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了。

可什么才是“年味”呢？是春晚的背景音，是群发的拜年短信，还是酒桌上推不掉的应酬？仔细想想，我们今天嫌弃的“没意思”，或许只是因为——我们和古人过的，早就不是同一个年了。

回头翻翻故纸堆，才发现那些被我们弄丢的春节习俗，多得让人心疼。

我们管它叫“过年”，古人管它叫“过关”

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过年”就是“过关”，年关年关，过年如过关。那时候不懂，觉得穿新衣吃饺子明明是好事儿，怎么就成了过关？

在很古很古的时候，春节压根不是什么阖家团圆的温情节日，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驱鬼大作战。

这事儿要从一只叫“年”的怪兽说起 。它平时藏在深山里，长得狰狞可怖，专吃飞禽走兽，三百六十五天出来一次，专挑天黑以后窜到人住的地方来一顿“年夜饭”。更要命的是，这家伙还挑食，从磕头虫到大活人，一天换一种口味。

你能想象那种恐惧吗？每到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把鸡圈牛栏拴牢，大门封死。全家人挤在一起不敢睡觉，围坐着壮胆——这就是“守岁”的由来 。

那顿饭吃得提心吊胆，先得供祭祖先，求祖宗保佑能活过这一夜。天色一黑，外面静得可怕，只有偶尔传来的风声。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把那一夜叫作“年关”——真的是一道关口，迈过去是生，迈不过去是死 。

后来人们慢慢发现，这怪兽怕红、怕光、怕响声。于是每到年末，家家贴红纸、穿红衣、挂红灯，敲锣打鼓，烧竹子听响儿——这就是爆竹的由来 。第二天早上，大家推开门，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庆幸没被吃掉。

这才是拜年的最初含义：庆贺活下来。

而我们今天把春节过得太平淡了。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那种对抗未知恐惧的集体仪式，早就从记忆里剥离干净。我们依然在过年，却早已忘了为什么要过年。

那些被“请”出家门的神仙们

说到驱鬼，古人春节可不止是防一个“年”兽。在他们眼里，过年那几天，整个天地间神神鬼鬼都出动了，稍不注意就会惹祸上身。

清乾隆年间的《诸暨县志》，里面写着：“腊月，以豕为牲，召巫祀之，曰‘作年福’。……夜放火炮，以避鬼魅。” 《新昌县志》也记着：“除夜，饰鬼容逐傩，家家爆竹，群坐欢饮，谓之分岁。” 说白了，过年就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驱鬼仪式。

门神就是这么来的。

很多人以为贴门神就是图个吉利，其实这里面讲究大了。汉代的蔡邕在《独断》里写得明白：海里有座度朔山，山上有棵大桃树，树枝东北角有个鬼门，万鬼出入的地方。有俩神仙叫神荼、郁垒，守在门口，看见害人的恶鬼，就用苇索捆了扔去喂老虎 。

所以腊月三十那天，老百姓就在门上画这俩门神，悬上苇索，等着御鬼进门 。后来门神从神荼郁垒变成了秦琼和尉迟恭——据《三教搜神大全》说，唐太宗晚上老听见门外鬼叫，让这俩将军穿着盔甲站岗，夜里果然消停了。后来画了像贴在门上，邪祟就跑了 。

除了门神，还有一样东西现在很少见了：桃符。

很多人以为桃符就是春联的前身，其实不对。宋朝人过年贴的桃符，是真真切切的桃木橛子。拿一根鸭蛋粗细的桃树枝，一劈两半，削成七八寸长的木橛，上面写“神荼”“郁垒”，钉在大门两边的泥土里 。这才是王安石那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本意——换的是木头橛子，不是红纸对联 。

还有更麻烦的。北宋时候，有人正月初一天不亮就爬起来，在门外刨个坑，埋一条面捏的假蛇、一把煮熟的豆子、一个熟鸡蛋，嘴里念叨：“蛇行则病行，黑豆生则病行，鸡子生则病行。” 假蛇当然不会爬，熟豆当然不会发芽，熟鸡蛋当然孵不出小鸡——这些事都不可能发生，所以病也不会得。

这种“行为艺术”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对古人来说，这是正儿八经的保命手段。

还有井神。

现在谁家还有井？没了井，井神自然也就“下岗”了。可古人不一样，腊月三十白天，家家户户要把水缸、盆、锅都挑满水，够三十晚上、初一、初二三天用。为啥？因为井神辛苦一年了，过年这几天也得休息，不能打扰人家 。

“井神”是什么时候从中国人的生活里消失的？没人知道。

正月里送“穷鬼”，古人比我们更懂趋吉避凶

如果说驱鬼是“防御”，那送穷就是“进攻”了。

现在人过年最盼什么？迎财神。正月初五接财神，朋友圈里刷屏的都是“财神到”。可你知道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穷鬼的风头盖过了财神。

南北朝时候就有送穷鬼的活动了。据《金谷园记》说，穷鬼是男的，上古高阳氏的儿子，叫瘦约，平时就喜欢穿破旧衣服，正月末死在巷子里。所以每到正月末，人们要纪念他，准确说是求他离自己远点 。

到了唐代，送穷成了一件大事。文学家韩愈专门写了篇《送穷文》，里面写得活灵活现：到送穷那天，家家给穷鬼准备用柳枝草叶扎的车船，还备了干粮，然后对着穷鬼的塑像作三个揖，恭恭敬敬请他出门，另寻住处 。

宋人把送穷的日子挪到了正月初六，改在清晨进行。到明代以后，这习俗渐渐没了。清代北方有些地方还在送，日子挪到正月初五，穷鬼的形象从男人变成了纸扎的妇人，凌晨扔到大街上完事儿 。

古人比我们更懂得“趋吉避凶”的仪式感。他们不单是想要什么，更清楚不想要什么。送穷就是明确地告诉生活：有些东西我不要，请你离开。

我们今天呢？只剩下一句“恭喜发财”，连“送穷”都忘了。

紫姑厕神与戚夫人：被遗忘的正月十五

还有个神仙现在彻底没人提了——紫姑，厕所之神。

紫姑的来历有好几种说法。最早一个跟刘邦的戚夫人有关——戚夫人被吕后残杀，死后成了厕所守护神 。南北朝时又流传，紫姑是大户人家的婢妾，被正妻虐待致死而成神。唐代的说法则是：有个叫何媚的女子被人强抢为妾，正月十五晚上被大老婆杀死在厕所里 。

这些传说听着都挺惨的，但古人拜紫姑可不是为了保佑厕所干净——她们是来算运程、求姻缘的。正月十五那天，少女们偷偷拜祭紫姑，问自己的终身大事 。

这种习俗现在当然没了。

年夜饭吃的是馎饦，不是饺子

我们现在过年必吃饺子，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陆游告诉你：不是。

陆游写过两句诗：“中夕祭余分馎饦，黎明即起换钟馗。” 前半句说除夕用馎饦祭祖，完了分着吃。馎饦是啥？一种面食。

馎饦本来是北方游牧民族发明的，魏晋时传入中原。做法简单：清水和面，不发酵，搓成条，掐成半指长的小段，放掌心用大拇指搓薄，搓成两头翘中间凹的小笆斗，或者两头尖中间鼓的小圆筒，放菜羹里煮熟 。

到了宋朝，手擀面流行了，这种手搓面食渐渐没人吃，但名字留了下来——宋朝人管手擀面还叫馎饦。所以陆游吃的其实是面，用肉羹煮熟的面 。

除了面，宋朝人过年还吃两样东西：五辛盘和百事吉。

五辛盘是五种辛辣蔬菜——韭菜、芸薹、芫荽，加上腊八腌的大蒜和藠头，在盘子里摆出造型，中间插根线香粘朵纸花。祭祀完了拔掉纸花，全家人分着吃，据说可以祛病保平安 。苏东坡还写过“青蒿黄韭试春盘” ，可见他也吃这玩意儿。

百事吉更有意思：把柿子、橘子和柏枝放一个盘子里，先掰柏枝，再掰柿子和橘子——柏柿橘，谐音“百事吉” 。要是冬天买不到新鲜水果，小贩就卖“百事吉结子”：绸布上绣柏枝柿子橘子，打成中国结。吃年夜饭的时候全家人解开这结子，挂房梁上，也算是讨了好彩头 。

古人吃饭，吃的从来不只是饭。每一口都有说法，每一样都有讲究。仪式感这种东西，不是在形式上，是在食物里。

从熬年到守岁：苏轼为什么不回家过年

守岁这事儿我们还在做，但守的法子早变了。

西晋《风土记》里写：“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是“终夜不眠”，熬一整宿到天亮，不是熬到半夜困了就去睡。白居易有诗叫《客中守岁》，说的就是这个 。

古人为什么要硬扛着不睡吗？除了前面说的怕年兽，还有一个意思：珍惜年华。

古人有一首《守岁》诗写得好：“相邀守岁阿戎家，蜡炬传红向碧纱；三十六旬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 苏轼也写过：“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守岁不只是熬着，是告诉自己：这一年过去了，下一年要好好过。

1063年，宋仁宗嘉祐八年，苏轼不到三十岁，在陕西凤翔当签判。他爸苏洵和弟弟苏辙都在开封。过年了，苏轼没回家，照旧待在衙门里 。

不是不想回，是回不去。

那年月从凤翔到开封，平路骑马，水路乘舟，山路靠走，得一个月。宋朝春节放七天假，还不够路上打个来回 。苏轼1061年从开封去凤翔上任，十一月十八出发，十二月十四才到，花了快一个月 。1062年春节前他想回四川老家？更别想——1056年他爹带他们兄弟进京赶考，正月初从眉山出发，走成都、西安、潼关，到开封花了整整半年 。

所以苏轼只能写诗。他一连写了三首，《馈岁》《守岁》《别岁》，回忆小时候在眉山过年的情景 。

我们今天抱怨春运票难抢、高速路堵车，可我们至少能回去。苏轼连回都回不去。

忽然觉得，能回家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立春与春节：古人其实过两个“年”

我们现在说的春节，在古人那儿叫“元旦”。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开始，正月初一就是新年，一直沿用到清朝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用公元纪年，把公历1月1日叫“新年”，农历正月初一才改叫“春节”。1949年以后正式定下来：公历1月1日叫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叫春节 。

可古代的“春节”原本不是正月初一——是立春。

蒲松龄写过一篇《偷桃》，讲他小时候在济南看的一场戏法 。故事发生在“立春前一日”，那天有“演春”活动。据道光年间《商河县志》记载，这天官员带着农民，扛着农具、牵着春牛，到东郊田野里做耕种状，搭彩楼演渔樵耕读 。

这就是迎春仪式。皇帝在立春那天要祭拜天地，亲自下地耕种，祈祷风调雨顺 。官员们也得跟着做。老百姓围观，看府尹“鞭春牛”——拿鞭子抽土牛，催着春天赶紧来 。

袁宏道写过《迎春歌》，那场面热闹得很：“掀天爆声彻夜闹，沸地歌喉板敲檀。春牛高拥巡陌上，瑞麟婆娑影盘桓。”

所以古人其实过两个“年”：一个立春迎节气，一个正月初一迎新年。后来日子久了，俩年揉成了一个，立春的仪式慢慢没了，只剩“春节”这个名字还留着。

春联那点事儿：朱元璋的“绝句”与阉猪户

春联现在家家都贴，可它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吗？

清代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里记着一件事：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有一年除夕前忽然下道圣旨，让公卿士庶家家门上贴一副春联 。

圣旨下了还不放心，大年初一朱元璋微服出巡，挨家挨户检查落实情况。转了一圈挺满意，走到一户人家却愣住了——这家没贴。

进去一问，原来是个阉猪户，穷得叮当响，自己不会写，也请不起人写。朱元璋当场要来纸笔，给这家题了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这副联子写得是真绝。阉猪这行当，一般人想不出什么吉利话，朱元璋偏偏能写得既贴切又大气。第二天他又路过这家，发现门上还是没贴。进去一问，那户人家说：我们知道您是皇上，写的字哪儿敢贴门上？供在中堂里早晚烧香拜呢。朱元璋一高兴，赏了五十两银子 。

这事儿是野史，正史不载，但流传很广。从这以后，贴春联的习俗才真正普及开来 。

今天我们在红纸上写“招财进宝”“万事如意”，追根溯源，原来和这位爱写对联的皇帝分不开。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其实就想说一件事：那些被我们怀念的“年味”，未必是真的丢在了时间里，而是丢在了生活方式的巨变里。

我们不再相信年兽，所以不再需要守岁驱鬼；

我们不再相信穷鬼，所以不再送穷；

我们不再有井，所以不再拜井神；

我们不再上茅房，所以紫姑无处容身；

我们出门有高铁飞机，所以不用提前半年上路，也不用在异乡写《别岁》。

杨华先生在《中国传统的过年礼俗》里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很久：春节的习俗是变动的、开放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有一部分是核心的内容，但很多在历朝历代会有增有减。我们并不必要那样悲观，说现在的年俗已经完全丧失了年味 。

这话在理。

宋朝人过年不吃的那些东西，我们今天在吃；明朝人开始贴的春联，我们今天还在贴；清朝人送穷的日子，我们改成了迎财神。没有哪个时代的年味是一成不变的。

只是，偶尔翻翻故纸堆，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认真地对待这个节日——他们在爆竹声里驱鬼，在桃符前面祈福，在馎饦汤里尝年味，在春联红纸上寄托对来年的全部盼望。

那种认真，或许才是我们真正弄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