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其实一句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不过于夹带偏见和情绪，实际在今天也可以想通的。

客观说起来，元朝其实在蒙古前期包括忽必烈在位的大部分阶段，然后在元末才是属于问题所说的矛盾比较尖锐时期。前期属于他们征服各地，那么矛盾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法避免。加上由于蒙古武力征服几乎是中华历史之最，当然蒙古搅扰各地（几乎是亚洲全部，东南亚海上都没避免，然后和欧洲的一半吧）的印象自然就比较强烈，显然各地各族民众就是一个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确实很严酷，这个按说不难理解。

至于元末的原因，这个是元顺帝自己推翻自己的政策，继位之初是伯颜管事，比较排斥汉法和汉人。但由于脱脱的上位，本来已经缓和了矛盾，而且已经初步解决中原因为灾害和前期压迫的起义，但是由于更改钞法，遭到失败，把脱脱撤换，各地义军再次蜂起，这时候，元顺帝基本已经放弃挽救，也没有人可以理顺大局，所以元朝才最后失败。但这个在历代末年来说，也并不算是特例。

真正可能问题的本质在掐头去尾的中间几十年，元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很多人是不大清楚的。也是笔者想解释一下的。核心就是元朝到底这个所谓等级制度是不是事实。

等级制度的说法其实争议很大，不能说蒙古方面的优等情况不存在，但也不宜过分夸大。蒙古元代随着完成征服，情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到底采取汉法还是采取草原旧俗，一直都非常矛盾。

前期有兀鲁思制度，贵族的领地下面的人就是我们理解的奴仆，一些所谓法律比如扎撒本来是偏向蒙古头领啊勋臣的，他们进入中原就影响到对汉人的态度，有些律令记录的状态要看阶段，也的确要看推广情况。从忽必烈到最后的顺帝，汉化和对汉人大臣的重用，不论当官还是当小吏的，肯定汉人还是多数，汉人并不是想象那么糟糕和不堪。

说到汉人比蒙古地位低，这个肯定不能回避，比如早期崇尚军功时期，肯定主将是蒙古的领大功，其他部族的再以资历地位逐级，但四等人制度化的说法应该是野史，一般认为是清代以后的屠寄翻译史书带出来的，没有其他资料辅助证明，实际更普遍的现象还是勋臣优待的制度化，比如蒙古早期有几次著名的大分封，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到忽必烈，真正有特殊优待的还是早期那大批勋贵家族子弟，这个和其他朝代没有太大差异。但早期实行了兀鲁思封地，的确分给这些勋臣以后，领地下的百姓就是奴仆化，这个就让今天的人感觉难以接受。但是蒙古分封主要还是塞外和边地，元代和我们传统朝代认知是不同的，他们把草原视为腹地，南方沿海才是他们的边疆，所以看待元代不能完全用对其他朝代的角度，这也是前面说蒙元史门槛高的，很多切入视角要进行转换。

比如汉人还是有世侯万户家族客观存在，根据投靠蒙古时间的早晚，所谓混到上层的汉人并非没有，甚至还可以说不在少数。

个人感觉是，等级现象任何时代都有，蒙古元代的确有特殊性，但没有必要过于夸大其词。假如要说歧视，契丹有韩德让这种汉人做到一人之下的案例，蒙古对契丹也有耶律楚材，汉人也有刘秉忠，卢世荣，王文统，贺唯一许多或宰辅或心腹的大臣，连金代、北魏、前秦类似相信都可以举出类似案例，偏偏要说汉代、宋代、明代这种纯汉人朝代对其他部族人才重用，有做到宰辅级别的吗？所以，感觉狭隘的心态并不利于对历史的认知。

所以，假如客观来看元朝南方原来的宋朝地区，元代统一中原以后的策略总体是宽容的，去除了所有宋代的杂税，宋代由于要应付战事，加派民间杂税堪称历史之最，而元代为了恢复民力，同时也为缓解南方地区的敌对，基本只收基础两税。加派杂税在平时几乎没有，比如特殊的牲畜、盐、茶、酒这些东西的税是正常状态，不属于特别过分。正因为恰恰忽必烈之后的元代诸帝不重视税赋的打理，因为一涉及理财，就容易被汉人士大夫和民众抗议，而上层生活又比较豪奢，被经济拖垮是元代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事实上元代中后期非常崇文，中原的理学风气浓厚，根本和宋朝没什么区别。元代的问题严格来说，并不是我们在这里纠结的蒙古和汉人的矛盾问题，至少从忽必烈完成征服以后，基本主流问题就开始变了，一个是他们高层内部对大汗位的争夺，武宗之后就多次发生变故。

一个是官员阶层迅速崇文改变，出现了很大的内部不适，到底该完全汉法，还是保留草原传统，但是社会民间与朝廷内部是脱节的，地方虽然不重视经济，但贪腐却很严重，因为蒙古崇尚奢靡生活，这个时候就与汉人历来文官小吏的弊端联系到一起，也是最后从经济上拖垮元代的重要原因，也是朱元璋后来还会大力惩贪的根源。朱元璋总体还希望扭转官僚阶层的习气，比如出现一个宗室、官员待遇空前“低薪低俸”的状态，不仅仅是说官员，对宗室的待遇也很低。自然无法满足情况，反而再次促使上下歪风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