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九年。一个21岁的英国年轻人，正在德国的名校图宾根大学，夜以继日攻读东方文化和哲学。在图宾根大学的图书馆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两部古籍：《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纪》。书中描绘的古代中国的灿烂文化，以及西域的悠久历史，瞬间点燃了这个年轻人心中的无穷兴趣，从此他的一生与东方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这个人就是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敦煌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从1900年开始，斯坦因组织探险队，先后数次深入中国西北一带，对这里丰富的文化遗存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探访，并得到了很多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使得他在国际汉学界声誉鹊起。

1907年3月间，斯坦因再次组织探险队，来到了中国甘肃大沙漠中的敦煌。在这里斯坦因完成了一次震动世界考古学界的发现。当年五月间，斯坦因用重金买通敦煌的一个守护者王圆篆，从他那里得知了敦煌藏经洞的信息，并且第一次踏进了这个堪称世界文物宝库的小小山洞。他在这里发现了难以计数的一大批历代典籍和珍贵文物，在不可抑制的贪念驱使下，斯坦因用欺骗手段，一次从藏经洞中掠走了24箱文献书画资料、5大箱其他文物，并全部运回英国。

斯坦因的掠夺和盗窃行为，使得他臭名昭著，永久落下了“文物大盗”的恶名。但客观上来说，此举也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敦煌文物的关注，从此掀起了敦煌学的研究热潮。在斯坦因发现的文物中，有一件与唐朝的武则天与薛怀义有关，并为这两人摘掉了一个背负千年的黑锅。

武则天登基之前，囿于当时浓重的男尊女卑、篡位大逆等传统观念，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使得她犹豫再三不敢迈出这一步。正在苦恼之余，她的宠臣薛怀义给她帮了大忙。《旧唐书》记载，薛怀义“造大云经，陈符命，”说是薛怀义“编造”一部佛经《大云经》，其中有“女主当王国土”、秉承天命统治世人的语句。有了佛经作为理论依据，武则天顿时胆气十足，她把《大云经》刊行天下，如愿以偿登基称帝。

从此，武则天和薛怀义就背上了伪造《大云经》以欺骗世人的帽子，千百年来被后人鄙夷唾弃。这几乎成了史学界公认的事实。然而，在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大批文物中，有一件唐代的珍贵文物佛经手抄本《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全文抄录了神皇武则天当时刊行天下的《大云经》。

经过民国学者王国维等人研究考证，武则天当时刊行的《大云经》，并非出自伪造，而是古已有之。早在武则天称帝两百多年前的北凉时代，一位天竺高僧昙无谶就来到西域传法数十年，期间翻译了大量天竺佛经，其中有一部名为《大方等大云经》。经过两相比对，昙无谶所译制的这部佛经，与武则天刊行的《大云经》，几乎完全一致，“与凉译无甚差池”。

也就是说，薛怀义和武则天，当年并没有伪造《大云经》欺骗世人，《大云经》古已有之，武则天和薛怀义不过是信手拈来利用而已。《旧唐书》等史书关于这一点的记载并不符合事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冤枉了武则天和薛怀义两人。

参考史料：《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旧唐书》《大云经与武则天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