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门户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琉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几十万闽南的莆田人移民到现在的潮汕地区。带来了闽南丰厚的经商文化。在唐朝，莆田已经成为福建重要的商业中心，莆田商帮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再兴于改革开放之后， 莆田丰厚的经商文化和能力促进了潮州经商文化的形成。宋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宋史》已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的记载。而当时潮州笔架山窑是著名的陶瓷窑，其生产的瓷器曾销往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当时中国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时，据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唯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东西洋考》 尽管与晋商、徽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但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宗教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从历史上看，潮商未曾像晋商和徽商那样称霸中国商业，但在世界商业史上，潮商的全球性声誉，则远比晋商、徽商响亮的多。 与晋商、徽商红顶商人不同，明代严厉的海禁，使依赖海上贸易的不少潮州商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内部对暹罗大米的巨大需求让不少商人铤而走险，走上武装船队对抗朝廷之路。其中几股被朝廷称为“海寇”的海上大型武装势力，就有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这样的潮汕人。
明代的谢杰在《虔台倭篹》一书中写道：“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