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龚莎 沐一帆

下午3点半的“罗记光头大排档”，空气中还留有一丝鸡公煲淡淡的余香。

老板娘林姐麻利地收拾着最后几张桌子，她的丈夫陈师傅正在后厨清点所剩不多的食材。再过半小时，这家小店将完成它的“身份转换”——白天的鸡公煲店隐入夜色，烧烤的烟火气取而代之。

这家名为“光头大排档”的小店藏着上海社区商业的一个独特样本：一个店面，两组互不相识的经营者，两套完全不同的经营业态，在24小时的循环中默契地交替登场。

“赚钱各凭本事。”当被问及经营状况时，林姐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但墙上烧烤主题的装饰、甚至包括店名“光头大排档”与鸡公煲毫无关联的违和感，却无声地诉说着这种“拼店”模式背后的精打细算——每月两三万的租金由两组老板平分，大大降低了各自的经营成本。

下午3点左右，非用餐高峰期的小店内。人民网记者 沐一帆摄

陈师傅和林姐是来自福建的“新上海人”，两人都不算餐饮界的熟手老板。林姐说：“我做过培训，做过二房东，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但开饭店还真是第一次。”在上海打拼10余年，他们最终选择在这个熟悉的社区落脚开店。“我们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非常熟悉，孩子也在附近上小学。”陈师傅接过话头。这种基于社区信任的选择，恰恰体现了社区商业最原始的生命力——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熟悉与依赖。

店门口展示的白天营业时间。人民网记者 沐一帆摄

虽名叫“光头大排档”，但老板自述这里是一家有品牌的鸡公煲加盟店。“每天6点开始营业，16点打烊。中午生意不错，主要客源是白领。这条街上我们没有同类竞争。”

不足50平方米的空间里，7张木桌、28把椅子、一个大冰柜、一个小小的收银机便是店里的全部“家当”。午市时，附近的白领纷纷到店用餐，20-50元的客单价，1-2小时的翻台率，构成了小店白天的生存节奏。林姐坦言，每日营业额有七八千的话就算多，少的时候也有五六千。好在，“夫妻老婆店”的模式给了他们承受一定波动的底气——没有额外人工成本，两人包揽了从厨师到服务员的几乎所有角色。

下午3点半准备打烊的小店。人民网记者 沐一帆摄

暂时打烊前的最后一步，陈师傅撤下了门口摆着的，写着两份招牌套餐，和鸡公煲小店营业时间的牌子。顷刻间，这里将是另一番景象。

徐姐正在切肉，为晚上的营业做着准备。人民网记者 沐一帆摄

下午4点多，夜晚烧烤店的老板——徐姐来到店里。这位安徽大姐从2018年开始租下这间铺面，至今已有7个年头，她和丈夫就住在对面的小区，租金6千多。

“这里月租2.5万，垃圾费厕所费另算，总共加起来3万多，还要加上用工成本。”“这两年生意不好做，有时就像过山车。”徐姐一边在没有客人的空桌上切着肉一边说，“我们客单价平均五六十吧，好的时候一晚上能卖七八千，甚至1万，差的时候连房租都保不住。”说话间，她又开始忙着给一盘烤串刷上酱料。徐姐介绍，烧烤小店的客源主要是租住在这片的外地年轻人。“这也是我选址这里的原因，附近租房的白领很多，而且消费能力还可以。”

不同于白天的鸡公煲小店内只有老板夫妻2人前后张罗的景象，徐姐的店里共有4个人忙活，有负责炒菜的，有负责烧烤的，也有负责传菜擦桌的。徐姐说：“现在用工成本越来越高，一个好的烧烤师傅我得给他开七八千的工资，还包吃包住。但相应的，这活也比较辛苦，每月只休息一天。不过干我们这行的谁不是赚辛苦钱？”

为了多赚钱，从下午4点到彻底天黑前的空档，徐姐还在店门口支起了卖冷面的小桌。沐一帆摄

晚上10点，小店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刻。客人三三两两围坐，烤串的香气混合着啤酒的泡沫，构成了都市夜生活的独特风景。“我们凌晨3点半结束营业，但有时会做到4点左右。前两天有桌客人吃到5点半，还跟我说‘你走就是了，我帮你关门’。”徐姐笑着摇头。虽然同一条街上烧烤店不少，但她并不担心：“各做各的，每家风味不一样。”

烧烤的烟火取代鸡公煲的香气，陌生的两组经营者交替接手这个小小的空间。双方之前互不相识，却在同一屋檐下形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这种“时空共享”的商业模式，正在上海许多社区悄然兴起，成为小微商户应对高租金的一种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