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1.磨盘村山城遗址: 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
2.2018血渭一号墓: 墓主人是吐谷浑王
3.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研究民族融合的新资料
4.土山二号墓: 发现大量西汉封泥
5.桑达隆果墓地: 延用千年的墓地
6.徐阳墓地: 实证“戎人内迁伊洛”
7.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8.双槐树遗址: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史
9.井头山遗址:先民利用海洋的例证
10.招果洞遗址: 8米厚的“倒叙历史书”
招果洞遗址:
8米厚的“倒叙历史书”
“这本20多层的大书,厚约8米。它记录了人类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完整历史。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敲石成器、磨骨为锥、升起篝火、驱散野兽,这一切都被装进一个叫作招果洞的时间胶囊。”2021年2月26日,在招果洞遗址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时,项目负责人张兴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时隔不到两个月,招果洞遗址最终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
这本被张兴龙称为“倒叙的历史书”目前有几个“最”:在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在距今3万多年的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目前已发现逾300件磨制骨角器,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史前洞穴遗址。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丰富的磨制骨器正是现代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张兴龙说。
2
井头山遗址:
先民利用海洋的例证
“2013年10月中旬,在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村南侧,村民王维尧和堂哥王维新像往常一样到一处待建厂区内放羊、割草。无意间,他们注意到草丛里有一小堆一小堆的白色贝壳和动物碎骨头等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后来,他们拣了一塑料袋的样品,送到了田螺山考古队。”这是井头山遗址项目负责人孙国平对当年遗址发现过程的回忆。在4月12日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项目汇报时,孙国平提到了王维尧,因为就在同一天,王维尧第一次到北京旅游。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余脉与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带,目前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处理坑、生活器具密集区、滩涂区木构围栏等遗迹。
据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它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
“从遗址所处环境和文化特征上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闻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是余姚和宁波历史轴线的极大延伸。”孙国平说。
3
双槐树遗址:
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史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考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
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
据项目负责人顾万发介绍,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点评说:“在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社会已经复杂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双槐树遗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4
时庄遗址:
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据项目负责人曹艳朋介绍,已发掘的28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这些仓储设施建造时大多先平整垫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墙体,外侧涂抹细泥。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地上建筑,第二类为地面建筑,依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形和近方形两种。
“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表明,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曹艳朋说。
“在时庄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运用了土壤微结构等科技手段,推断出其功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终评会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评价说,“此外,时庄遗址对于进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国家甚至王朝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探究当时的社会结构乃至相关的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5
徐阳墓地:
实证“戎人内迁伊洛”
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已发现墓葬500余座,包括贵族墓和平民墓。此外,在墓地西部还发现城址1座。城址位于墓地西约1公里,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为两汉时期陆浑县县治所在。
据项目负责人吴业恒介绍,从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因此,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遗存,它所在的顺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
“陆浑戎是允姓戎的一支,最早活动于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公元前638年,被秦晋两国强行迁到晋国‘南鄙’之地(今河南伊阙以南伊河流域)。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吴业恒说。
值得一提的是,徐阳墓地车马坑内马牲、狗牲与马牛羊头蹄葬两种葬俗并存,兼具华夏与西北戎人葬俗,体现了华夏文明与西北戎人文化的交融。“陆浑戎内迁伊洛后,虽仍保留着一些本民族文化习俗,沿袭马牛羊头蹄葬俗,但因地处华夏文明的腹地,文化上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吴业恒说。
6
桑达隆果墓地:
延用千年的墓地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探讨西藏西部早期社会结构、生业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据项目负责人何伟介绍,墓地出土的木俑是在青藏高原的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带柄铜镜的形制特征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类似;出土的6件金、银面饰,其形制与临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碳十四测年可知,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年到公元668年,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
“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发现的这一处延续千年并且打破关系复杂的墓葬,对构建西藏史前文化以及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何伟说。
7
土山二号墓:
发现大量西汉封泥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3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二号墓于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据项目负责人耿建军介绍,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东汉光武帝之子)的可能性为最大,共出土各类遗物4800余件,其中封土内封泥4500余件,墓室内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
“封泥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全部出土于封土中,从断面看,有多种不同土色,其中黑色土的包含物极为丰富,有板瓦、瓦当、大量封泥等。”耿建军说,“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的职官制度、分封制度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就土山二号墓的考古收获和认识,耿建军表示,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
8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研究民族融合的新资料
“十六国是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政权,在长安建都的有前赵、前秦、后秦。其历史时期短暂,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时期的考古工作是一个难点。”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项目汇报人宁琰在终评会上对十六国大墓的介绍从“十六国”开始。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到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了3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278件随葬器物及土雕建筑、壁画。
3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出土了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经判断,应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价值。
据宁琰介绍,3座墓葬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此外,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9
2018血渭一号墓:
墓主人是吐谷浑王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分布于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墓葬一般依山面河。2018年热水墓群被盗事件发生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开始发掘,将其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开展了多学科合作,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准确地记录和提取了相关信息。
据项目负责人韩建华介绍,该墓葬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革制品等珍贵遗物,并发现了一枚银质方形印章,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在韩建华看来,2018血渭一号墓是开展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研究的绝佳样本,是研究唐(吐蕃)时期墓园制度的珍贵案例。
“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是热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韩建华说。
10
磨盘村山城遗址:
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2013年到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城门3座,角楼1座,解剖墙体6段,发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等遗迹近80个,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
据项目汇报人徐廷介绍,东夏国是金朝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在公元1215年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前期政治中心在咸平(今辽宁开原北),复国后移至南京。
徐廷表示,东夏国南京城的考古学发现,填补了中国东夏国考古研究的空白,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东夏国历史研究上的话语权。同时,东夏国南京城内的诸多发现,如结构工整的大型建筑、官印制度、官仓特点等,都表明东夏国虽然地处边疆,但脱胎于金王朝,认同中华文明,具有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东夏国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热点,磨盘村山城遗址的发掘用实物证明了东夏国的历史以及它和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
2021,7月的青海草原绿草如茵,鲜花遍地,气侯温暖是青海最美的旅游季节,但青海地处青藏高原,缺氧干燥,紫外线强,来青海旅游要做好充分准备,防晒服,防晒霜,防晒帽,深色太阳镜。青海省是多民族聚集地,也是非常好客热情的,但要尊重民俗民风。2021,7月最适合来青海旅游。
青海湖机场建设已经开始了各项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
记者从青海机场公司了解到,未来几年内,我省将完成西宁机场二期工程、玉树机场灾后重建项目,建成投用德令哈、花土沟、大武、祁连、青海湖机场等支线机场,完成格尔木机场改扩建工程,力争到“十二五”末形成“一主六辅”的机场建设格局和“一主八辅”的机场布局规划。
目前,我省支线机场中格尔木机场、玉树巴塘机场已经开通运营,德令哈机场在建中,(下转A2版 )
花土沟机场场址基本确定,大武和祁连机场正在选址,青海湖机场开始了各项前期工作。根据省政府的安排,海南藏族自治州现已将开展机场建设前期工作分解下达共和县及各有关部门,并要求共和县及有关部门全力支持配合相关部门,解决好项目前期和项目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力争年内青海湖机场奠基开工。
为充分发挥青海湖机场建成后对海南藏族自治州乃至全省旅游业发展的助推作用,海南藏族自治州加强机场与旅游景点之间的公路建设,积极同省有关部门汇报衔接,明确由省上代建青海湖机场与共茶高速公路连接线项目,同时,在加快青海湖至恰卜恰至龙羊峡至贵德旅游专线公路提等升级改造过程中,计划新建机场至青海湖151景区的旅游公路,力争与机场建设同步推进,及早建成并发挥效益。
青海省有三大经济支柱矿业,牧业,旅游业,改革开放以来青海,在经济发展方面立足实际,经过不断探索发展,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构筑了电力,盐湖化工,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四大支柱产业,走出了一条符合青海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
适合居住
要说青海,可谓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但是由于特殊的位置,处于我国的西部,这里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所以人们对这里的关注度比较少。但是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里的旅游资源得到开发,人们对这里的关注度开始上涨。这里不仅旅游资源丰富,气候也很舒适,那么这里的哪个城市最适合人们居住呢?
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西宁,作为这里的省会,有很高的的知名度,经济发展也相对不错,但是要说宜居,海东才是公认的居住最舒服的城市,因为处在青海湖的东面而得名,知名度并不是很高,甚至用排名来算,这里只能排名到四线。但这里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要说旅游资源,这里是青海第一批开发的城市,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有很多原始人居住的遗址遗迹。而海东位于丝绸之路上,所以当年给这里带来一部分关于伊斯兰教文化,同时这里的知名景点也是非常多的,比如大家熟知的“茶卡盐湖”、“青海湖”等等。每年都会吸引无数人前来打卡,也为这里的经济带来很多的效益。
这里属于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温度在8摄氏度,目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大约有200多万,可以说气候很适宜人们居住生活,而这里的生态环境相对于其他地方也是不错的,靠近水源,四季分明。虽然温差很大,冬季时间比较长,但是最冷的时候也就十几度,属于正常温度。
并且这里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当然了,除此之外,人们还关注这里的便利程度,这里的交通还是很发达便利的,而且城市也都是新的。因为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所以近几年来这里创业的青年有很多,相对于房价,这里比西宁便宜得多,所以一直被人们称为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三江源是指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发源地一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三江源的广大区域。为了保护好三条世界级大河及众多河流湖泊,国家已将三江源地区辟为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加以保护。三江源地区因为地处气候多变缺氧严重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青藏高原,亦不适合搞旅游开发。
生态旅游受追捧
今年的中国旅游日以“绿色发展 美好生活”为主题,全国多地将当地的绿色资源、生态资源等串联起来,引导人们走到户外,感受自然,感受美好生活。
中国旅游日设立至今已有11年,旅游内容日益丰富,旅游方式更加多元。其中,绿色生态旅游具备贴近自然、融合性强等优势,已成为国内游的重要内容。
拥有得天独厚生态旅游资源的青海省,有世界最大面积的高寒湿地、草原、灌丛和森林等生态系统,也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物种、基因、遗传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这里的风光让人们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如何既保护好宝贵的生态资源,又促进旅游业发展?只能走绿色发展之路。“青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生态地位的重要性、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青海文化旅游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围绕区位特点和资源特色做文章,走生态保护优先的绿色崛起之路。”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常红安说。
如今,绿色发展带来的旅游红利不断显现。青海把生态教育、环境保护与各类生态旅游资源相结合,推出了生态研学、高原康养、湿地观鸟、自驾越野、森林养生等多种生态旅游产品,形成了大美青海观光之旅、生态青海健康之旅、文化青海溯源之旅等100条生态旅游产品线路,促进了生态文化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今年“五一”假期,青海“生态游”受到游客追捧,“走进可可西里·寻觅藏羚羊生态旅游线”“黄河廊道生态自驾车旅游线”“大美青海高原生态文化旅游线”等一批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带领游客走进青海。
“村游”乡村新生活
因为一次网购玫瑰花茶的经历,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马雯结识了在云南腾冲经营民宿的张女士。张女士通过网络销售的玫瑰花茶有着不俗的包装:浅黄色的外包装上印着手绘的玫瑰和一句赠语。正是这个包装,让马雯对张女士的民宿以及腾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今年春天,马雯休了几天年假,专程前往腾冲,在那里住了一周。
“原先在我的印象中,腾冲的旅游资源主要是温泉,没想到,如今那里的乡村旅游发展得这么好!”回到北京之后,马雯忍不住与身边的朋友分享。徒步高黎贡、穿行龙川江、打卡艺术村……在当地人的推荐下,马雯的腾冲乡村游安排得满满当当。“这里既有最原始和朴素的风光,也有紧跟潮流、适合年轻人喜好的新旅游内容。”
如今,乡村旅游内涵不断丰富、更新,不仅有“土味”,也有时尚和品位,“村游”已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展示乡村新生活的重要窗口。
4月中旬,农业农村部举办2021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春季)推介活动,发布了55条春季精品线路和176个精品景点,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发展。据了解,“十三五”期间,休闲农业快速发展。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休闲农业仍实现营业收入6000亿元。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休闲农业也将迎来大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景更为广阔。
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绿色生态游、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给国内游市场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让国内游业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样貌,也给旅游业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境游发展迅猛,成为旅游业界的重点关注领域,产品丰富、更新迭代快;相比之下,当时的国内游市场上产品丰富度不足、创新不够,对游客吸引力逐渐降低。“花同样多的钱,体验差,还不如出境旅游。”曾经,这样的抱怨在网络上并不少见。进入“十四五”时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业界和游客的共同目标。当前,出境游发展基本停滞,如何充实并提升国内游产品,满足人们旺盛的旅游需求,提升人们的旅游生活品质,中国旅游业界正在积极进行多种探索。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旅游消费市场表现抢眼,自驾游、高铁游、露营旅游,日益便捷的交通条件,让中国游客的旅游有了更多选择;博物馆旅游、红色场馆游、乡村旅游,旅游内涵不断丰富,文化味越来越浓厚;乡村客栈、特色民宿、星级酒店等硬件设施日益完备,越来越多的旅游产品正向高品质国际水准看齐。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创新发展红色旅游,让广大游客有更多获得感、对旅游发展有更高的满意度,将成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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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果洞遗址:
8米厚的“倒叙历史书”
“这本20多层的大书,厚约8米。它记录了人类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完整历史。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敲石成器、磨骨为锥、升起篝火、驱散野兽,这一切都被装进一个叫作招果洞的时间胶囊。”2021年2月26日,在招果洞遗址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时,项目负责人张兴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时隔不到两个月,招果洞遗址最终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
这本被张兴龙称为“倒叙的历史书”目前有几个“最”:在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之一,这些遗存与散落在周边的遗物一起,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在距今3万多年的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目前已发现逾300件磨制骨角器,是中国目前出土磨制骨角器最多的史前洞穴遗址。
“招果洞遗址出土的丰富的磨制骨器正是现代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张兴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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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头山遗址:
先民利用海洋的例证
“2013年10月中旬,在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村南侧,村民王维尧和堂哥王维新像往常一样到一处待建厂区内放羊、割草。无意间,他们注意到草丛里有一小堆一小堆的白色贝壳和动物碎骨头等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后来,他们拣了一塑料袋的样品,送到了田螺山考古队。”这是井头山遗址项目负责人孙国平对当年遗址发现过程的回忆。在4月12日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项目汇报时,孙国平提到了王维尧,因为就在同一天,王维尧第一次到北京旅游。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余脉与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带,目前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处理坑、生活器具密集区、滩涂区木构围栏等遗迹。
据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它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
“从遗址所处环境和文化特征上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闻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是余姚和宁波历史轴线的极大延伸。”孙国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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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槐树遗址:
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史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考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
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
据项目负责人顾万发介绍,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点评说:“在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社会已经复杂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双槐树遗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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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庄遗址:
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的南部是一处夏代早期的粮仓城。
据项目负责人曹艳朋介绍,已发掘的28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形制多样。这些仓储设施建造时大多先平整垫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墙体,外侧涂抹细泥。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地上建筑,第二类为地面建筑,依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形和近方形两种。
“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表明,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曹艳朋说。
“在时庄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运用了土壤微结构等科技手段,推断出其功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终评会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评价说,“此外,时庄遗址对于进一步探究中原早期国家甚至王朝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探究当时的社会结构乃至相关的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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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阳墓地:
实证“戎人内迁伊洛”
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已发现墓葬500余座,包括贵族墓和平民墓。此外,在墓地西部还发现城址1座。城址位于墓地西约1公里,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为两汉时期陆浑县县治所在。
据项目负责人吴业恒介绍,从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因此,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遗存,它所在的顺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
“陆浑戎是允姓戎的一支,最早活动于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公元前638年,被秦晋两国强行迁到晋国‘南鄙’之地(今河南伊阙以南伊河流域)。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吴业恒说。
值得一提的是,徐阳墓地车马坑内马牲、狗牲与马牛羊头蹄葬两种葬俗并存,兼具华夏与西北戎人葬俗,体现了华夏文明与西北戎人文化的交融。“陆浑戎内迁伊洛后,虽仍保留着一些本民族文化习俗,沿袭马牛羊头蹄葬俗,但因地处华夏文明的腹地,文化上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吴业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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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达隆果墓地:
延用千年的墓地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墓地的考古发现,为探讨西藏西部早期社会结构、生业模式以及其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区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据项目负责人何伟介绍,墓地出土的木俑是在青藏高原的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带柄铜镜的形制特征亦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类似;出土的6件金、银面饰,其形制与临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碳十四测年可知,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年到公元668年,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
“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发现的这一处延续千年并且打破关系复杂的墓葬,对构建西藏史前文化以及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何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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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二号墓:
发现大量西汉封泥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3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二号墓于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据项目负责人耿建军介绍,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东汉光武帝之子)的可能性为最大,共出土各类遗物4800余件,其中封土内封泥4500余件,墓室内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
“封泥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全部出土于封土中,从断面看,有多种不同土色,其中黑色土的包含物极为丰富,有板瓦、瓦当、大量封泥等。”耿建军说,“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的职官制度、分封制度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就土山二号墓的考古收获和认识,耿建军表示,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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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研究民族融合的新资料
“十六国是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政权,在长安建都的有前赵、前秦、后秦。其历史时期短暂,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时期的考古工作是一个难点。”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项目汇报人宁琰在终评会上对十六国大墓的介绍从“十六国”开始。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到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了3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278件随葬器物及土雕建筑、壁画。
3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出土了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经判断,应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价值。
据宁琰介绍,3座墓葬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此外,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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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血渭一号墓:
墓主人是吐谷浑王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分布于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墓葬一般依山面河。2018年热水墓群被盗事件发生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开始发掘,将其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开展了多学科合作,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准确地记录和提取了相关信息。
据项目负责人韩建华介绍,该墓葬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革制品等珍贵遗物,并发现了一枚银质方形印章,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在韩建华看来,2018血渭一号墓是开展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研究的绝佳样本,是研究唐(吐蕃)时期墓园制度的珍贵案例。
“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是热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韩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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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盘村山城遗址:
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2013年到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城门3座,角楼1座,解剖墙体6段,发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等遗迹近80个,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
据项目汇报人徐廷介绍,东夏国是金朝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在公元1215年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前期政治中心在咸平(今辽宁开原北),复国后移至南京。
徐廷表示,东夏国南京城的考古学发现,填补了中国东夏国考古研究的空白,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东夏国历史研究上的话语权。同时,东夏国南京城内的诸多发现,如结构工整的大型建筑、官印制度、官仓特点等,都表明东夏国虽然地处边疆,但脱胎于金王朝,认同中华文明,具有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东夏国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热点,磨盘村山城遗址的发掘用实物证明了东夏国的历史以及它和中原王朝、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