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政治原因，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国内局势动荡，使得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政变和军人统治经常发生，民主缺乏。国内分离势力和恐怖主义也阻碍了经济的腾飞。在战后东南亚的政治发展史上，曾出现过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和本土产生的威权主义政治。一般认为前者是民主的，后者是独裁的。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情景：在实行效仿的西方民主制的国家，虽然在形式上广大民众拥有了普遍选举权，但多数情况下的选举不过是少数政客进行社会动员和谋取权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利害关系很少能反映到政策之中，政府办事效率十分低下。而在发展取向的威权主义政治中，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发言权通过精英人物代理的方式得到高度承认和重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列入了民众的利害关系，政府拥有很高的效率。而“效率，也就是制度运行是否能够推进对社会和多数民众的福祉来说更具实际意义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目标，却是李光耀等人心目中高于民主的原则性目标。”[6]此外，在新加坡这个被认为最缺乏民主的国家里，不但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基本上是依靠定期举行的选举来决定的，政府的政策也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并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意广泛征询社会有关团体的意见[7]。而在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之下，选民除了定期参加选举之外，对各种实际会影响到其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却难以参与。尽管政治选举表面上给予选民最终的决定权，实际上却缺乏实际意义，因为所选举的代表和政府在决策时通常优先考虑的是私利或者某些特殊权势集团的利益。战后东南亚的政治社会现代化完全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东南亚在政治社会转型方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没有搬用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类型和方式。无论是沙立、李光耀、马哈蒂尔还是苏哈托，都是以反对西方议会民主制为出发点构建本国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虽然西方势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政治转型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历史过程主要是东南亚人民自主选择的性质。其次，尽管在从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向威权主义政治的转变中，军人政变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80年代以来东南亚发生的政治转型，则主要是通过合法的选举和非暴力群众政治运动实现的，因此多具有和平过渡的性质。 东南亚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过程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在政治转型方面，由于经济和社会条件还不够成熟，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陷入“民主―动乱―专制―再民主―再动乱―再专制”的恶性循环之中。造成这种循环的关键在于专制向民主的转变由于过快、过猛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从而使社会又回到了专制[12]。如何避免这种反弹，实现专制再向民主转变软着陆，对这些国家而言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自然原因，东南亚处于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和海啸经常发生，也冲击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三，西方国家的插手，西方国家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东南亚进行指手画脚，加剧了东南亚局势的动荡，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进行后殖民主义的掠夺，迫使东南亚各国要依附于西方总的来说，这些东南亚国家经济目前已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余地，一方面，出口十分不景气，另一方面，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竞争力也不可取，该地区各国的利率已很低，所以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也不大。东南亚各国财长对此束手无策，尽量鼓励国内消费者减少储蓄、增加开支，也许成了惟一的希望。但是部分经济学家也指出，美国国内的消费者已经精疲力尽，但仍未能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是给其他国家的一个极好例子，所以东南亚各国应寻求其他办法来拉动内需。目前，这些国家正在朝此方向努力。有的国家将增加政府开支来扩大内需，如：兴建改进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或花大笔资金解决环境问题；还有的国家计划进一步放宽金融市场管制，以刺激房地产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发展。措施：首先，经济发展战略、策略与政策更加符合各国的国情和本民族利益，而不盲从主流经济理论的引导，或屈从于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压力。其次，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将其经济发展战略从以出口、投资带动增长的“外向依赖型”转为将促进出口与扩大内需置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自主外向型”或“自主开放型”。最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引导外资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激励企业走技术进步促效益的道路，实现经济增长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增长转变。

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似乎在接连不断地受到“金融爱滋病”的侵袭。墨西哥金融体系因比索崩溃而瓦解，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方空，巴西银行危机、日元危机、欧元危机……正所谓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当人们还在周旋于应接不暇的危机时，殊不知97年7月，一场金融风暴从泰国骤起，横扫菲律宾、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涉及台湾，远达巴西，连美国华尔街、英国伦敦及东京股票市场也频频告急。金融危机震荡全球。 中国是幸运的，8%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维持着6.5%的通货膨胀率――令人瞩目的奇迹。中国市场经济“软着陆”的成功，不但货币动荡引发的连锁反映未涉及中国，而且自身作为强大后盾支持香港捍卫港元。 现实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如何使步入快车道的经济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活力。所谓“前也不忘，后事之师”，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警示是什么？中国经济前景是否乐观，本人仅谈谈自由一些粗浅的看法，起抛转引玉之用。 提纲： 概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概况 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探折 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国的重要启示 对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反思 1997年7月份以来的一场金融风暴从高经济增长的泰国旋起，席卷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台湾、香港……。金融风暴象每年这个时候袭击这个地区的台风一样猛烈，不断冲击泰国铢、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和新加坡元、港元。这种金融市场脆弱的影响一步步呈“多米诺骨牌”效应：捷克克朗、波兰兹罗提已受影响，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都未幸免。日本贬值幅度在30%―50%，加剧了持续六七年的银行危机。 以上这些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虽然我们现在的总是还没有东南亚那么严重，因为外汇市场开放有度，政府行政手段支持银行流动，但要回忆发展和扩大开放，问题须得到根本解决。 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分析 一、东南亚各国经济结构失衡，泡沫经济崩溃。近十年来亚洲各国经济增长迅速。极誉为“亚洲四小虎”的新兴工业国年经济增长率高达9%―10%，但从96年以来经济长期普遍放慢，不同程度出现结构性失衡，表现为： 1．投资过热，引起进口过度增长和国内工资上涨过快，出口商品竞争力削弱，形成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泰国工资长幅大大高于邻近国家，出口增长率由95年的22.5%猛降到3%，结果导致96年经常帐户逆差增至162亿美元，外债增至857亿美元。加之受国际电子产品需求下降影响，东亚国家96年出口均出现下滑，劳动成本年均增长率达7%左右。 2．房地产过热导致金融风险增大。近年来，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存在房地产供大于求的严重问题，大量住宅、办公楼被闲置。地产商资金周转不灵，银行坏账、呆帐激增。仅96年投向泰国房地产的外国直接投资达188.1亿泰铢，占外国在泰国直接投资的1/3。96年泰国银行呆帐达155亿美元，97年预计增至200亿美元。房地产的泡沫被吹破了，外资对泰国金融的信心产生了怀疑，人们担心墨西哥式的危机将在亚洲重演，所以大量抛售泰铢，出现危机端倪。 二、东南亚各国汇率机制缺乏弹性，难以适应经济开放和国际化需要。泰国等国十几年来一直实行与美元持钩的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美元在泰铢汇率制定中的权重为80%，泰铢基本盯住美元浮动。这种汇率严重束缚了汇率作为经济杠杆对进出口量和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95年美、日两国为减少贸易磨擦达成协议，形成美元坚挺，日元疲软之势。所以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泰铢也不断开值，严重削弱了出口竞争力，出口不景气使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增加，加剧了原有经济失衡。 总而言之，与正处于全面上升时期的美元挂钩，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引爆制，它一方面使上述的宏观经济失衡变得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也使汇率过高变得难以忍受。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危机与92年欧洲货币危机有相似之处：汇率的大幅调整是结束经济失衡的最后一招。 三、国际游资的冲击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据国际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流动的短期存款和其它短期证券至少有7.2万亿美元。各大市场交易电脑化普及可瞬间完成交易，当某一地区资本收益率可观时，便蜂拥而至，引发通货膨胀，而当这一地区出现问题时，或另有别的经济热点地区时，便又风卷残云般消失得不影无踪，造成该地区经济衰退。所以极可能直接引起一国或一地区乃至全球金融大动荡，危害经济稳定。 巨额游资投机者最著名的是乔治・索罗斯（GEDRGE SOROS）。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7月底东盟部长会议上指责他是摧毁国家经济的罪魁祸首。当然这一论断有失偏颇，但也不能排除使泰铢贬值20%或更多百分点的可能性。根据“大起大落理论”，他所管理的量子基金在以往的欧洲货币危机和墨西哥金融风险中扮演了兴风作浪的主角。面对泰国经济的恶化，造势者早已窥探已久，5月份集资60亿美元，大肆进出，获取差价，牟得暴利。6至7月，“量子基金”雷利从14%急增至27.1%。相对而言，以具有较强投机性的游资结构，犹如给东南亚经济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实质上，国际游资的追利性一方面给被冲击国造成混乱，另一方面从反面对出现严重经济结构的国家提出警告，起纠正错误经济政策的作用。 四.金融有效监管乏力，从东南亚国家金融的脆弱性，我们可以看到： 1．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其金融体系本来比较脆弱，加之金融监管经验不足，如果对国际金融活动的风险 认识不够，缺乏周密的防范措施，更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 2．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和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风险已呈国际化趋势。随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的进展，在一些新的金融领域里，与巨额收益并存着巨大风险。 3．巴寒尔委员会新近调查表明，80%的国家对其所监管的国际银行集团全球业务均遇各式麻烦与困难。滥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剧金融市场动荡，衍生工具在传统的股票、债券等基础上衍生出包括外汇、证券等期货、期权交易。目前这些衍生工具达1200种，竞争白热化，交易额逐年上升，一方面满足经济发展及客户投资保值需要，另一方面也对过度投机、金融动荡创造了交易手段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