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类的聚落当景观看，尤其是把我们自己栖身其中的地方及其生活当作美景来欣赏，这多半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能力。审美到底是人类天生就有的能力，还是后天培养的？不同的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但如果我们把人的聚落形态和族群的生活方式等理解为人类的社会文化的话，那么在人类学者看来，文化如水，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水里的鱼，对鱼而言，水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是难以觉察的（见刘琪《看不见水的鱼：日常生活的人类学瞬间》）。无论是发现自身文化的美，还是洞察自身文化的丑陋，都需要借助于他者的视角，或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当然还需要审美的能力。

对各种不同聚落的浏览、观赏——通过实地考察或以种种媒介为手段，对世界各国的城乡、各种人的生活式样的了解，这些不仅是今天旅游产业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现代人认识世界同时了解自己的重要方式。

那么，人类聚落是怎么被定义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故乡？

在本期“聚落·场所·人”，陈映芳为我们讲述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市镇，它们多形成于宋元或明清时期，是声名远播的古镇。而其实江南市镇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景观被发现，不到半个世纪。

2025年6月，《时代逸飞：陈逸飞回顾展》资料。陈映芳 摄

撰文｜陈映芳

被发现的美丽

今年上海艺术界的一桩盛事，是《时代逸飞：陈逸飞回顾展》的开幕（2025年4月25日—10月12日，浦东美术馆）。展览上，陈逸飞在不同历史阶段创作的油画代表作，被分成四个不同的板块：“成长岁月”“心灵之桥”“海上风华”和“大视觉时代”。我们知道，陈逸飞画作中的那些“桥”，现实中就存在于苏南的周庄镇。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陈逸飞创作于1983年的油画《故乡的记忆：双桥》在美国被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所收藏。1984年阿曼德·哈默应邀访问中国时，又将该画赠送给了邓小平。随后该作品还被选为联合国国际邮票节的首日封图案。因为这些政治的、艺术的佳话，周庄以及周庄的桥名扬海内外。

2025年6月，《时代逸飞：陈逸飞回顾展》资料。陈映芳 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美丽的景观而浮出水面的“江南古镇”，当然不止周庄。在环太湖流域，水乡古镇成为文创旅游产业的一大亮点，或者说已经是一个被过度拷贝的卖点。

江南地区的小城镇多形成于宋元或明清时期。有意思的是，如今人们欣赏的它们的“美丽”价值，并不是一直就在那儿的，而是被当代艺术家、建筑学家们“发现”的，包括周庄、乌镇等声名远播的观光胜地亦不例外。据一则传说，“周庄的美丽”的最早发现者，是苏州的水彩画家杨明义。上世纪70年代末，他因为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化活动而不无偶然地发现了周庄，随即在美术圈内四处推荐，这才有了陈逸飞的周庄之行。如前所述，那以后，江南的小桥流水成为代表了“中国的美丽”的文化符号之一。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杨明义本身就是长期生活在古城苏州的画家，而出生于浙江镇海新碶乡（今属宁波市北仑区）的陈逸飞对上海周边和浙北地区的小城镇应该也是毫不陌生的，何至于需要特别的契机才能“看见”？

但是我相信这一个“发现美丽”的故事是真实的。

以江南古镇为背景的电影《柳浪闻莺》（2021）剧照。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一个“人”及其“生活”开始走到社会前台的历史时期，也是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记得就是在那时候，自发、自由的“游览”开始成为人们正当的休闲生活；政府文化部门开始推动各种“民间艺术”的恢复；地方上各种民俗活动——包括庙会以及春节、元宵节等各种传统活动也逐渐复活。也是在那时候，大学里的学生团体和单位工会纷纷开始组织各种娱乐活动，观赏园林、山水、古镇等成为时尚的集体活动。在特殊的社会转折时期，感受欢愉、审美的生活，重新装扮人自身以及周边的生活环境，成为人们“告别革命”、拥抱新时代的方式。同时期，西方的艺术作品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画家们则告别宏大的革命题材，开始表达人的情感、欲望，发现生活世界的美。

江南小镇美丽吗？在河网遍布的水乡，市镇通常依河道而建，镇上多是石子铺就的狭窄街道；在一些镇中心有河道十字交叉的地方，通常会有两座相向相邻的石桥，像极了周庄的双桥；街边有简陋的供销社、理发店、茶馆……这样的小镇，曾是那儿的年轻人们一心想着要“逃离”的地方。

如今当我走到一个个江南市镇，尤其是那些历史名镇时，带着这些年逐渐被启示的美学，借助于“他者”的视线，加上随年龄而滋生的复杂的怀旧情绪，似乎多少能理解，它们何以会被定义为“美丽的古镇”。我相信，在正常的社会，或者说当人们的生活目标、生活秩序相对清晰稳定的时代，人类的各种聚落形态都隐含有不同的审美元素——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地形地貌及交通条件与人的生产、生活的有机联系，建筑风格、空间秩序背后的族群文化、地域文化……而江南地区除了中国历代文人骚客的“江南吟”中所赞美的景致、所寄托的文化精神外，大小城镇的街巷、小桥、园林、粉墙黛瓦中，更有宋代以来的商业文明、市场秩序，以及士绅群体的古典美学沉淀其中。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可能因为文化的失范、社会的失序而失去了相应的审美能力。

想象的故乡

“周庄”如今不仅是画家笔下的“故乡”，它也已经成了无数旅客心目中的“故乡”，它还被国内外评论者定义为“东方美学的典范”。所有这些似乎是自然而然无需多疑的。不过在这样一些定义之间，其实还是存在一些演绎机制的。按画家自己的解释，“我在创作时，总是试图捕捉生活中的瞬间美，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宁静，还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美感。”（陈逸飞语）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周庄的“双桥”当初之所以受到国际藏家和评论界的特别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时留学美国的画家将视线转向了他的母国，并用源自西方的油画技法，画出了作者家乡的韵味，以至有评论家认为，《故乡》的文化意义之一，在于中国的画家发现了中国自身的美丽。

这样的评论，涉及“观看”与“对象”间的主客体关系，即画家作为“内部人”的观察者立场，以及定义对象的资格及能力。这让我联想到了人类学史上的先例。我们知道，费孝通先生早年在英国发表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对这项研究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在人类学史上，西方学者惯于站在“他者”的立场，对落后民族、东方国家等展开观察和研究。当对这样一种学术传统具有反思精神的西方学者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以自己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作出了那样的成就，他所给予的热情肯定，是不难理解的。

《江村经济》

作者：费孝通

译者：戴可景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

自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文化艺术广泛影响东方各国以来，以西学为“技”，重新发现、定义自己的民族/国族，这通常被理解为东方文化知识人的一个重要课题，或者被认为是体现民族主体性或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在这样的观念中，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像东方主义这样的观察东方、定义东方的思维方式、认知体系，并不是西方人独有的，它们也完全可能被内化在东方人中间。此外，对“他者”视角的否定，隐含着一种意识：较之于“外部人”，“内部人”拥有天然的观察、定义自身的“优先权”或者说“特权”。往往，来自外部的观察者所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个别的经验现象，而且，他们所呈现的也可能是理念型模式，是一种抽象物而非历史性存在。但是，“内部的”的观察者很可能缺少与对象的距离；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描绘那个同心圆——只看到了自己要看的、与自己亲近的图景；而且，在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族身份及其文化的人那儿，他们还可能将自己从某些地方发现的地域性经验，阐释、定义为国族性特征——就像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对近代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学术史所作的评论那样（见子安宣邦《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人》“第一章一国民俗学的建立”）。

《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人》

作者：[日]子安宣邦

译者：赵京华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4月

近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一个无数人迁移他乡、传统乡镇聚落迅速衰败的时期，“失故乡”成了许多人的一种精神综合征。与此同时，对经验材料加以自我东方主义化的视觉呈现，将一些地域景观想象为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些成为广泛普及的审美方式。现实中，江南古镇作为一种美学资源的被发现，还有全国各地的古镇旅游产业的大开发，正是以这样的审美需求和景观的生产供给为背景。就像周庄镇自我定义的那样：“周庄，是历史留给当代中国的宝贵财富。正如建筑大师贝聿铭所说‘周庄是国宝’，周庄是江南水乡的典范，是江南文化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扇窗口。在江南以外的远方客人眼里，它是画里烟水，对繁华都市的居民来说，它是梦中天地，而在生活日趋现代化的乡镇人看来，它则是旧日家园。周庄为每一个现代人提供了‘精神故乡’，让他们回味说不尽的‘故乡的回忆’，周庄就是每个游子的‘他乡故乡’”。（苏州方志网，“古镇古村系列——昆山市周庄镇”）

周庄双桥局部。图片来自“周庄旅游”网站（http://www.zhouzhuang.net）。

通常，游客是不太有兴致去了解那些成了旅游园区的老镇上的当地人，他们都去了哪儿？他们的生活与景区是什么关系？另外还有更多没有名或不太有名的江南市镇，它们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用说，古镇本是当地居民的家园，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代又一代的江南人同样也可能遭遇了“失故乡”的命运。那么，他们的梦里故乡和现实感受会是怎样的？

每个人自有每个人的故乡情。就我而言，一直难以忘记的是木心的散文《乌镇》——1995年元月，那个自喻为“绍兴希腊人”的乌镇人，在离开故乡50年后第一次回了一趟乌镇，随后写下了他的所见所感。那是一个审美的人、一颗敏感的灵魂发出的故乡叹，用情至深。

在习惯的概念中，“故乡”，就是“最熟识的地方”，而目前我只知地名，对的，方言，没变，此外，一无是处。……当年的东大街两边全是店铺，行人摩肩接踵，货物庶盛繁缛，炒锅声、锯刨声、打铁声、弹棉絮声、碗盏相击声、小孩叫声、妇女骂声……现在是一片雪后的严静，毗连的房屋一式是上下两层，门是木门，窗是板窗，皆髹以黑漆——这是死，死街……这一段街景不是故物，是后来重修的“旅游”卖点，确鉴是“明式”，明朝江南市廛居宅的款式，然而那是要有粉墙翠枝红灯青帘夹杂其中，五色裳服宝马香车往来其间，才像个太平盛世，而现在是通体的黑，沉底的静，人影寥落，是一条荒诞的非人间的街了……

2019年8月，浙江省桐乡市乌镇“木心美术馆”。陈映芳 摄

现实中的市镇社会

最近几年，时不时看到消息，说全国各地的不少古镇景区正在趋于衰落，包括周庄在内。这固然与一些古镇的过度商业化和严重雷同有关。但我想，这也许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正在发生变化？或者也说明了人们正在慢慢走出对“想象的故乡”的精神依恋？事实上我也确实在播客中听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喜欢看到那些有当地居民生活其中的、融“社区”与“景区”为一体的“活着的古镇”，亦即希望看到“活着的市镇社会”。

江南的小城镇在这些年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当下正面临怎样的命运？这也是我和我的一些学生近几年调研的一个议题。在大规模的农村城镇化运动和城市郊县的郊区化进程中，少数成规模的古镇建筑在整体上被保存下来，并被设计、更新成了古镇景观区。

2022年1月，上海七宝古镇。陈映芳 摄

与此同时，原来的不少县城和市镇，有的已经成了大城市或地级市的郊区街道。而乡镇区域的市镇则多经历了行政撤并，不少市镇降级成了“社区”。总体上，由于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大开发，江南地区大量的农村居民移居到了当地城镇中。由此，江南地区的市镇多经历了一个物理形态上的新镇区大发展阶段。蓬勃兴起的居民新区和商业新街，一方面虹吸了当地农村的人口资源，同时也加速了原有老街区的衰败——几乎在每一个江南老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条或几条老街，那儿还住着一些当地老人，也有的房子被出租给了外来租户，偶尔还能看到当地政府开辟的、了无生气的民俗文化街。

2022年1月，上海高桥镇老街。陈映芳 摄

老市镇和小城镇老街的更新改造，是当下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城乡规划难题。江南乡镇地区由于大量清代建筑的遗存，地方政府负有相应的“历史文化传承保护”责任。由是，近年来有些地方的国土空间规划机构和地方政府开始对“古镇”“古村”以及老市镇中的“老街道”实施分级甄别、规划性保护。如苏州市曾于2022年和2024年公布了两批名单——2022年确定了古镇23个、古村73个、老街43个（“市政府关于公布首批苏州市古镇、古村、老街名录的通知”，《苏府〔2022〕96号》），2024年复又增加了古村12个、老街2个（“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苏州市古镇、古村、老街名录的通知”，《苏府〔2024〕52号》）。这样的方法，或许可成为后开发时代乡镇地区兼顾社区营造和历史风貌保护的一种过渡性的实践方案。

2025年3月，太仓市璜泾镇老街。陈映芳 摄

但是，在城-镇（乡）的关系中，在“作为旅游产业园区的古镇”“明清建筑保护区”和“作为居民社区的市镇”之间，江南古镇将怎样做出一些既符合社会文化传统和当地居民生活需要、又面向未来地域社会综合发展的规划？这依然是有待于决策者、规划者和生活者共同选择的课题。

作者/陈映芳

编辑/罗东

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