把敦煌的美传到了全世界。

传承：四代人接过来的接力棒

临走的时候，我在研究院门口看到一群背着画板的年轻人，他们是来实习的大学生，正围着老工匠学习修复壁画。老工匠戴着放大镜，用镊子把一小块纤维补在起翘的壁画边上，动作轻得像给婴儿整理衣服。一个扎马尾的女生告诉我，她从小就听樊锦诗的故事，毕业之后就想来这里，“我爷爷那辈是清沙的，我爸是做档案的，我来做数字修复，我们家三代都守着莫高窟，这棒总得有人接下去”。

风吹过三危山，鸣沙山的沙子还是像一百年前那样刮，但是莫高窟再也不是那个无人问津的破洞窟了。从半块木牌到数字档案，从黄沙漫天到全球共享，一百年来，敦煌人把“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窟精神，刻进了每一寸戈壁，也让千年前的飞天，在新时代重新飞出了最美的模样。走出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研究院墙上“莫高窟精神”五个大字，在阳光下亮得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