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酒楼门口挂着块招牌，写着“先打四角酒来”。你说这“四角酒”是四斤白酒，保准把现代人吓得立刻扶墙。但真相恰好相反，宋代的“四角酒”，连半斤都不到。

更奇的是，这酒还不是烈性白酒，而是比啤酒还温和的低度发酵酒。

可问题来了：一边是史书里将军能饮“石余”，宰相能干“一缸”，一边却是度数低、容量少的“米汤酒”，这反差未免也太大。那古人到底是喝得猛，还是讲得巧？今天这篇，咱们把“酒桌迷案”一一道来。

“四角酒”到底多少？不到半斤，吓倒一群现代人

北宋徽宗年间，东京汴梁，市井小巷酒旗招展，青楼酒肆热闹非凡。

街头人影闪动，一位文士掀帘入座，第一句话就是：“先打四角酒来。”如果今天这句话搬到饭馆，服务员可能一脸懵：“这是打几斤啊？”

根据《考工记》《韩诗》和历代度量衡制度，“角”是容积单位，四升为一角。一升是现今约合五十毫升，四角即为十六升，约等于八两酒，折算下来仅为“0.4斤”。而这个量在今天，哪怕是普通白酒一小瓶也轻松超过。

宋人所称“角”之酒，实际体积虽小，却是那时酒楼最常规的单位。《水浒传》大量出现“角酒”场景，多是市井饮用，配饭小酌。而“四角酒”仅为四份基本单位，仍属轻量范畴，不具震撼力的饮用级别。

现代白酒动辄四十度、五十度，历史上的“四角酒”是否也是那般“烈”？结论是否定的。早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后，历代度制虽变，但“发酵酒”的技术上限基本停留在十度左右。据《论衡》《汉书》记载，东汉已经认为十度酒属于“毒”性食品，称“美酒为毒”。

度数低，出酒率低，量也不大。即便是宴饮之地，也鲜有连喝四角还呼“再来一坛”的猛士。“四角酒”虽小，但其含义并不在于量，而在于仪式——是“饮前例行”之举，更像是茶馆点壶好茶，只为起兴而非灌醉。

汴梁酒馆，纸糊灯笼摇曳，酒童手执铜壶进门斟酒，一小壶下肚，四角不过半斤，连涌三口不过湿润喉咙，却能叫来春风满面，足以凑趣文人诗意。

关键不在于“喝了多少”，而是喝得有多讲究。宋人喝酒，是风雅之举，不讲豪饮而讲情境——一边听琴，一边饮酒，再配上时令点心，如蜜饯、花糕，形成一种节制却讲品味的社交模式。四角酒，不是要喝多，而是要喝巧。

接下来的问题便来了：如果一顿饭不过四角起步，为何历史却留下那么多“饮一缸”“饮数石”的传说？如果度数不高、量也有限，为何这些人物被传为酒神？答案藏在后人的“夸张”与“误解”中。

张齐贤一缸酒？别慌，是米汤加水加故事

北宋年间，宰相张齐贤一次宴请众臣，据陪酒者记：“一顿饭饮尽一缸酒。”普通人听了这话，脑子里已经冒出“大坛装五斤，张相公直接上了浴缸”的画面了。

但要明白这个“缸”的概念，得先了解北宋的酒种。《梦溪笔谈》提及宋人“酒有米香”，说明其源仍是“糯米发酵”。这类酒即为今日米酒、甜酒酿的原型，其酒精度往往在五至六度之间。如此低度，即便是整缸灌下，醉意也远不如现代二两白酒。

更重要的是，“缸”是存酒器，不是个人饮量单位。一缸酒往往供应整桌宾客，是筵席饮用的整体基数。张齐贤作为主宾，虽称“饮尽一缸”，实为宾主共饮，其实饮量根本达不到现代意义上的“海量”。

宋人宴饮讲求程序。先献花，再行酒，酒过三巡，诗文助兴。酒量只是宾主身份、风度、应酬技巧的反映，并非比拼肝功能。《清明上河图》中，酒楼帷幔下，侍女呈酒，文士低声吟诵，背景交错的不是千杯豪饮，而是温文尔雅的饮酒文化氛围。

真正能喝的人，不是看他喝了几斤，而是看他能否全身而退。

宋代另一位酒客石延年，则更有趣。他与友人夜饮至半夜，酒坛见底无处买酒，便将剩酒兑醋，喝至天亮，连“醋坛子都空了”。今日看来荒诞，但细细琢磨，这种饮法根本不是豪饮，而是“穷喝”。

这说明两点：其一，酒珍贵，连残酒都舍不得浪费；其二，度数低，才敢胡乱掺兑还敢喝个通宵。若是今日五十度白酒，醋加进去，恐怕不是见底，是见阎王。

古人酒文化注重场面、讲究气氛。一次饮酒，是一场文学、艺术与礼仪的综合表达。四角起手，不过是“暖身”，石余米酒，不过是“兴头”，这些场景不过是文人骚客借题发挥的社交演绎。

石延年喝到醋见底，张齐贤端缸入肚，都说明一点：喝酒是社会符号，不是生理竞赛。关键还在于情境营造与自我表现。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酒量不高，度数不烈，那为何后世一提“豪饮”，总要从韩延寿讲到于定国？这是否一种历史滤镜？

“饮酒石余”韩将军？数据可查，酒不醉人，人自醉

西汉韩延寿，官拜将军，著名战例与陈汤齐名，被后世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典范。据史书记载：“饮酒石余。”若按现代度量衡，一石合120斤，“石余”意味着超过120斤。乍一看，比张齐贤那缸酒还厉害。

问题是，这数据可信吗？要分三方面讲。

其一，“饮酒石余”出现在画像石记载中，非文字档案。画像石内容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强调将军勇猛、胆识过人，用“酒量”来映射“气魄”，并非实数记载。再者，画像石的绘制，多为后人所制，夸张成分不可忽略。

其二，西汉时期酒仍属发酵酒。《汉书》记“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东汉则“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这说明：东汉度数比西汉高，但出酒率更低，酒更浓更贵。韩延寿若真饮酒一石，则非普通米酒，需极多原料，基本无法复制。

其三，西汉酒桌并无“个人独饮一坛”之俗，“石余”实为宴饮总量，而非一人之举。宴请兵卒、士吏，席间饮酒，韩将军可能不过数杯，却以总量记之，强调军中团结。

这类酒量神话背后，是文化需要与时代修辞。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更多是“廉而能饮”的形象塑造。并非夸饮能力，而是“酒而不乱”，体现为官之德。

汉人之酒，非烈性而重礼。饮酒要“顺天性而不违道德”，讲究适度。“石余”“数石”不过是赞誉性虚数，是“人自醉”而非“酒醉人”。

这也说明古代所谓“酒风”，其实强调的是行为方式、政治德行，绝非生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