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啸:书法史的动力——西北简牍及敦煌书法意义
红楼旧梦
2024-04-22 10:03:16

原标题:马啸:书法史的动力——西北简牍及敦煌书法意义

一、世纪的馈赠

当20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考古学界有两项发现令一直渴望一睹上古及汉魏先哲笔墨风采的中国书法家们欣喜不已——不知是时间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同在1899年,先是被历史尘埃遮蔽了二三十个世纪的甲骨文被人从中药材中捡出,从而导致了一门范围涉及政治、历史、宗教、经济、考古、艺术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显学”——甲骨学的产生;接着便是在中国西北的荒漠中,一批国外的“探险者”率先掘获了汉代及魏晋简牍,从而为千余年后的我们更真实地了解并贴近历史开启一扇大门。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没有理由再戴一副有色眼镜来看待这段历史,认为当初由瑞典人斯文赫定、匈牙利人斯坦因等人发起的对人迹罕至的中国西部荒漠的发掘工作是一种强盗行径。作为书法工作者,我们的的确确应该感谢这些不畏难辛的高鼻深目的考古学家的劳动,正是他们的发掘,才使得中国的书法家们在新世纪(20世纪)的朝霞里不再只是无奈地面对那些翻刻又翻刻的阁帖去遥想“汉魏风骨”了。

这里我们似乎有必要对百年前的这一惊人发现作一简要回顾。

1899年,斯文赫定在新疆境内的罗布泊北,首先发现了沉寂千年之外的古楼兰遗址,并掘获晋木简121枚。两年后,斯坦因在新疆天山南麓和阗尼雅城和古楼兰遗址先后发现魏晋木简40枚、汉代木简19枚。1907年,斯坦因又在西北获重大成果:先是在甘肃敦煌以北的汉长城遗址内掘得汉代简牍704枚,后又在罗布泊以北的北海头故城得到魏至北宋木牍104枚,在尼雅遗址中还得到简牍11枚。一年后,日本人橘瑞超也涉足古楼兰遗址,掘得晋木简4枚。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又先后在甘肃酒泉和新疆古楼兰遗址获得汉木简160余枚、晋简49枚。1926年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贝格曼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年团员黄文弼在罗布泊发现汉木简71枚;1930年贝格曼在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后划归内蒙古)率先发现简牍,使得考察团获得空前成果,先后掘得汉代木简11000余。1994年前中央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组“西北科学考查团”,夏鼐、阎文儒等人在敦煌掘获汉木简48枚……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整个西北地区发现以汉及魏晋木简为主体的古代简牍多达13000余枚;新中国成立后,又出土50000余枚,总数达到70000余枚。加上随简牍一同出土的帛书、纸书,数量更为庞大、内容更为丰富。对于书法界来讲,这些真实记载古代社会的点点滴滴的历史馈赠品是我们准确认识、理解和借鉴前代艺术成就不可多得的范本。对于书法界来讲,这些真实记载古代社会的点点滴滴的历史馈赠品是我们准确认识、理解和借鉴前代艺术成就不可多得的范本。

图1 西汉 天汉三年简

敦煌及其周边区域简牍(俗你“西北简牍”)中最早的纪年为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此说据王震亚《竹木春秋》①,此前学术界一直将西北简牍纪年之上限定在天汉三年,即公元前98年,其实物见图1),其内容多与汉代西北地区的屯戍活动有关,如官府文件、通缉令、诉讼文书、戍卒的名籍、廪食簿、守御兵器簿以及边塞吏卒的私人书信,交易、借贷的契券,还有儒家典籍古佚书残简,是研究甘肃、新疆地区的汉代屯戍情况乃至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和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尽管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一些书法家们会以一种极其平常的口吻谈起这段历史、谈起汉简(当然也包括秦及魏晋简牍)的艺术性。但我们要说,你若是一个真正为艺术而动情、为艺术而献身的书法家,站在这卷帙浩繁的历史馈赠品的面前,必然会心跳——因为这是一部最真实、最鲜活的艺术史,一部填补了诸多空白、诸多遗憾的瑰丽斑斓的书法史。尽管此后在国内的许多地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秦、汉、魏、晋简牍帛书,但无论是书体的多样性或是书风的多变性,西北简牍均首屈一指——这是一个荟萃了秦代、西汉中早期至魏晋时期(整个西北简牍的纪年一直持续至西夏中晚期,前后约1400年)出现过的几乎所有书体、书风的艺术海洋。

一句话,西北简牍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存续时间最长、书体风格最为多样、历史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庞杂的简牍之一,它充分反映了秦汉至魏晋之际中国书法中书体的演进历程以及书风变化的多样性。

西汉至魏晋,是中国书法(文字)史上,字体变化最为剧烈、书体风格最为多样的时代:先秦大篆在进一步规整化、简便化——演变为秦小篆的同时,进行着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革命——隶变;隶变的结果,一是产生了比小篆更为实用(易识、简捷)、半篆半隶的后隶及后来更为规范、简便的汉隶,一是产生了早期草书(即含有隶书和少量篆书意味的古草,或称章草),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书体革命(隶变),宣告统治了数千年的古文体系的终结,自此中华文明的载体便为沿用至今的今文体系所替代;由于早期草书具有不确定的特征,因此它一产生很快便向着更为纯洁的方向(即蜕去身上的篆隶意味)发展,这样先有行书和今草,接着人们又将行书的用笔提按特征进一步强化、结体进一步规范化,这便是魏晋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楷书。然而对于这段如此丰富、复杂的历史,以往书法及文字学家们仅是靠仅有几本历经千载、几经翻刻故而真实性很成问题的阁帖推想其大概。自从西北汉晋简牍的被发现,始为人们真实地窥测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依据。这样,书学史上诸多似是而非的疑点、难题开始有了较为贴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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