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之有重于社稷 事例有关于“匹夫之有重于社稷”这句话 相关的历史典故，现代的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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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记》赏析(节选，霍松林)



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照应，反复唱叹，熔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个主题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作者提出的这个主题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对比的因素:“死”与“生”，当然是对比;有“大”就有“小”，有“重”就有“轻”，有“匹夫”就有“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以至“高爵显位”，这里都有强烈的对比。



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要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但这也可以有各种写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句话，对“五人”作了判断性的说明。用“者”提顿，用“也”煞句，“者”“也”照应，这是古汉语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以一个判断句开头，就“五人”为什么而死作出判断，说明“五人”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死的，而是当周顺昌“被逮”的时候“激于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五人”的颂扬。按照作者在篇末点明的主题思想的逻辑，“激于义而死”，“死”的意义就“大”;如此而死，虽“匹夫”也“有重于社稷”。那么与此相对照，那些“不义而生”“不义而死”的，又怎么样呢?对于这些，作者暂时还没有发议论，然而讽刺的锋芒，也已经从对“五人”的颂扬中露出来了。



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读者满以为该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了;但作者却按下不表，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给读者留下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