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连着中秋，武康大楼及周边毫无悬念地迎来了客流高峰。这里是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游客来沪旅游的必访之地，它像一块磁石，将五湖四海的人潮吸引至淮海中路与武康路的交汇处。这一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大楼已逾百岁，何以持续“吸粉”？

武康大楼街景。

在同济大学教授卢永毅眼中，武康大楼像一位时髦的“百岁老人”，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对城市景观的认知——它既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又在现代人的重新建构下，焕发出新的现代性内涵。“当然，社会民间力量对城市景观的选择性交流与传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海是优秀建筑的聚集地，囊括了世界建筑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风格。据统计，申城的3467处不可移动文物中，约80%为建筑遗产。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城市文化又如何在城市景观的变迁中被诠释？日前，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大上海与现代性”学术沙龙中，业内专家表示，上海的城市化历程构筑了多重城市景观，也推动了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完整定义——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此激荡交融。

“大上海与现代性”学术沙龙合影。（主办方供图）

“摩登景观”源自世界性的空间

上海的第一座现代建筑在哪？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引用建筑学家罗小未所言，是坐落于外滩的和平饭店北楼，即沙逊大厦，落成于1929年。“建筑整体主要为直线条，呈现出几何化的特点，非常现代了。”与沙逊大厦相邻的德国总会大楼，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拆除后建为中国银行大楼，覆以中国传统的蓝色琉璃瓦四角攒尖顶，檐下饰以石质斗拱，颇具中国经典的“望江楼阁”意境。

德国总会与周边众多楼宇构成一道参差错落跳跃灵动的天际线（1930年代初）

这与风靡上海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有关。1925年，这一摩登风格在巴黎现代艺术与工业博览会上推出，上海几乎同步回响。而这一条流光溢彩的Art Deco轮廓线背后，是上海作为近代工商业国际都市奋力发展的明证。卢永毅说，“理解城市景观要回到城市化历史进程中，一个城市不是最初建造时就要建一个‘万国博览会’，而是作为一种汇聚各样文化的方式，其背后反映出中国现代进程的巨大变革。”

同济大学教授卢永毅正在沙龙发言。

自19世纪开埠以来，上海先是逐步形成洋房等小型建筑，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建造，形成标志性景观。“这是时代大转换下极富震撼力的城市景观。上海作为工商业发达的国际港口城市崛起，从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空间，穿梭往来的船只足以见得各方力量的汇聚。”卢永毅坦言，这个过程中，既有西方的强烈冲击，亦有中外合作与竞争。正是在这样开放、包容与互利共生中，上海铸就了独一无二的城市品格。具体到建筑风格，则是现代与摩登。“那时的上海外滩风貌，是与西方世界性的发展是同步的。体现身份的建筑形象，不再是传统的宫殿和教堂，而是银行、现代旅馆等。”

上海也是民族意识最早觉醒的城市。随着四大百货公司崛起，民族资本为上海建造了“全新的城市天际线”，根据统计，永安新厦的塔楼高89米，新新公司的塔楼高67米，永安公司“倚云阁”高42米，先施公司“摩星楼”高约45-52米。四大百货公司之间竞争建筑高度，不仅对西方建筑形成冲击，更是对传统的挑战。城市形象与规划，也见证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

“霓虹灯外”的日常里弄值得关注

上海的城市景观是多样的。卢永毅指出，除了“摩登”的形象，人们还需要望向那些“霓虹灯外”的日常里弄。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作为革命活动的记忆场所，承载着新中国诞生的国家叙事。在1961年公布的中国第一批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等在列，它们或是里弄建筑，或毗邻里弄建筑群，展现了红色文化与里弄建筑的密切关系。

事实上，红色资源的融入正悄然重塑着城市原有的空间格局。以新天地与淮海路为例，二者从过往的某种既定关联，演变为如今充满新意的互动关系。这一过程中，有利于我们回归当下，对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深度融合的上海文化，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

“上海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化样本，其城市发展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的崛起，更涵盖社会形态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更新以及文化传统的延续。”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认为，从外滩的宏大建筑到里弄风貌的心理寄托，从商业消费的转型到家居美学的细节呈现，皆彰显出独特的上海特质与现代性魅力。

在上海的街头，“与古为新”很常见。位于上海松江的方塔园何陋轩，外形茅草作顶，内部以竹代钢。常青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建筑界的前沿水平，保留外部的中式形象，里面的建筑所传达出来的完全是现代主义的理念。

上海松江的方塔园何陋轩。

再如南京东路的上海电力管理局大楼，保留老上海元素，顶部的坡屋顶致敬和平饭店，凸出的三角窗呼应上海里弄屋顶的老虎窗，但其表现形式确是现代的。正在建造的奉贤龙门阁该建筑以现代钢结构表达中国古典楼阁意象，扬弃其繁复装饰，尊古而不复古。

南京东路的上海电力管理局大楼。

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正在沙龙发言。

在常青看来，西方现代建筑史经历了传统观与现代性的博弈：从繁复的装饰风格走向实用，而后重对传统进行“再创新”。而中国当代建筑实践，虽与西方建筑史存在时差，但“以古为新”仍是其发展关键。他认为，“‘新’的定义就是要将古代经典与今天的创造相结合。而这，也与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样性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