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營火瞭，城市綠環終於“有用”瞭
海報設計 鬱斐
過去三年裡，在城市郊野、生態公園開展露營和野餐（文中概述稱為“野營”）成為戶外活動的熱門選擇，這個新興的市民休閑方式熱度至今不減。在需求刺激下，去年年底，上海發佈瞭《上海市城市公園帳篷區管理指引(試行)》。
今年開春後，上海出現瞭很多城市公園在周末露營野餐爆滿的情況。人們購置裝備後，拖傢帶口開車去森林公園、草地、廣場，把餐墊一鋪、棚子一紮，不失為一種娛樂方式。上海坐落在環城綠帶上的顧村公園、世紀公園、共青森林公園等幾座著名的郊野大型公園，一逢周末，都出現瞭帳篷位緊俏、“一位難求”的現象。
上海主城區生態空間結構圖。圖片來源：上海市生態空間專項規劃（2021-2035）
野營不野
雖是野營，但絕大部分的野營愛好者並非偏好真正的“野地”，而是一些半人工或者有人工幹涉的自然環境，這對綠地管理的要求較高。例如嘉興市嘉善縣的祥符蕩，野營的人們非常看重有沒有叮人的蚊蟲，這一帶蚊蟲密度較高。上海本地郊野公園的野營者更看重“是不是真草坪”，並對塑料草坪和水泥地較為排斥。如果實在沒有草坪可選，木棧道也會成為次優選擇。
森林裡木棧道上搭帳篷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可以說，城市野營雖然常見於郊野空間，但在環境要求上依然有強烈的“城市化”需求。野營地也需要規劃和人工建設。一些被設計出空曠、開闊、大范圍草坪的城區大中型公園，當草坪被允許進入時，成為瞭聚會、野餐的休閑場所。過去，一些郊區生態綠地無人問津，被視為“沒有經濟作用”，現在開始受到追捧。
城市綠環又“有用”瞭
長久以來，城市規劃強調城市邊緣“綠化帶”“城市綠環”“郊野綠地”“防護綠地”在城市空間中的生態約束作用，很多大型城市自建國之初就規劃有“城市綠環”。改革開放早期，隨著人們對經濟發展的重視，一段時間內，人們對“隻有生態功能”、“沒有經濟功能”的城市綠地采取消極態度，希望在綠地之上能夠增加“經濟畝產”。
曾經比較“擦邊球”的做法是將樹種單一的苗圃計入城市綠環中，逐漸替代森林等更為自然的環境，增加單位收益。上世紀90年代，一些大城市試圖在城市綠帶中改建出高爾夫球場提升土地價格，現在的步道、濕地上依然殘留著不少高爾夫球場的“遺跡”。
2010年後，作為“公園城市”首提地成都，在對城市綠環的使用上另辟蹊徑。成都長期以來是周邊鄉村產品的集散中心，城鄉互動較為緊密，在以密林生態為主的城市綠環中，有大量農傢樂一類的業態，開展餐飲與遊憩活動。餐飲油煙等污染部分可以通過林地自行化解。
上海由於氣候與西歐平原類似，冷季型草坪的種植和管理成本更低，更適宜開展“城市化”的野營。無論是之前規劃的環城生態公園帶，還是近年規劃的“五個新城”新城綠環，都可以解決新城和城市中心區外圈人口的郊遊及野營的需求。
考慮到越來越突出的露營需求，在郊野公園設計和鄉村文旅設計上也可以增加露營地規劃。
目前，國際上一些國傢，將Camping作為單獨一類的建設用地，與公園、度假村等平行，但國內還沒有這個分類。
五個新城的綠環概念圖，從上到下，從左至右分別是嘉定、青浦、奉賢、南匯、松江的新城綠環。
新功能需以用地和行業標準來規范
從對經濟的追求到對休閑的追求，市民對綠地的需求發生變化。城市綠環更加融入城市生活，受到市民歡迎，部分區域的功能也發生實際變化。
需註意的是，雖然露營地可以與城市綠環設計相結合，但作為其中生態效益較低的單元，它不能代替城市綠環真正的生態功能。目前，露營地這類用地性質在國內沒有專門的分類，在實際操作時，城鄉建設用地分類中可選G1公園用地，或者B14旅館用地（按度假村模式處理），也有地方選擇B3娛樂康體用地，還有不少地區將非建設用地中的林地、草地等作為露營地使用，因為林地、草地的分類中可以存在遊憩功能。
當大城市裡露營活動越來越多，其用地性質以及造成的生態壓力都需要細化評估，場地的衛生條件、旅遊安全、配套標準等都需要進行規范。目前，尚未出臺露營地行業標準。
同時，如何讓老城區居民更便捷地獲得城市綠地，也是重要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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