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在谈起麻辣火锅的时候，总是会争论重庆火锅和成都火锅哪个更正统的问题。

但大家往往忽略了四川和重庆自古就有“川渝不分家”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和重庆长期作为一个行政区存在，一直到1997年，才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的规划下“分家”。

所以当年邓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方案呢？

三峡省

当年邓公将四川和重庆分开一是为了经济，二是为了安全。

在经济方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中国历史上没有正式组建的行政区——三峡省。

三峡省是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配合三峡工程而敲定的一个行政区划，包括现在的四川东部（含重庆）和湖北西部。

三峡工程建立后会产生100多万的移民，这些移民就需要一个地方来消化。

最好是从一个市搬到隔壁另一个市去，这样就能将移民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因此按照中央的规划，就直接将三峡所处的西起重庆奉节县，东到湖北宜昌南津关这块地划归三峡省，方便三峡大坝的建设以及后续管理，并且消化这批移民。

但是当中央组建了一个三峡筹划组并调查了一番后，才发现“三峡省”是真的穷。

这里的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所以不管是城市化还是农业都不好发展。在中央的规划中，三峡省包含30个县，人口1700多万，在我国的省级行政区里面，本身就属于比较小的那一类。

而经过三峡筹划组的调查，发现三峡省的人均耕地1.08亩，人均GDP才511块（1984年数据），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里面排第28。

三峡省没钱，对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自然不能起到中央预期的效果。因此当时中央内部，对于三峡省到底是设还是不设的讨论很激烈。

但如果三峡省不设，对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以及后续的移民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这时候邓公很早之前提出的一个方案进入了大家的眼帘，那就是将四川和重庆分开，以成都和重庆作为两个“中心城市”。

邓公提出这个设想的背景，是大家认为三峡应该设省的时候，将重庆从四川里面分出来划给三峡省，重庆和成都作为两个中心城市，能带动三峡省以及周围的经济。

这时候大家认识到了三峡设省的难度，但把重庆从四川里面分出来貌似是一个突破口。

首先重庆经济足够强，建国初重庆的经济可是能排进中国所有城市的前5，和武汉、南京等城市并列。

其次三峡有差不多一半的部分位于重庆辖区内，后续的移民问题也能靠重庆解决。

于是当初三峡设省的方案虽然没有通过，但本来打算从四川移交给三峡省的重庆，还是这么被分了出来，只是没有再移交给“三峡省”。

重庆分出四川的好处

现在来看，当初将重庆从四川分出去，是相当正确的决定。

因为当时不单单是三峡工程的问题，四川自己带着重庆的负担也很大。

上世纪80年代末，重庆还在四川时，四川就已经有超过1亿的人口。这么多的人口，给四川的行政带来了相当大的负担，而且成都在四川的地理位置偏西，重庆作为四川最东部的城市，四川要管理起来成本也比较高。

因此将重庆分出去，四川自己的负担能降低不少。

另外，重庆作为中国东西部的一个节点，它的发展关乎到中国西部开发和建设。

重庆作为四川下辖城市，自主性就比较低。而且作为建国时经济实力排在全国前五的城市，重庆被四川管理的时候，难免充当四川的“输血包”。

将四川和重庆分开，有利于重庆发展经济，从而将经济影响力辐射到长江更上游，也就是中国西部地区。而邓公提出了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构想，现在看来也是比较成功的。

重庆对中国国防的影响

至于重庆分出去对于安全的影响，就得说到中国的国防和地理了。

重庆在军事领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这里在地形上就属于易守难攻的地方。当年国民政府在行政中心南京失陷后，把重庆作为替代行政中心就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在历史上，重庆更是发生过导致蒙古帝国分裂的钓鱼台战争，这里在横扫欧亚的蒙古铁蹄下，支撑了超过半世纪的时间，让蒙古帝国的蒙古大汗死于钓鱼台下。

所以从军事意义上来说，重庆这个地方只要不陷落，其后方的城市就能保证安全。同样的，它本身就很难陷落。

让重庆独立出来作为直辖市，全国对于重庆的投资就会多起来，这里将拥有更多的工业设施。

一旦中国卷入大规模战争，重庆在国家土地没有沦陷时，可以作为安全的大后方。假设的更坏一点，要是出现抗日战争那种半数国土沦陷的情况，重庆这种“工业城市”也能作为国家危难之际的反攻本钱。

虽然1997年重庆正式分出去的时候，苏联早就解体了，但那一代人对于苏联当年的钢铁洪流依旧心有余悸。加之1997年时，中国的军事力量还没迎来爆发，那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有这种担忧也是正常的。

况且即使是现在中国军事力量很强了，考虑到核大战下的风险，重庆这种“山城”在核大战下，也能保护更多的工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