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1953年从上海来北京的,据说是当时作为青年积极分子支援北京建设来的。我父亲是学纺织的高级工程师,我母亲是1946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参加过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运动。在上海的纺织厂做中层管理工作。1953年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刻,北京东郊的十里堡准备建设新中国在北京的大型纺织企业。当时我的父母到北京时十里堡还是工地,他们是参加一边建设一边招募新的纺织工人,培训这些新中国北京第一代产业工人。纺织厂经过近3年的建设终于开工了,当时周总理亲自来厂做开工剪彩,后来有陆续建了第二,第三纺织厂,并且配套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比如印染厂,染织厂,针织厂,制线厂,轧花厂,形成了一整套的纺织生产基地。当时一个大型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厂区有自己的大礼堂可以放电影可以唱戏,厂子里有自己的文工团有自己的管乐队,有自己的工会有自己的图书馆,有自己的篮球场,当然也有自己的篮球队,经常举行厂际间的比赛,当然也少不了足球场和足球队,周末的足球比赛打的风风火火。厂里有自己的大食堂所有的职工和家属都可以在里面用餐,有自己的职工医院一般的小病都可以处理。有自己的小学和托幼机构。说到上海人在北京的生活方式,我说句实话,从内心里是跟老北京人是弄不到一块的,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仍然保留着吃米的习惯和南方的蔬菜,南方老家来探亲也是大包小包带来南方的也是大包小包各种食物,比如说南方的咸肉,腊肉,竹笋 ,等等。我们有意无意地保留着与北京人的距离,仿佛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那个时候北京人到饭铺吃饭他不叫吃饭他叫局,意思是有事需要办请当事人吃饭,我们吃饭就是吃饭没那么多家讲究,比方你请他们吃个饭他得琢磨好几天我是不是要请他帮忙做什么事。我们上海人做事是认真的,不夸海口,不做办不到的承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态度是鲜明的。我想这都是不同的。
腊月初八 吃腊八粥,泡腊八蒜
腊月初九至二十二 孩子们买杂拌,爆竹,玩意,大人们准备年货
腊月二十三 放鞭炮,吃麦芽糖,江米糖
腊月二十四至腊月二十九 准备年货 做大扫除
除夕 穿新衣,贴对联,贴年画,放鞭炮,守岁
正月初一 男人们到亲戚家,女人们在家接待客人,小孩逛庙会,店铺关门
正月初六 店铺开张,伙计们轮流逛庙会、天桥、听戏
元宵 张灯结彩,放花炮,看花灯,吃元宵
正月十九 春节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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