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在魏晋、南北朝已逐渐发展，但仍附属于人物画，作为背景的居多。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平。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史和园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由于长期乱战，社会动荡不安，使得社会普遍流行着消极悲观的情绪，名士们纷纷寄情山水以逃避现实。大量的山水诗、田园画的出现促使山水画的生成。 从东晋画家顾恺之在《论画》中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看出此时的山水画已经与人物画相提并论，并且已初步从人物画的陪衬中独立出来，而他的人物画《洛神赋图》卷中的部分配景山水中可以领略到当时山水画的大致形貌。此时的山水画理论已经基本成熟，而且讨论了空间的表现，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基础。而这个时期的宗炳和王微的“神”、“情”之说主张山水画创作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表现出来的天人合一哲理思想，对园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造园活动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折。受隐逸思潮的影响士大夫们爱园成癖，在营造“第二自然”中得到精神上的乐趣。文人、画家参与造园，进一步促进了私家园林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寺观园林。 在东晋陶渊明的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已是抒发内心的情感和志趣，反映在园林创作上，则追求再现山水，有若自然。南朝地处江南，山水园林别具一格。这时的园林穿池构山，并结合地形进行植物造景，因景而设园林建筑，对植物、建筑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园林是山水、植物和建筑相互结合组成自然山水园。 由上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名士们逃避现实、寄情山水的情怀促使了山水画和山水园林的生成及普及。山水画初兴，只限于文人自画、自赏，故传之不广，但却促成了文人山水园的诞生。中国山水园林由单纯摹仿自然而适当的对山水加以概括、提炼，但始终保持着“有若自然”的基调。隋唐始独立，如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等；五代、北宋山水画大兴，作者纷起，如荆浩、关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宽、许道宁、燕文贵、宋迪、王诜、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的青绿山水，南北竞辉，形成南北两大派系，达到高峰。自唐代以来，每一时期，都有著名画家，专尚从事山水画的创作。尽管他们的身世、素养、学派、方法等不同；但是，都能够用过笔墨、色彩、技巧，灵活经营，认真描绘，使自然风光之美，欣然跃于纸上，其脉相同，雄伟壮观，气韵清逸。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代，续有发展，亦出新貌。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到了明代，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师自然造化，悟出了绘画的真谛。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山水画活了起来。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从老庄开始，到汉代，基本上形成了贵无贱有、贵神贱形的传统。虽并不一味反对形，认为“形恃神以立，神需形以存”（嵇康《养生论》），但形神相比，神为本，为贵，“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同上）之所以贵神贱形，跟气的传统也是有着根本联系的。到魏晋，名士们即使玩味自然，清纯潇洒，但似乎也要从有形世界中达到某种形上的玄远之境。而魏晋风行一时的人物品澡，也讲究的是“神采”“神韵”“风神”“神情”“神气”，是于仪容之外见其内在精神、俊雅清逸玄远的风神。所以，在顾恺之这里，此命题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古画品录》：“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画有六法，罕能尽皆；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摹写是也。”有气韵者自生动。生动者，亦可比之于顾长康的“传神写照”。传神，亦是传其气韵者，有气韵者自已会神。大化流行之谓神，之谓气，气亦是神，人无精气则无生命、无光彩，书画无元气，则不能传神。所谓神气活现，乃上品之谓也。有神有气，自有风韵，自然生动。隋唐伊始，中国山水画便有了独立的分科，自此山水、人物、花鸟，成为传统中国绘画熠熠生辉的三大艺术科目。而山水画不仅是世界艺术丛林中独特的风景，也承载着中国人文领域里最为深邃的寄托，伴随着中国艺术走过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应该说，中国山水画得到大的发展，与“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有莫大的关系。文人终于找到了一种独特的道白语境，在用笔墨描摹自然山水之际，倾吐内心中无限的天地爱恋和优雅韵致。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而他族则作为被统治者而同化，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而他族或以征服华夏族者而同化，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分支，从隋朝就开始出现山水画，山水画强调“平远”、“高远”和“深远”，运用散点透视法，平远如同“漫步在山阴道上”，边走边看，焦点不断变换，可以画出非常长的长卷，括进江山万里；高远如同乘降落伞从山顶缓慢下降，焦点也在变换，从山顶画到山脚，可以画出立轴长卷；深远则运用远近山的形状深淡对比，画出立体，山谷深邃的效果。不拘泥于物体本身的真实性，而重在其背后的主观真实，“山川使我为山川言”，这是中国山水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东晋偏安江南，士族大家个个富裕掌权，不够忠于皇帝司马氏，同时各士族之间常为了争权而北伐，这是政治上特点。但在另一方面东晋在文学上却有一定成就，各类诗文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也流行了骈文。而绘画、书法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东晋人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印度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西元三三八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今日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从唐朝开始，中国的山水画开始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的创始人是唐代画家李思训，他发明的大斧劈皴法，画中重用色彩，浓墨点苔上也用鲜亮的石青敷色，非常适合表现北方阳光灿烂、峭壁高耸的山峰。宋代的画家张择端、李唐、马远、夏圭等继承了他的风格，形成一种派别。南派以被评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诗人王维为滥觞，运用披麻皴和宋代画家米芾发明的雨点皴或叫米点皴，多用墨色少用颜色表现蒙蒙细雨中的江南丘陵，后来发展到只用墨的水墨山水，王蒙、倪瓒等画家发展形成了南派风格。在晋代，边疆民族进入中原，经过民族交会，同化于夏族之中，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汉人南下，促进了南方特别是江南的大发展。晋及南北朝时，族群大迁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黄河流域由原来的中原而沦为北方，和以江南为重心的南方相对而称。当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因而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会，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该时期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晋朝虽为自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上流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时官学不振，而世家大族学术兴盛，尤其在南方，家学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形式。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荡，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知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盛行。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裴頠及郭象。裴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荡。

魏晋南北朝政治较黑暗腐朽，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人们生活极不稳定。政要不断更替，江山不断易主，人们社会生活极不稳定。这时期的人们对这种生活非常厌倦，希望获得一种生活的宁静，以达到心理情绪的平和。而老庄道学的“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正迎合了人们厌倦世态炎凉，追求空灵的心理要求，于是，“回归自然”成了人们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自然物便成了人们刻意追求、反复观照的生活对象。人们把这种生活内容用艺术表现出来，就是山水诗、山水画，于是，山水诗、山水画就这样盛行开来。后来在东晋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科——山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