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张大千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有人把他捧为“一代画王”，有人却说他是“伪作大师”。

张大千的绘画人生颇值一提的，是其于1941-1943年间，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敦煌之行。此行他生活上风餐露宿，经济上入不敷出，最终临摹各朝壁画共276幅，自此画风脱胎换骨、蔚然一新。

张大千好好的为何要去敦煌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早在他拜李瑞清、曾农髯为师学艺时，就听说过敦煌，后来又见过敦煌写经和绢画；

其次，他在成都、重庆听老友严敬斋、马文彦等多次介绍敦煌艺术后，又查阅了大量关于敦煌艺术的资料，就更想去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是受了书画家叶恭绰的启发。叶恭绰曾力劝他放弃山水、花竹，专精人物，重振几百年来人物画的颓风。因此张大千就决定了自己的敦煌之行。

在敦煌的日子是非常辛苦的。张大千一行人，分别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进行编号、记录、壁画临摹等工作。其中，仅莫高窟的编号，就耗时五个月，共编窟号309个，将长三里，高四、五层的庞杂石窟群编成了一个清晰的大网络。

此外，临摹的工作就更加艰苦了。他们采办了大批的画布、画笔、纸张、胶粉和矿物质颜料，然后分三组进行临摹：张大千等人为一组，负责主要部分；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一组，负责次要部分和上色；其余的为一组，负责加工画布和颜料。

临摹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异常艰苦的：场地狭小，对于大幅壁画，非得爬上梯子，一手提马灯，一手握画笔；临摹壁画底部时，又得趴在地上，手臂酸疼不已……

尤其到隆冬时节，更是难捱，大家随张大千日出而作，日暮而归，“逐日蓬头垢面，席卧其间，逍遥竹素，寄情玄毫，不知时日，恍若身置另一世界也。”

1943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和“张大千画展”在兰州开幕。这是敦煌艺术第一次在国人面前展示。展出当天，参观者达万余人次，张大千的近作更是被订购一空。次年，该画展又分别在成都、重庆展出，同样引起巨大反响。

国学大师陈寅恪看后，挥笔写下《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指出张大千临摹的壁画“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 “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赞誉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张大千敦煌艺术向世人的展示，还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的人生道路，如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妻子李承仙等人就是在看了张大千举办的画展后决定奔赴敦煌的；我国著名漫画家、国画家叶浅予先生也是受到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的影响，于1943年由漫画领域转向中国画创作的。

但树大招风，伴随着名声与荣誉一起到来的，往往还有打击和批判。

张大千背上的主要罪名，是“破坏敦煌壁画”一项。这给他的后半生都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不停地打探这件事，甚至连其子女、学生、亲属都受到了牵连。

对于张大千是否真的破坏了壁画，主要分两派：一派咬定他确实破坏了，另一派则持否定态度。

肯定派中有两个人较有权威。一个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向达。他将亲眼见到的被张大千破坏的壁画记录在其著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的《西征小记》一文中，如

“C301/P19bis号洞窟内塑佛涅槃大像……张大千剥离，下露供养比丘像”，

“C20/P16号窟有咸通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魏博弟子石弘载及浙江东道弟子题记一方，为张大千所剥离，临行以赠敦煌艺术研究所，不知原在窟内何处”

等句，显得证据确凿。

此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中国著名评论家、画家陈传席。他在《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等问题》及《画坛点将录》中，都讲到了张大千破坏壁画的问题。

说自己1981年去过敦煌，看到很多地方的壁画被张大千剥离破坏，最令人吃惊的是，他还看到藏经洞即第十七窟的《侍女图》被张大千题了很多字，最末还落有他本人的姓名……

陈还在文中提到张大千在敦煌时，中央催促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将其赶走，其在回重庆途中，还多次被军统检查行李和车辆一事。

这让人看得简直要完全相信张大千确实破坏了壁画。

但是也有一些反对者站出来替张大千说话。其中以台湾学者窦景椿的叙述流传最广：

窦说他在民国30年随于右任由兰州前往敦煌，张大千陪他们参观各洞壁画，其中有两面表层已被火烟熏黑并破裂的外壁，能依稀看到内层疑似唐代供养画像。

有一县府随行人员为给大家看清楚里面，不慎用力过猛将表层剥落。而剥落后所露出的色彩斑斓的唐供养人像，则被张大千临摹下来。

这两面破壁被打掉后不久，有外来游客欲求张大千画而不得，就向兰州某报通讯，称张大千有破坏壁画之嫌。

当年随张大千在敦煌一起临摹壁画的他的女婿兼弟子肖建初则揭露了中央催张大千离开敦煌，并在途中派军统检查的内幕：是因为他们在酒泉时未给该地的曹专员送画，引起该专员不满，遂到甘肃有关部门反映张大千在敦煌大肆破坏、甚至盗窃壁画。

这两派各执一词，说得都有理有据，让大众不知该相信谁。

1948年7月，甘肃省参议会突然对张大千提出正式控告，并给他加了三个罪名：“1.剥夺损坏极大；2.大量窃取；3.公开买卖赠送。”此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社会舆论简直炸了锅。

此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和前面提到的窦景椿纷纷向各报业申明，张大千没有破坏、窃取敦煌壁画，更没有公开买卖赠送。

在敦煌呆过多年的优秀文物工作者石湍、敦煌研究所研究员史苇湘、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等都纷纷站出来为张大千说话，说他们未在石窟发现张氏破坏壁画的任何证据。

而在这期间，张大千虽然也恐慌，但始终保持着沉默，没有对此事作出任何解释，依然我行我素地忙着自己的绘画事业。

著名书画家谢稚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理直气壮道：

“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精华呢？”

我很好奇大家的观点，如果你是张大千，对于破壁，你会怎么选择？是以保护文物为出发点，一点不破坏；还是会如谢稚柳所说，去掉破壁，将精华的内层临摹下来，展现给后世人，将中国的千年艺术传承下去。

不管怎样，最后我想说两点实情：

其一，张大千并没从临摹敦煌壁画捞到任何油水，反而债台高筑。为维持在敦煌的庞大开销，他卖掉了很多珍藏的古字画，还欠下5000两黄金的债务，直到20年后才得以还清。

其二，张大千在敦煌工作期间，多次呼吁国家应尽快将当时无人管理，处于濒灭边缘的莫高窟等石窟，收归国有，并迅速建立有关机构，予以妥善的保护。

后经于右任等人的努力，国家于1944年终于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将敦煌的文物艺术纳入了国家的保护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