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陈贤斐等：基于建构主义原真性和游客体验的新型民族文化空间重构
原真性概念存在局限。即使关于 MacCannell的“舞台真实”与Boorstin的“虚假事件”争论已长达近半个世纪，依然无法确定到底什么才是旅游客体的真实。建构主义原真性兼顾对客体和主体的讨论，在强调客体原真性的同时，也注重主体的感知和体验。建构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客观的真实，旅游者只是在追寻与“刻板”印象或与旅游想象相契合的象征真实性。旅游客体的真实与否由政府、开发商、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等不同立场的主体共同塑造。
民族文化通常被认为是更加原真的，尤其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大量对原真性事物的借用，企图假借某些方式尽可能凸显当地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差异，宣扬所谓的前现代、原始性等“真实”，以此来提升旅游主体对民族原真性的判断与体验。然而，旅游是一个丰富的经验世界，旅游主体的体验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和文化场域内，它会经过迂回的想象和解释。所以，旅游目的地是否能够提供原真性的景观，以及游客是否能真正体验到原真性往往是存疑的。这就涉及民族文化目的地到底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以及怎样的主-客间关系与互动。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随着文旅产业的日益融合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在全国已经形成了错落有致但参差不齐、发展程度不一的差异化状态。在甘肃省，八坊十三巷的打造是一个重要标志，该街区位于甘肃省临夏州首府临夏市八坊街道，为国家4A级景区，是一条集藏回汉民族风情、黄土高原传统民居和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街巷。八坊十三巷旅游区的打造得益于地方政府于2015年进行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完整保留了回族“围寺而居，围坊而商”的传统商住空间格局，坊内设立了诸多公益性展馆，以全面展示当地多达60余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八坊”是历史上对古河州（今临夏）城外南关一代围绕8座清真寺而建的民族聚居区的泛称，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在甘肃段最早生成的民族文化空间。坊内共六横七纵13条巷道，与“八坊”统称为“八坊十三巷”。目前，坊内共居住有5690户人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30个四合院以及109座古民居，共有回、东乡、保安、汉等8个民族杂居于此，其中，回族人口占比 98%以上，兼具生活、生计和旅游休闲的三重空间性质，是体验西北高原小城居民生活方式的绝佳所在。
八坊十三巷自开放以来已经享有诸多荣誉称号，如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及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八坊十三巷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品牌和集聚效应，影响力也仅局限于本区域。即使如此，八坊十三巷作为构建新型民族文化空间的一个有益尝试，对西北地区未来的旅游目的地打造提供了诸多借鉴和思路。
笔者认为，可以从3个方面加以思考：第一为上层规划，即要承认纯粹的原真性是不存在的，不必刻意去讨好游客对原真性的渴求，而应该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呈现文化的自然主义形态，争取将其纳入更加紧密的资源结构体系当中以保持吸引力；第二为非遗实践的活化，文化是否原真或者能否最大程度真实再现的重点在于文化的持有者，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尽可能挖掘非遗的传统性与参与性；第三为新型主-客关系的去主体化，通过供给和需求使双方能达到共生和共享的状态，以此提升或深化游客的旅游体验。
一、点-线-面协同发展的新型民族文化空间构建
不同民族经过长期生活和生计实践所形成的文化根植于其所聚居的地域空间，是地方性的、异质性的，具有强吸引力。民族文化并非是封闭稳定的单体，而是在不断与外界的交流中发生变迁以保持其繁荣。西北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空间的挖掘与打造有待提升，游客暂时还无法进入一个相对原真的、文化浓度以及表现力均较强的自然空间（非人文打造），缺乏徜徉或流连忘返于其中的新型文化空间。对于西北地区而言，这些地方性文化资源多以点状分布，通常以单体的形式被包装和打造，形成相对应的小尺度点和线点缀其中，但在点、线之间并没有形成很好的“面”，且政府和企业不太注重“面”的打造与策划，依然遵循传统的规划范式进行景区开发，无法形成有价值的目的地协同空间。
尽管八坊十三巷的打造可圈可点，但缺乏一个支柱性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也没有与周边如刘家峡水库、黄河三峡、拉卜楞寺等形成协同效应，而是悬置于孤立的城市空间中，资源结构松散。正如《六国论》所言：“盖尸强援，不能独完”，加之缺乏足够的配套设施，无法与其他景区形成高文化价值的“面”，很难融入资源结构紧密的大目的地打造。因此，有必要探索如何将分散的地方性民族文化单体通过尺度上推，整合进一个更具地方性的、能够形成协同效应的大尺度目的地框架。
二、民族文化的解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活化
MacCannell 认为，旅游是一种世俗的朝圣，能为大众提供寻找意义或者原真性的机会。然而，从文化本身的变迁来看，其几乎是不稳定的，也并非是单一化的。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的文化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原来较为完整的民族文化单体被侵入式凝视，更加破碎化和世俗化。当然，这与我国40多年市场化历程中所付出的文化被解构之代价有关，同时也与消费倾向和方式相关联。但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社会公众和游客的整体文化偏好在持续衰减，人们对于一个有深度、有厚度、有丰度的文化单体，缺乏徜徉其中的耐心和体验渴求。其导致的结果是，对目的地的体验依然流于表面和形式打卡，无法深度认知、体验和理解当地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能深度转化地方性知识，并体现地方的文化身份，生产出多样的意义。为了保护当地非遗以及最大程度地呈现地方“原真性”，临夏州政府邀请了诸多传承人在八坊十三巷开设工坊，如苟氏以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中离不开的老物件如汤瓶、铜烟锅、铜茶壶等为主的纯手工铜器制作便是其中之一。这项颇为原真的非遗实践根植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和身份认同，对于绝大部分游客而言，汤瓶和铜壶是典型的当地生活用品，表征着少数民族，是了解异质性文化的重要景观。因此，兼有被凝视性质的作坊空间和具有符号性质的铜器物件，其文化和地方属性被不断重构，经济价值也得以提升。诚然，非遗实践是八坊十三巷从被动适应旅游开发转向主动建构的在地化策略，但总体上相对静态，缺乏互动和产业化发展。当手艺人和非遗实践作为一种符号或是商品进行出售时，游客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感知和理解独特的地方民族文化仍有待探讨。不可否认，旅游开发和文化商品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手工艺和当地文化的复兴，以及对当地文化的重构。
三、日常生活空间的旅游化与旅游生活化
不管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作为旅游主体，可以持有这样一种理念，即旅游是生活的本体，生活即旅游，旅游即生活。只有这样，旅游才能成为刚性需求。当一个文化旅游者去欣赏、认知、认同、膜拜、深度体验和沉浸式体验文化时，旅游便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即旅游生活的日常化。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会出现“藏漂”“喀（什）漂”“大理漂”等旅居群体。笔者认为，个体在旅游即生活理念的支配下，可以将旅游体验分为金字塔式的3个层次。第一层次，即对文化资源走马观花式的欣赏，表明对异质文化的不同构，仅远远打量，不敢、不愿体验；第二层次，即进入体验环节，主体在打量的基础上愿意体验异质文化、学习异质文化，丰富自己深层的精神需求；第三层次，即旅游的日常化，主体的生活获得了一种新方向和可能性。
就目前来看，八坊十三巷的发展依然处在金字塔的第一层次，即生活空间的旅游化。笔者曾深入除主街巷和商业化较浓街巷以外的坊内其他街巷，希望体验到最原真的民族文化，结果发现与真正的融合还有一定差距。这就倒逼笔者去反思民族文化景区规划的格式化与规制化，即使游客有深度体验文化的强烈需求，所收获的依然是生活空间的旅游化，而非旅游的生活化，目的地对于游客而言还是“他地”，无法达到金字塔的第三层次，即旅游的在地化。所以，如何让“他地”变“在地”，从深化旅游体验的层次去探索景区打造，进一步扩大和扩充游客与原住民之间的共建共享空间，是重构西北地区民族文化空间值得思考的有效途径之一。
作者简介：陈贤斐，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把多勋，西 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利邦，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引用本文
陈贤斐，把多勋，马利邦. 基于建构主义原真性和游客体验的新型民族文化空间重构[J]. 旅游学刊, 2023, 38(4): 8-10.
责任编辑 || 吴巧红
责任校对 || 宋志伟
技术编辑 || 胡钧鑫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图片来源 || 微信公众素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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