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张家界人——
特殊的张家界人
因为有了你们，张家界今日驰名中外
因为自文先生，你们的名字光彩夺目
——题记
刘少龙
特殊的张家界人之一：办场子的人
那山，最早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明朝崇祯三年，永定卫千户张再弘担任了团官，人们把他管辖地最南的那座山，叫张家的山界，简称张家界。
张家界离城二十八公里，古时应是世外桃源，但这里却是杀声震天的古战场。尸骨塔，是掩埋阵亡将士的地方。锣鼓塔，是擂鼓助威的地方。神堂湾，是向王天子跳崖自尽的地方。
在一个如此美丽神秘的地方打仗，古人有古人的遭遇，我们难以理解。
但近代，在一个仙境般的地方打浆造纸，大炼钢铁，古人应该更难理解。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山光了，水脏了，人木了。这时的张家界，奄奄一息，遍体鳞伤，除了那峭壁顶上的几棵树，全荒了。
第一任张家界林场场长叫陈伯祥，原本在红火的肉食水产公司工作，调到张家界来才二十八岁。建场没有房子，就在锣鼓塔的荒洲上搭棚子，开大铺睡觉。他整年在山上砍草挖坑，顾不了家，两年家中的父亲、母亲、爱人相继饿死，小儿子过继给别人，自己带着两个女儿。
刘开林是林业局的经济林股股长，正在三家馆蹲点，县里通知他，立即上张家界当场长。他去时，迎接他的是三十位右派分子，四十三位职工，几十斤包谷，断粮了。他连夜赶到中湖乡，借得一些蕃薯，派五位职工挖蕨根当粮。他把自己的口粮捐给食堂，工资取消了。精兵简政，首先简掉爱人卢莲妹。文革中，造反派把他一人赶到朝天观山上，在冰天雪地的山顶造林，春节也不准回。恢复职务后，他与剩下的三十六位工人一起发誓：头发白在张家界，牙齿掉在张家界，死了埋在张家界。刘开林带领三个大队，一边挖蕨根老鸹蒜吃，一边认真造林。
一队队长符兴华，工作方法好，队里有一位青工，孑身一人，没有父母，常惹事生非，他关心他，帮助他成家，最后成为骨干，当了队长。二队队长李嗣忠，不识字，脾气犟，每年分配任务，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会后，工夫做的最好，事事带头，清早踩着露水出工，晚上踏着露水收工，职工叫他露水队长。三队队长刘开成，一干十几年，以场为家。看山员龚保才，不识字，一个人负责4800公顷林场的防火防盗，一年四季牵着一条狗日夜巡查，天黑了，就地睡下。林场职工张平周，每年去中湖协合采杉树种，锋利如刀的壳将他一双手割的伤痕累累，一天采种三百斤，这是肉体采种的极限。
特殊的张家界人之二：找路子的人
张家界林场好，省林业厅林场站长李忠谦极力宣传。
1974年，受李忠谦的宣传，省林业厅两次在张家界召开林场会。受州林业局长李礼的鼓动，州委书记宁生带领全州县委书记、县长上张家界开现场会。1978年3月，副州长彭祖贵带领全州林业局长再开现场会，在双溪桥李礼意外遇到省计委王处长，邀他一同上张家界，王处长惊叹不已，回长沙后向省委书记张平化作了汇报。张平化对林业感情很深，指示省林业厅厅长霍启明去看看。1978年5月8日，霍启明来张家界，从中湖爬上山，表扬林场办的不错，景色别致，夏天凉快，可以避暑，适合搞内部接待，当时还不曾想到旅游。
1979年，县水电局干部周至德调查水电资源，爬了张家界的山山湾湾，察觉到旅游价值，一连写了四篇报告，寄到省外事办、省旅游局。1980年9月，省外事办主任杨山来张家界考察，印象非常好。县委书记黄有为批示传阅周志德的四篇报告，周至德当了第一任县旅游办主任，编写了《风景明珠张家界》。三年里，他上张家界五百多次，三个春节都是在山上度过的。
1978年，省林业厅办公室秘书陈平陪同霍启明上张家界，回长沙后便在中央广播电台《祖国各地》节目、省广播电台《湖南各地》节目连播六篇文稿，在省委《新湘评论》发表一篇文章，在《湖南画报》连发四期六十一幅照片。
1979年8月，在红土坪中学当民办教师的金克剑，看到文化馆馆长安用甫拍摄的张家界风光照片，登上张家界。刘开林说，你是第一个上张家界的作者，金克剑在考察探险中，险些丧命。
1980年9月20日，县广播站站长宋家景突然被叫上车，直奔张家界，从此成为旅游办主任。县里成立旅游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胡太灼当组长，胡太灼大力倡导旅游，县里甚至省里都怀疑，他每次作旅游动员报告，大家笑声一片，笑他不正常。
1980年，陈平在林业部遇见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力邀他到张家界。陈复礼与简庆福从香港出发，一前一后，一人去张家界，一人去青岩山，约定在广州会合，想不到两人在张家界见面，两个名字一个地方，哈哈大笑。胡太灼全程陪同七天，陈复礼回香港办张家界摄影展，非常轰动。
1982年，第一部张家界影片《奇山揽胜》开拍，中央电视台与湖南电视台合作，编导刘子成在张家界待了三年，赵忠祥担任解说。第二部影片为《情满青山》，省地质学会邀请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三部影片是县里拍的《绿海奇峰》，县里拿20万元，这笔钱可以修一条上山公路，很多人反对，胡太灼说，旅游就是要花血本宣传。胡太灼还从北京请来了新华社记者杨飞，杨飞用绳子把自己吊在半空中拍摄，连续十多天，风雨无阻，1980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奇异幽深的马鬃岭》，并在上海杂志上发表一组照片，他摄制了三本作品，其中一张龙虾花，一张鸽子花，至今独一无二。胡太灼牵头编印了《青岩山玉皇洞导游手册》，油印二百册，马上一抢而空，这是第一本导游手册。1981年宋家景编印了《青岩山导游》，当时名称不定，如称马鬃岭、金鞭岩、青岩山、张家界。宋家景有一次对县委书记黄有为说，如果有台照相机就好了。后来，旅游办就有了一台照相机，一部自行车。
早期的宣传中还有台办的《张家界画册》，周至德的《张家界》、《风景明珠张家界》，邓克漠的《张家界》，刘金山的《张家界探奇》，金克剑、覃儿健的《张家界的传说》。
1979年11月，省委书记毛致用带领二十多位厅局长，乘一辆面包车从怀化到自治州检查农业林业。霍启明极力推荐张家界林场，参会的厅局长都要求去看看。毛致用说，去去可以。因为公路差，上山很危险。到了金鞭溪，厅局长都说美，大家要求在此照相。毛致用开玩笑说，山，石头，有什么好看的。接着又说，要让人家看，路两边就要栽树，栽什么树？大家说栽槐树，毛致用说，栽槐树。回省里蓉园开会，毛致用同意每个立方米木材增加2元育林基金。毛致用对交通厅厅长马凯说，你负责把张家界的公路修改好。当时，游山玩水还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1981年8月26日，霍启明陪同省委第一副书记万达考察张家界。那天小雨，听完刘开林的汇报后，万达高兴的与大家在金鞭溪黄石寨照了相。万达很欣赏张家界，主张积极开放，要把张家界、天子山、索溪峪联合起来。宁生说，自己只管大庸桑植。万达便到索溪峪，叫来慈利县长、林业局长，慈利县积极主张开放，联合开发。万达又去桑植县安排此事，当晚住在桑植。万达当时身体不好，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张家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张家界。万达的原秘书、省农委主任史杰，在金鞭溪察看地质时摔了一跤，一身泥，爬起来继续考察，看能不能筑坝。
1982年下半年，霍启明给省长孙国治汇报，省里两位书记都去了张家界，你去不？孙国治说，去。不久，林业厅副厅长雷隆陪他到张家界，孙国治说，这地方要建旅游区。
1980年，著名画家吴冠中来张家界后，在湖南日报发表《养在深闺人未识》，影响很大。家乡的著名学者沈从文来到张家界，题名《张家界》。黄永玉三次来张家界，画巨幅《三千八百柱》，大力宣传张家界。1980年中南林学院的一位专家编的《张家界》，是系统描述张家界的一本书。 1984年10月，省地质学会组织全国地质专家来研讨张家界地质地貌，有泥盆纪专家田开铭等一百四十多人。这年，还邀请了全国知名植物学、动物学、水文学专家来考察。
一批批专家来考察，他们不图报酬，自备费用，顶酷暑，冒严寒，为张家界旅游鸣锣开道。1979年8月，省林学会谭松山带领三十五人，考察一个月，首次提出兴办旅游的建议。1984年7月，北京林业大学陆鼎煌、中南林学院吴章文带领五十多人，在张家界二十多天，设立七个观察点，提出游憩效益观点。1984年起，连续七年，中南林学院一百零二人来考察，写出八篇论文。1985年11月，地质部、环保局专家对地质地貌进行考察，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地质公园，陈国达教授宣读了权威论文《海陆无静止，风云永流迁》。1986年，省路桥总站工程师艾万钰、张银魁组织五十多人，历时两年半，写出千万字的考察报告，张家界3101座峰体，第一次呈现出来。省建委组织郭民镛、李荣权等三批五十多位专家，1982年编出建设计划任务书，1983年编出总体规划。
朱畅中三上张家界，对景区规划功绩卓著。1984年8月，他定位张家界为天下第一奇山，他提出有些景区要封存，不开发，开发就破坏，提出锣鼓塔房屋不宜多，容一千人左右，建筑为土家族的小青瓦，吊脚楼，两层以内，不打围墙。省设计院工程师李荣权在张家界整整一年，走遍每个景点，拿出第一个景区小区规划。工程师张振球、中南林学院沙钱荪当时提出的意见，至今仍不过时。
覃正淼原来在喻家溪林科所研究叶杨，1979年随父亲上张家界，客人来了，负责带路。他把周至德《风景明珠张家界》背熟，讲给客人，算是导游。客人每天给5元、10元小费，全部交公。1981年5月，李礼在张家界开全州林场现场会，覃正淼在介绍林业中穿插景点，李礼马上制止，不准讲。但大家闹，又让覃正淼讲一点。他给省长刘正当导游，刘正开会时说，叫小覃也来参加。他陪过国务委员张劲夫，张劲夫还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一首诗，后来被县委宣传部撕去了，要存档。他给王首道当导游，王首道的爱人高兴的跳舞，说她当年是延安机关幼儿园的园长。他给王光美做导游，王光美还高兴的喝了一杯酒。他给赵紫阳当导游，当天好大的雾。
1985年2月，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越毅专程来张家界考察，他身体肥胖，有冠心病，上山很艰难。他说，世界各国我都到了，这样的风景，全世界都没有。他说，全国两个点，一个张家界，一个九寨沟，是薄副总理定的。
熊清泉当省长、省委书记时，多次来张家界，解决了很多问题。省长刘正十二次来张家界现场办公，对每一条游览线路都仔细考察过。1983年9月13日，他带领十多个厅局来张家界，作了万言讲话，他说，张家界是国宝，资源国内一流，世界罕见。近期，每年接待20万人，远期，每年接待40万人，不成问题。这个地方是无价之宝，破坏山破坏水，都是不能容忍的。现在谈不上利润分成，建成以后，省里不一定要你们的，地区也可以不要。明年要建飞机场，要修澧水大桥。龙凤庵到金鞭溪的路要修，腰子寨的路抓紧建设。厕所要建，隐蔽一点，建在林子里，红砖绿瓦。沿途的休息点，不能搞多搞乱。各部门不要搞招待所。规划省里来搞。管理要改革，不能管理员比服务员多，服务员比游客多。
1985年3月15日，于光远来张家界，他说，不应该把服务设施建在景区内，在大庸与张家界之间建一座新城，作为一个旅游基地，武陵大学也可放在此。大庸机场不能仅限于客运，必须搞物资流通。把大庸建成四省六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房子不要大，要清洁干净，有淋浴。建筑要讲究风格。夜间有什么娱乐，应该考虑。现在全国旅游搞得成功的还没有，张家界可以成为旅游胜地。现在全国旅游区没有一个不被外国人骂的，主要是厕所设施不好，外国人没法子蹲下去，跑到林子里去。
1983年11月28日，张劲夫在张家界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最重要的是建机场，不把飞机场搞好，港澳都不会来，外国的不会来，你就赚小钱。最大的问题是吃喝拉睡，风景区建设、建筑风格、卫生设施、厕所很要紧。石景山旅游点是合资的，搞得好，服务员准站，不准坐，违反规定，马上开除，但待遇很高。选点规划一定要解决好，风景区内一定不能住人。要建设第一流旅游区，还需要引进人才。目前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只有两个中专生。要吸引人才，招聘人才，重用人才。知识分子很关心孩子，不一定要他们在偏僻的地方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要灵活一点。
1983年，刘国基担任县委书记。按照黄有为的思路，与甘其受、张金华、胡太灼、张启尧等一道，克服种种困难，响亮提出以旅游为龙头的指导思想，并上马七大工程，一时间，张家界开放风生水起。
1981年，在教子垭区公所任副区长的张运喜，调张家界林场当副厂长，胡太灼要他分管旅游，他不知怎么管，这时又来了一些外宾。他去省旅游局汇报说，不晓得怎么收费，现在是无偿接待，外宾来了，老百姓围观。省旅游局说，不要急，先在这住一段时间，开小灶。计财处长黎树祥刚从北京培训回来，就在办公室对他进行培训，上午上课，下午晚上自学，这才知道有客房部、餐厅部、商场部、总台、接待部，也才知道程序、标准、规范。省中旅总经理杨福余给他讲旅行社和导游。省外事办副处长李应昌给他讲外事纪律。省旅游局接待处长李南生给他讲宣传促销。黎树祥又带他到湘江宾馆、蓉园、旅游车队实习考察。回到张家界，他将四十多个年轻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1982年4月4日，金鞭岩饭店开业，第一批游客是新桥中学的师生，服务人员站立上岗，都感到稀奇。1982年7月，金鞭岩饭店迎来第一批外宾，外交部组织的英、美、法、日等九国十三位官员专家，美国人苏珊说，与父亲到过五十四个国家，张家界风光世界第一，在紫草潭，她激动的大叫大哭，跳进水中。最后的欢送宴会，外交部人员交待不要唱“打倒美帝、消灭日本鬼子”之类的歌，第一个歌《我是一个兵》，就唱到“打到…”，只得停了。
1984年初，张家界管理处处长喻光浩到香港，请梁雪芸出面邀请香港六家报社总编来张家界考察，他用土办法接待，土炉子炖菜，烧包谷当饭，他们很高兴，回港后，都以专版宣传张家界。梁雪芸当过记者，她1983年来时，喻光浩陪同两天，得以认识。
1978年，张家界开启旅游，游客每天二十多人。1984年，游客每天一百多人。
1985年5月1日，张家界涌来一万多游客，食堂、猪舍、办公室、走廊住满了人，附近五个供销社的被子全买光了。车路上、广场上坐满游客。胡太灼让学校放假两天，六个教室睡满了人。调来四辆大客车，将客人送到村民家里住。游客争床位打起来，副场长李佩录挨了几皮带。长沙一女教师，大骂张家界人是骗子，喻光浩让出自己的房子让她来住。
特殊的张家界人之三：给票子的人
1978年5月8日，大太阳，天气热，林业厅厅长霍启明从中湖爬上张家界，晚上，照着松明子，刘开林说，现在最要紧也最大的投资是修一条上山公路，霍启明当场答应20万元，在当时，2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字。从此，张家界结束了千万年不通公路的历史。
1979年9月，胡太灼安排李佩录修金鞭岩饭店。没钱，胡太灼开会说，民贸一局出5万元，民贸二局出5万元，水泥厂出500吨水泥，机砖厂出30万块砖，一公司出基建队，林场出100立方米木材，交通局出车子，沙堤公社出劳力。后来，没钱了，李礼找州政府要，还不够，李礼又跑林业部要回30万元。
1979年，大庸县做规划，需要5万元经费，县政府拿不出来。唐国平找省建委主任孟起汇报，孟起说，我给你们2万元，省建筑设计院少收点费用，行不行？张家界能爬上去的地方，孟起都爬过。孟起找到孙国治，说张家界旅游需要钱，孙国治批100万元。一次，孟起来张家界，路上发生车祸，左胳膊断成三截，住了半年医院。
1984年，张家界公路沿线1400亩荒山要全部绿化，按照总工吴开勋的建议，胡太灼安排李宗元种刺槐，因为叶子可做饲料，花可养蜂，树可成材。不能种树的地方栽芭茅、种地枇杷。无土的石头炸开，填土植树。为此，省林业厅厅长成瑞湘批10万元，以后每年拨4万元，五年30万元。
张家界管理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龚海南说，从1983年开始，省财政厅厅长卢会云对张家界先后支持100多万元，1985年8月，他找到卢会云，当即批了25万元。
1982年，胡太灼、张远喜找省政府副秘书长薄贵先要钱修路，一直追到凤滩大坝工程指挥部才找到他。薄贵先带着胡太灼向省长孙国治说，他们是张家界的，要钱修路。孙国治说，你们先回去，我等几天告诉你们。几天后，省政府拨了100万元。
1983年，省长刘正到张家界现场办公决定，将沙堤到张家界的三十二公里公路，改造成三级路面，省交通厅出380万元。架设从胡家岗到张家界三万伏输电线路，省水利厅出70万元。修张宾由林业厅出343万元，修翠楼由林业厅出30万元。架设邮电专线，邮电厅出12万元。省财政厅给38个编制经费。刘正这次会议，确定项目资金996万元，后来实际拨款2221万元。
1992年7月27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来张家界考察，在天子山上对陪同的市主要领导说，这里可修一座阁楼，供观景、防火用，我们赞助一点。市主要领导将此事交给常务副市长梅兴保，梅兴保要求武陵源区区长卢建国跟踪，卢建国把旅游局长张远喜叫去说，你要能引得80万元，记大功一次。张远喜找出通讯录，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王众孚是益阳人，秘书是桑植人，市政府财经处长陈相如是娄底人，又是老朋友。梅兴保与王众孚在长沙共过事，他给王众孚写了一封信。但张远喜到深圳找到李灏书记时，李灏不记得此事了。王众孚直言说，确有此事。王众孚做工作，第二天就通知张远喜去市政府汇报建阁楼方案，当时连图纸都没有，他吓了一跳，只能心细胆大的说，高六层，宽三十米，总面积两千平方米，总造价237.6万元。主管旅游的市长助理顾阳杏当即表态，如数拨款。1993年5月18日动工，但7月23日一场特大洪灾，损失惨重。张远喜又去深圳，追加了100万元。复工后，因设计调整，成本大增，张远喜三下深圳求援，但李灏已调北京，而王众孚也将调动。正好遇到副省长周时昌，便一起去找王众孚，王众孚同意再增加137.4万元，但省政府需先出100万元。腊月二十五，张远喜妻子生病，区长陈初毅和他去省政府，批回了100万元，两人回家已是除夕。还差钱，又找领导，到株洲高新区引进248万元。
山上无电，喻光浩找到省电力厅厅长王清文，王清文马上给怀化电力局徐局长打了电话。徐局长上张家界，说：钱、杆、线全由他们包了，徐局长还参加抬电杆。
1981年，宋家景被叫到胡太灼办公室，胡太灼口述张家界景区三年建设规划：1981年——修建300个床位的饭店、金鞭溪游道、黄石寨亭，资金70万元。1982年——建温泉、修玉皇洞公路、建黄石寨缆车，资金45万元。1983年——修水坝、建腰子寨游道、架电线、修普光寺，资金100万元。三年总共200多万元，请求省里支持解决。
宋家景带上六十套张家界挂历，找到省旅游局局长杨山。杨山说，你们的印刷水平也不简单，赶上省里的。给我十多套，我去送省领导、总局的领导，还要想办法给陈慕华同志送去，前次她听了我的汇报，感兴趣，还说有时间要看看去的。山上，搞简易的山路，搞石磴子路，不要搞水泥路。人坐着休息凳子可以搞大石头散放着，显得自然，旅游道路既要有安全感，又还要费点劲才有意思。杨山看了请示说，要求也不是那么高嘛。今年做最好的打算，弄个20、30、50万就不错了，坏的打算，一个钱也不得。
宋家景找到省委接待处长肖根如、省旅游局计划处长万维友，他们说，张家界是开发最理想的新地方，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说那里交通不便，资金困难，难以启动，有不同看法不能不叫人家去讲。万维友说，省建委孟起主任很重视，他向省长孙国治汇报，这次可能安排90万元。
1984年秋，根据州主要领导的指示，刘国基、周绍明去北京，在张家界籍老红军许义华的帮助下，向国家民航总局副局长郭浩汇报，要求修建飞机场，征地拆迁费用大庸县承担，得到民航总局认可。在省民航局副局长王献斌的帮助下， 1985年元月9日黎明刘国基赶到长沙，同杨福余、王献斌一道向副省长俞海潮汇报修建机场的决心，俞海潮问，说话算数？刘国基说，算数。这时，俞海潮正要去北京。
民航总局派技术权威金顾问实地勘察，刘国基、张金华、张启尧陪同，从常德机场起飞，对大庸进行技术考察。民航总局同意出资2000万元，修建大庸机场。
但飞机场项目被有关方面否决。薄贵先带队，雷隆、吴启晃、省民航局、州、县同志上北京，找有关部门汇报，终于批准该项目。后来，薄贵先专程给国家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汇报，批钱千万元。
特殊的张家界人之四：发牌子的人
1981年5月的一天，胡太灼把在宋家景、刘开林叫来说，李礼接到省林业厅林场站长李忠谦电话，林业部林场局局长周戈千到南岳开会，你们要想法把他接来。
宋家景、刘开林到了南岳，省林业厅同志找机会让他们接近周戈千，周戈千朴实谦和，见他们不是会议成员，笑问他们是哪里的？李忠谦马上回答，他们是大庸的，专门汇报张家界林场情况。宋家景把三本照片、导游资料放在周戈千的床头，请他翻阅。并说，张家界黄永玉去了，吴冠中去了，新华社许多记者都去了，一去就舍不得回。周戈千说，是很美。宋家景说，去吧，三天就行了。周戈千说，部长在长沙，我这个局长随便走行吗？霍启明说，雍部长已离开长沙了，去吧。周戈千最后说，不要惊动州县领导人，看一下就走了。到了张家界，周戈千很兴奋，照了不少相，一连看了四天。临别，他把宋家景拉到一边说，以后有什么情况可给我写信，并告诉了地址。周戈千回到北京，向林业部、国家计委领导作了汇报。
1981年6月17日，周戈千回京不久给宋家景写了第一封信。三个月后，又给宋家景写了第二封信。1982年元月13日，给宋家景写了第三封信，信中说：20万元周转金，几经周折，都已批准，我已在合同上签字，交省厅签字后即可拨款。我去时虽然把张家界看在眼里，装在心里，但当时我并未向你们具体许愿，你是知道的，我只是说回来后经过工作，努力争取，现总算解决了。
宋家景以为，北京和县机关没有辖属组织关系，某些事情具有未确定性，某些公务也不便在负责人之间传达，但彼此又有共同的关注性，周戈千就利用给他写信这种中介方式来沟通情况，给事物可能的变化留下空间余地，这是智慧型人物常用的办事艺术。
70年代末，一天，省林业厅林场站副科长吴启晃发现《人民日报》头版右下方一个短文，国家计委拟在全国风景林场选择几家建立自然公园。他告诉了李忠谦，李忠谦报告给成瑞湘，省林业厅成立了以雷隆为组长的开发小组，吴启晃任经办人。大庸县知道后非常重视，抽调人员，编写资料，给林业部上报了申请建立张家界自然公园的资料图片。周戈千收到资料图片后，约请宣传司、保护司、财务计划司、办公厅的领导观看，效果很好。不久，雷隆专程到北京，向林业部部长杨钟、副部长董智勇、退二线的老部长罗玉川、雍文涛、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国家建委等汇报此事。年底，周戈千来电话通知说，国家计委主任宋平重视关注此事，批示尽快组织材料呈报，将列入国家开发项目。省领导熊清泉、孙国治等大力支持，省里成立了开发建设领导小组，薄贵先为主要负责人。
1981年9月29日，国家计委农林局局长刘中一、副局长刘尧传、办公室主任朱好生、林业部工程师韩慧正来张家界，考察四天，胡太灼、甘其受、刘开林、宋家景全程陪同。开了两天座谈会，刘中一当场拟定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名称。到长沙，刘中一向省林业厅、省计委专门谈了张家界开发建设问题，并表态拨款300万元。
很快，林业部在1981年9月17日印发了《森林旅游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张家界名列第三位。这时，张家界游客与日俱增，港澳同胞、外宾也络绎不绝。
但是，宋家景细微的发觉，省里的有关同志，表述张家界前景的调子不如以前那么理直气壮了，原来慷慨交待迅速下拨的款也迟迟不能到位了。这时，宋家景接到了周戈千的第三封信，信中大意是：在此顺告一事，即有关单位给部来文说，张家界有重要的设施，不能对外开放，如真有此事，那就要注意了。
1982年2月，春节刚过，为了设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宋家景去长沙，陪同林业厅邓加明、吴启晃去林业部汇报。2月9日，在林业厅招待所，宋家景接受新华社记者罗厚仁采访，介绍了张家界森林旅游前景，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刊登了。2月12日，他们到北京，林业部林场局、国家计委农林局都说决不放弃，继续努力。周戈千还说，新华社那篇消息，见了报，昨天有关单位电话追问指责林业部，我们回答，可能是配合春季植树造林而发的一般消息。这与你们基层没关系，所谓外事无小事嘛，今后注意就行了，对外不行对内总可以吧，现在已经搞起来了，止不住的。刘尧传还善意地指出，林业部少数人持不同意见，后来就借此做挡箭牌。
这次，宋家景、邓加明、吴启晃在北京待了四十二天，七进林业部，三进国家计委。最后，刘中一、刘尧传、朱好生商议，变换呈办方式，避开这些部门的关系：一是由省政府向国务院打报告，国务院协调。二是省政府自己批准建公园，国家计委可从部商项目地方专款拨出。三是通过国家计委与有关单位联系。回到长沙，林业厅说决不放弃，要把好事办好，雷隆说，我再去北京。
1982年4月4日，袁任远来到张家界，刘开林向他汇报，说有关单位不同意开放。袁任远说，我是这里的人，我回去给胡耀邦同志说。袁任远回北京后，可能给胡耀邦送了张家界的资料图片，有人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时，还提到了张家界。不久，有关单位同意张家界对外开放。
1982年6月20日，孙国治、曹文举开会决定，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以省政府名义的请示送国家计委以后，沉默了较长一段时间。吴启晃到国家计委，国家计委的同志说，国家计委请示国务院办公厅的会签件中，存在着分歧意见，同意的只有林业部、旅游局，其他部委都没有明确表态。一天，朱好生说，看来以国务院名义批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吹了。吴启晃冒昧的说，以国家计委名义批。朱好生说去请示刘中一局长、宋平主任，再行通知。吴启晃在国家计委招待所等了两个礼拜，再到国家计委，朱好生说，审批件已从国务院拿回国家计委，宋平主任同意用国家计委的名义发文成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不再需要有关单位会签，过几天，你来拿文件。
1982年9月25日，国家计委以计农﹝1982﹞813号文件批复：同意将国营大庸张家界林场建成为国家森林公园。建成后对开放范围，应限于其管辖区和大庸县县城，不开辟空中航线，并按规定的路线进行活动（由长沙经宁乡、益阳、常德、桃源、黄甲铺、王家坪、大庸至林场；如乘火车到大庸站下车，在沿途非开放点不准下车）。
三十多年过去了，事过境迁，今非昔比，小林场进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当年不准开辟空中航线，早已建成国际空港。当年不准游客通往的羊肠小道，变成了高速公路。而明文规定的行走路线，却无人问津。
多年以后，朱好生给宋家景来信：国家森林公园的诞生与国家计委大力支援分不开的，与刘中一的支持分不开的，而自己只是做了些催生工作，对它的终于诞生而感到欣慰。还应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林业部管年度计划的闫世忠局长，一个是林场局的李石刚局长，他们都是积极支持着，而且是关键人物，在我给他们打电话共同回忆情况时，他们俩都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前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睹它的风采。现在这两位同志都已退休，希望有机会他们前往张家界观光时能到到热情的接待，千万别伤了他们的心。
特殊的张家界人之五：送车子的人
1982年春，游客大增，张家界只有两台车，一台吉普，一台双排座，接待忙不过来。张远喜、李家锦到省旅游局，找副局长黎树祥要一台客车。黎树祥说，车子解决不了，不信你们自己到车队看看去。他们找到车队张队长、赵队长，他们说，只有四辆车，一辆货车，两辆面包车，一辆客车。客车是新的，李家锦一试，好车，提出要买。队长拿出发票，8万8千元。黎树祥说，车子大，你们上张家界的路，转不过弯。但张远喜紧缠不放。黎树祥说，要买，降一点价。赵队长说，那就5万元，要现钱。张远喜说，钱未带，下次来给。黎树祥说，打个欠条吧。李家锦马上说，打。打了欠条，两人马上开着车子往回赶，告辞的话都来不及说。
1982年秋，自治州召开林业流动现场会，李礼带队，开着崭新的大客车。别人看树，张远喜看车，了解这辆车的性能。散会后，张远喜对李礼说，省旅游局送了一辆车，你们不送一辆？李礼说，上次你们借了州林业局10万元抚育费，我宣布不要你们还了。搞这个车子不好讲话，你们找分管木材公司的陈副局长去，因为这个车子是木材公司的，我没有什么意见，但你们不要讲我没有意见。张远喜请陈副局长去张家界视察，陈副局长说，视察什么，你要我的车子，不好办，我要和大家商量一下。第二天，陈副局长说，经理的思想工作不通，他要你补钱，补四千元，要现钱。张远喜说，没带钱，打欠条。经理说，打欠条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张远喜又找李礼，李礼说，他们不同意，你可以找经理，先试试车。张远喜和司机覃正据找经理要了车钥匙，点火试车，一试就从吉首试到张家界。车子还没到，州里的电话就来了，张远喜把我们的车子拐跑了。
特殊的张家界人之六：镌刻名字的人
1978年，张家界旅游开启时，我还是县一中的学生，教语文的王国珍老师曾给我们放过一次幻灯片，全是张家界的景色，王老师还配了解说词，当时，也就是一看而已，因为我一心赴在学习上，加上我生在大山，并不认为是了不得的事。丝毫不晓得，因为它，一个火热的年代，一代激情澎湃的人，正在上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就是今天，如果不是见到陈自文先生编的《张家界旅游拓荒实录》，对于三十年前的这场波澜壮阔，我仍然会因置身事外而模糊不清，因岁月流逝，前辈凋零而无动于衷。
陈自文先生退休后，在张家界森林公园十二个春秋，登门造访张家界旅游的拓荒者六十多位，辛勤收集口述记录 、文字资料，细致整理成文，并公诸于世。
陈自文先生在前言中说，在张家界旅游十四年的开拓岁月里，参加单位数十，人员逾千，一共有八个方面军，张家界出山，也是八个方面军的合力使然。时间有先后，功能有大小，但都不可磨灭。任何个人作为拓荒代表立铜像于张家界，都值得商榷。
读到这些文字，一个坚硬如铁的老人，浮现眼前。
读陈自文先生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故事。一天，我在一个会场上偶然遇见市政府办陈莉女士，我说你父亲还好吧，我正托政协副秘书长李书泰兄收集他的著作呢。陈莉说，那你应该要找我，我是他女儿呀。果然，几天以后，陈莉就将一袋书送来了，一共是十六本。书中还有陈自文先生的一封亲笔信，他信中说：此处有书十六种，还有几种送完了，如《天门怒潮》等，所以这是不完整的……抱歉，我，这辈子就此搁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