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人墨客留下有关钱塘、杭州的笔情墨句，绝世文采狠狠地把这个地方烘染成天堂模样。带着远古遗风去品味被“新”了的城市山水，抑或山水城市。美是依然，流连是依然。

|拱宸桥|

老杭州人去苏州，傍晚在武林门外的卖鱼桥运河码头上客船，次日一早到苏州，正好睡一觉。所以调侃睡觉为：“去苏州了。” 在船上，看着周边的风景，天未黑，会穿过运河南端最高大的石拱桥——拱宸桥。那一带的杭一棉、浙麻、杭丝联、造船厂、大众电影院都是杭城有名的。老人们说，早先这里是杭城外最热闹的地方，也是运输码头。上世纪五十年代，杭州通电车，从城站(火车站）到拱宸桥，儿时随父母坐电车去过。懵懵懂懂，只记得拱宸桥全是石头建成，站在桥顶往下看有点心慌；当一溜拖船从桥下开过时，异常兴奋；看路人推着自行车爬桥会帮他们累。

“宸”指北极星所在，后来借指帝王或帝王住处。宸游即帝王出游。“拱”提手旁，举手合掌见礼。皇帝从北京坐船，走千年运河而来，见到拱宸桥就知道人间天堂到了，杭州正在拱手相迎。

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其中重庆、苏州、杭州等多地被列为通商口岸。1896年拱宸桥附近成为通商口岸和日租界，建立了海关，还开出日本人的饭店和药房。交通发达，人流密集，戏院、妓院、茶馆、赌馆、烟馆、菜馆也随之发达。几年后被人称作“小上海”。据说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也在此打过架。

杭州人眼里的拱宸桥与“杭一棉”是紧密相关的。1897年湖州南浔富商庞元济与杭州名绅丁丙、王震元创建了浙江最早的棉纺厂“通益公纱厂”。曾因经营不善，被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假手远亲高懿丞投资成通益公纱厂新公司。1914年高懿丞另投资，租借新公司的厂房，建起鼎新纺织有限公司。一战期间，获利不少。一战后，日本棉纱倾销国内，冲击很大。高懿丞借口租期到，将鼎新退出，再将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盘给三友实业社。1937年日本人占领杭州，工厂被军管，改名杭州裕丰纱厂。此后纱厂几度转手易名。新中国公私合营，更名为国营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并将附近的浙江印染厂和几个织布厂合并，成为浙江的龙头产业之一。读高中时，学校组织我们去厂里纺纱车间学工劳动一个月，饱尝“三班倒”的辛苦。

学工劳动时，天天坐电车到终点，再步行过拱宸桥，工厂就在桥边。有几次下中班后，沿运河走到稍远处，坐下来回望星空下黑影憧憧的大桥。没有几盏路灯，周围极为安静，河水发出闷闷扑岸的声音。大桥像个老人，看着周遭世代更替，人来人往，如河水流过。想起刚学过的句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然而大桥毫无表情。我听说，它也伤痕累累，几度毁坏，不断修复，将疼痛扔到水里。

运河上有不少类似拱宸桥的石拱大桥。去苏州的船是半夜出省，省外的桥梁我没见过。我只去过余杭塘栖的广济桥和嘉兴王江泾的长虹桥，它们长得像。广济桥比拱宸桥大，是运河上唯一的七孔桥。广济桥建得早，在明弘治年，拱宸桥则建于明崇祯年。

然而，拱宸桥在运河起头的地方，离天堂最近。

|消失的万石里|

万石里大院是民国万姓和石姓两户人家的。大门外嵌有“万界”石碑，但没有“石界”石碑。

解放后，万石里是浙江人民出版社最大的职工宿舍。万石里大门正对武林路，却没有武林路的门牌号。地址为“万石里1号”，没有2号。隔一个死胡同和几个街面房就是出版社大院。出版社大院后广场有扇小门与万石里相通，平时关着，保证机关和住家隔绝。60年代，出版社买了一台电视机，周末晚上会在后广场放电视，那时门会打开，家属都可去看。

大院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进大门右侧是很长的二层楼房，十多户人家在楼边上一溜大通间平房里起火做饭。平房外有自来水槽和洗衣的石桌，前院几十号人靠两个自来水龙头生活。大院里种着两棵枣树、一棵枇杷树、一棵高过屋顶的老桑树、三棵水杉和几丛腊梅。后院还有两棵柿子树。顺两排矮冬青，可见后院的两层青砖大瓦房，与两层小楼相连，小楼后窗遥对出版社的办公楼。这两座房周围沿高墙还有三披小平房。后院也有十几户人家。

全院只有两间公用的淋浴房，没有热水。夏天常要等到夜里十点多才能排上队冲凉。伢儿们捉迷藏、捉蛐蛐、讲鬼故事，女伢儿在大门边唱歌跳舞，把等待变成了享乐。那时没有热水器，没有空调，冬天在家洗澡要烧很多热水，还得用煤炉取暖，既费事又不安全。所以大家会去国营的武林浴室。春节前后，浴室会排长队。

后院青砖楼房里有一间厕所，淋浴房边上还有一间。全院几十号人就靠这两间厕所。大部分人家不愿排队，用的是马桶、痰盂，早晨去厕所门前的化粪池倾倒。每天掏粪工人骑着三轮粪车来掏粪。

大院里的孩子头是王家兄弟，在武林路一带最有威信。冬天大雪，他们会带着全院伢儿造雪雕堡，打雪仗，堆雪人。夏天去弥陀山游泳池，稍大些的孩子只要有王家兄弟带去，大人们多半会放心。平时大院的灵魂人物还是住在大门边的吴妈妈。全院组织大扫除、检查火烛安全、分院子里收获的柿子、枣子、枇杷都得她出面，再由王家兄弟组织伢儿们一起完成。院子里来了磨刀的、阉鸡的、换糖的、补碗的、修棕绷的、打桶箍的、修雨伞阳伞的、送牛奶的、卖棒冰的、掏大粪的，都由吴妈妈微笑着送出大门。派出所的户籍警和居民区主任会常来看望吴妈妈，大院由此分外安全。王家兄弟毕业后去当兵了，接下来最大的两个男伢儿以摔跤比赛来决定谁是孩子头。

出版社宿舍还有武林路204号、安吉路4号和6号等。不知为什么，出版社经常要调配住房。我出生在安吉路6号，后来到万石里住后院的小楼，再搬到前院二楼，最后到前院一楼。文革大串联期间，我家又搬回安吉路 6号。出版社尽管经常调房，但大多数人家都在万石里住过。万石里成了集体记忆。

出版社的伢儿们大了，老了，每年春节都会聚一聚，几十年如一日。2009年春节聚会，这些50左右到60多岁的伢儿们还请各自的父母以“万石里”的名义聚会，那天最高龄的老人都过90岁了。

万石里很早就消失了，万石里伢儿们这种集体缘分却一直延续着。

|安吉路六号|

有一张老照片，外婆抱着我，边上是小娘姨和表兄表姐。地点是安吉路6号的一楼。那时我还小，记忆要到万石里大院才有。文革开始后，我上小学四年级，全家搬回安吉路6号。又看到一张老照片，一堆比我大的伢儿围坐在6号的院子里。原来，出版社曾把这里当幼儿园兼托儿所。伢儿们都去平湖秋月的文化局幼儿园后，这里全部成了宿舍。

6号原来是国民党军官俞星槎的别墅，建于1934年。对开的大门用铁皮包起来，小铆钉钉成青天白日图案。解放后，人们把铁皮揭了，钉眼还在，刷黑漆遮盖。伢儿们仔细寻去，那痕迹仍然明确，退远看依稀可辨。大门上开了个小门。一般有三轮车之类的进出才开大门。进门有门厅，两旁各有门房。夹道冬青树与人差不多高，院子里有一棵枇杷树，楼房与西围墙之间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足可挡住夏日西晒的太阳。父亲的一位老同事种了两棵泡桐，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泡桐已经与楼房差不多高了。砖楼两层，楼前有一棵龙爪槐和两棵水杉。宽台阶，上一楼，四开门的大客厅。左面有走廊，走廊边有五间房，有楼梯上二楼，走到底是厕所。二楼格局与一楼相同。一楼厕所边的后门外有洗水池，两个水龙头。后院有一溜六间的平房，以前大概是下人住的。后院还有一个小院，从圆顶门进，里面是厨房、水井、一个水龙头和两间用木板隔出来的淋浴房。成宿舍后，全院的房子分给很多人家，进进出出的，最多时可能有十家。

记得刚到安吉路6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出版社许多大人也去了北京。不久，杭州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第一司令部分成两派，称红三司和黑一司，因为一司红袖章上的字是黑的。接着，造反派省联总和保皇派红暴会对立，然后武斗。父母将姐姐和我送回台州老家躲避，结果临海和黄岩武斗，开枪扔手榴弹，比杭州还热闹。从台州回家后，大院里的大人也参加了各派，气氛紧张，不时有抄家的，贴大字报的到院子里来。让人感觉躲进小楼也成不了一统。

大人间的事情没有太影响孩子。全院孩子会在舒奶奶指挥下一起大扫除。大家一起讲鬼故事，学自行车，打篮球，游泳，集香烟壳。种南瓜、丝瓜、向日葵，还养鸡。万石里的伢儿训练打架，会打到安吉路6号来。我们离安吉路4号近，两拨伢儿们也常混在一起玩。去杭州体育场看再大点的伢儿们打群架。放风筝，爬宝石山。用井水浸西瓜，做冰汽水。在大门上装拉炮吓唬人。玩二踢脚，结果炸了自己。儿时该玩的都玩了，不该玩的也没胆玩。

复课闹革命，我上了安吉路小学的戴帽初中。接着备战备荒为人民，院子里挖防空洞，我们也开始军训。再往后，父母分别到平阳和青田参加省里下派的工作队，院子里很多大人下去了，伢儿们学会了独立。初二开始到高中我都在十二中读书，毕业后去临安插队落户时，还在龙爪槐下拍照留念。记忆中那院子里什么都好，就是上卫生间和淋浴间最麻烦，排队是家常便饭。

70年代中期，出版社在桃花河边上造了四层楼房。我家搬过去，开始有了独立的卫生间。

现在那院子的门牌改成安吉路37号，大门成了一堵墙，在边上的小弄堂里开个小门进出，听说水井已被填埋了。

|杭州城站|

老杭州人称呼火车站为“城站”。很多外地人不知道“城站”是什么。

1906年杭州火车站建在清泰门外，称“清泰门站”，1907年通车。城门开放是有时间的，出城坐火车很不方便。于是，1909年当地官员说服清政府，将清泰门北和望江门南两处城墙开口，让铁路穿行到城里，火车站也被移建城里。1910年通车，人称“城站火车站”，简称“城站”。

抗日战争，日军破坏中国的交通要塞，城站大部分建筑被炸毁。看到老照片，老城站的门窗都是圆拱的，标有大字：“杭州城站”。照片上的房子已经破损很严重，可能是拍于日本人轰炸以后。

1941年，日伪重新建造城站， 1942年建成通车。这个城站是杭州使用最久的火车站。一直到1997年拆除，它经历了56个春秋。城站虽然建于日本人占领时期，但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建筑格式，用材讲究，细节精到，宽敞大方，有大唐遗风。杭州伢儿都觉得城站的大屋顶是杭州最大的，且全部用绿色琉璃构件，堪称豪华。

杭州第一辆无轨电车，以城站为起点到拱宸桥为终点。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幼儿园时跟出差的父亲去上海，对城站没有什么印象，还是对电车有记忆。在上海还坐过有轨电车，自以为无轨比有轨的先进。第二次坐火车是读高中时去绍兴，然后转乘船去上旺大队学农。读大学时常到城站画速写。工作后出差频繁，经常进出城站。

坐过用煤烧的火车，绿色车厢里都是木头本色罩一层清漆，跟铁道游击队时期的一样。小木窗，木板高靠椅，木条地板，窗外会飞进来未烧尽的烟尘，或白色的蒸汽。慢车，从硖石到杭州城站要几个小时。以后坐内燃机车，人称“绿皮车”，比木头的要高级得多。不管什么车，回到城站，走过宽大敞亮的过道，从大屋子边上出站时会很舒心。曾几何时，坐火车的人越来越多，车站开始人挤人。队伍在候车厅里排不下，改到广场上排队，候车大厅侧面的售票处天天黑压压都是人，买票和打仗一样。再后来，广场上也挤不下排队的人流。无轨电车起点离开城站挪到了南星桥。

城站显得太小了。

90年代末。当听说杭州城站要拆旧建新时，周围的人都说应该保留旧城站，另辟地方造新站，或者新站中将旧站作为一部分，新旧结合。其中也有一些老先生提到利用老站做博物馆的想法。说城站可以作为一个历史遗存，惠泽于后代以深厚的人文历史见证。还听朋友说，杭州机务段留有老旧的火车头，有德国造的和美国造的。保留几个老城站的月台和几段铁路与老城站建筑成为一个整体构成，摆上那些火车头，还有铁道游击队时期的老木头车厢，以及老火车站的设施和用具，老城站会做成一个人们很愿意去的铁路博物馆。但是议论归议论，城站还是被拆了。

2004年上海开放了上海铁路博物馆。馆舍是建于1909年的上海火车北站，英式建筑。铁路线路调整，智慧的上海人就将老北站做成博物馆，那幢楼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欣赏的历史文物。杭州没有铁路博物馆，老城站大屋顶有几个庞大的琉璃构件犹如美丽豪华的残骸，被上海铁路博物馆拿去收藏和展出。在上海铁路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杭州铁路发展的历史照片。

也许，当年的杭州人稍微熬一熬，想一想，跟在上海人后面缓一缓，不坚守“城站”作为火车站的固定思维模式，将火车站挪出城去，让城站成为历史。那么，西湖大道起头的地方会多一处标志性的人文历史景观，多一个人们了解杭州的博物馆。

人们老说文化，有时文化是那么真实的存在。

|杭州老鼓楼|

杭州老鼓楼下的墙体有圆门洞，马路从门洞下过，可以通汽车。

有人从铁路寄送几个箱子给出版社，父亲骑着三轮车去南星桥铁路货站取货，带上我。那时我可能上小学三、四年级。有两个记忆很深刻，一个是铁路货站非常大，铁轨交错，大仓库一排排，仓库边的站台与铁轨紧挨着。见到好几列长长的货车车厢，却找不见火车头。父亲拿着取货单问了几个人才找到地方。仓库蓝灰色的门很高大，用白色阿拉伯数字编着号。父亲从大堆的箱子和草包中找到几个小小长长的木箱。不过那箱子放上三轮车还是挺大的。

另一个印象就是三轮车骑行通过一个硕大的大石块砌的圆洞门，过门的时候还与一辆卡车交会，有回音。过了圆洞门回头看，那是个城楼的大门，城墙上面是两层楼的古老建筑。粉墙黛瓦，有三个拱形的门，门里是过道，再有木格门。第二层有几个小方窗。周围城墙的墙体宽大厚实，全用杭州人说的“毛响石头”堆砌的，往东延伸。墙上有雕花的石栏杆。父亲告诉我这是鼓楼。回程时，我不再东张西望。眼睛直直地往前看，远远就能看见鼓楼的白墙。那鼓楼压着杂乱的民居，高高在上，城墙宽宽的。我为杭州居然有这样大气魄的古老建筑十分地惊讶。我家住武林门一带，极少到城南来，来了就这样唬我一下。

我就看了这么两眼老鼓楼。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再也没有起心去再看一眼。美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文化局工作。有人从外地调到杭州，让我帮忙去南星桥货站拉刚刚运到的一堆纸箱。我向局里的食堂借了三轮车骑去。一路东张西望，鼓楼不见了。回来问父亲，才知鼓楼在中山南路上，而我走了江城路。我本想骑自行车再去看看，父亲说已经被拆，看不见了。

资料说隋文帝杨坚平定陈国，罢郡置州，始有杭州之名，建新城戌。五代藩镇割据，战乱四起，吴越王钱缪为防外侵，拓建杭州城，在隋城基础上筑罗城，周长七十里，十座城门，并将新城戌改为朝天门。元代改朝天门为拱北楼。明代更名为镇海楼，并设置一座大钟，九只鼓，作为报警用。由此，民间称“鼓楼”。我倒以为叫“钟鼓楼”更合适。嘉靖三十五年楼被火焚，浙闽总督胡宗宪重建镇海楼。徐渭特撰《镇海楼记》，刻碑立于鼓楼。也就是说，那年我看到的鼓楼是明代建筑。鼓楼之鸣钟鼓不是佛教用途，而是用于战争警报和报时的。而大圆洞门最早是朝天门，怪不得有如此气势。

新世纪，中河高架路开通，经常驾车在上面走。有意无意，见城南增加不少建筑，大塔、大楼、大教堂。见到有中原地区明式城楼一样的建筑，问同车的人，被嘲笑了一番，说我宅出霉花来了，连鼓楼都不知道。我肯定地说不对，因为老鼓楼砌墙的石块要大得多，且不规则，新鼓楼全用砖。老鼓楼楼体像山，屋角没那么翘，应该是粉墙黛瓦，有拱形门，有过道。它曾经是朝天门啊！所以城墙头上是雕花栏杆，不是箭垛。老鼓楼是一钟九鼓，不是一个大鼓。杭州老鼓楼很有个性，绝不是现在全国都差不多的标准件。

现在的鼓楼“新”得让我无法再去看看。

杭州市举办了老照片摄影比赛，我发现老鼓楼的照片，脱口而出：这个鼓楼是真的！大圆洞门左边店面上悬挂着横幅：“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推算照片应该拍摄于1960年，好像当时有个学校或培训基地，因为在三楼还有“大同技术普及”几个字。那高高在上，上小下大的体型，很有点霸气，就像飞来峰弥勒佛的姿势，跌坐在民居街道上，感觉亲切。

于是我提起画笔，就为一段已经无法续上的缘分。

|省府大楼|

宝石山静静地躺着，山脚东北有一座小山叫弥陀山，好像宝石山的一只脚。早先有弥陀寺，据说有僧在寺内石壁上刻《阿弥陀经》。古时，杭州香市闹猛时，船停松木场，香客一上岸就是弥陀寺，那应该会是烧第一炷香的地方。然后香客前往号称第一香市的昭庆寺。

几十年来，我在弥陀山周围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变着地儿地居住、学习、玩耍、上班，还在已经消失的弥陀山游泳池学会游泳，居然没有上过此山。因为在我出生前，有人造围墙将其圈进去，然后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淡黄色楼房，那好像是当年杭州最高大的楼房。楼房中间一组有庙堂一般的大瓦顶，黑色的，旁边两组则是平顶，上面可以走人。楼房朝东，背靠宝石山。围墙大门朝南，有解放军站岗。记事起，知道那儿叫省府大楼。省政府和省委办公的地方，一般人进不去。等到工作了，单位有事，办好严格手续才能进去。进去了也就把那座山忘了。我想，把弥陀山圈进去肯定有风水上的说法。

开始记事时，那独门大院远离杭城，坐在大片田野中，大门对面是杭州园林局的苗圃，专门为杭城和西湖园林供应各类树苗。早春油菜花盛开，那黄房子与景致相互映照，盛夏喜看稻菽千重浪，黄房子静静不动。小学时，曾在附近的稻田参加割水稻的劳动，结果把小手指割破了。

每次上宝石山，我们都会在来凤亭北面的岩石上迎风往山下看。大楼孤单地趴着，杭城远远地铺着，远处的半山斜靠着，那景色始终不能忘却，恬静，安逸，辽阔。

有一次在山上想起弥陀山来，大家指着，终于发现那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山包，长满了树，在省府大院的西北角。弥陀寺早没了踪影，且不知《阿弥陀经》石刻于今安在？下山回家时会走那弯弯曲曲的省府路。曾在路边的水沟里捞过蝌蚪，去苗圃里偷过胡萝卜，在与环城西路连接的黑桥看西湖放水后的激流。夏天，那条路几乎天天走，因为省府大楼大门的西面是弥陀山游泳池。池子不标准，深水池方方的，浅水池大圆形，合起来像侧影的哨子。省府路上偶尔有小轿车，大家都骑自行车上班。进出大门要下车走进去再骑。不像很多单位门口，腿跨下来不着地，蹚过门又上车。有的干脆骑着就进去了，很没礼貌。伢儿们蹲在大门对面看，当兵的会挥手喊：小朋友走开，回家去。想想，我们又没碍着你，凭什么呀，于是磨蹭。当兵的又会喊：听见没有，叫你们走开呐。

后来，苗圃建杭州体育场，黄房子对面又起了一座黄房子，接着俩黄房子边上再起了一座特大个的朝南的黄房子，大黄房子变成围墙里的主要建筑了。再接着，雨中蘑菇一样，杭州城、省府大楼一起发达了。省府平了周围的耕地，建了更多的黄房子，还给房子编上了号。小车成流，进出大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大了，不去那儿转悠了。

弥陀山更小了。

|消失的浣纱河|

浣纱河，河水来自清波门外的西湖涌金闸，往北流往运河。古称“清湖河”，望文生义就知道是西湖的排水河之一。有人称其为杭城的母亲河。曾几何时，它是杭城最大的城中河。这条河与中河、东河、护城河、桃花河等许多河流一起让整个杭州成为水乡古城。

70年代末，读大学时，第一次去绍兴柯桥，在老桥上，我觉得似曾相识，很亲切，连天空都飘散着熟悉的气息。再后来走过塘栖、乌镇、西塘、南浔、双林、东浦、周庄、苏州、同里、甪直……，江南水乡静谧自在的生活感觉时时把我拉回到童年的杭州。

跟外婆去景新酱油店，外婆排在长队之中，我便会到大黑漆门外的桥上，悠闲地打量流向运河的浣纱河。河道在那里不显宽，大概可容三、四条小木船并排。武林路上很多门板房的后门都有石台阶，可以下到这条蜿蜒十多里，通过杭州城腹地的长河。每户人家后门的格局都不一样，晾衣裤，挂鸟笼，养花花草草，吊着篮子、酱肉、腌菜，台阶上搁着木桶、石砣、瓦罐。接近水的石头上漫布着青苔，有的地方还有蕨类植物。台阶上，有人发煤炉，有人奶孩子，有人理菜。拾阶下到河边，有人刷马桶，有人洗拖把，有人捶衣服，有人擦锅底，见过有人用稻草刮洗带鱼的银皮。真不知他们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河底又是什么模样。河水深绿色，常有些漂浮物和垃圾，会有人撑船来打捞。

水中石壁上常有螺蛳吸附。伢儿们在尼龙丝上做一串小铁钩，挂上小蚯蚓，每个铁钩上面穿一小段细高粱秆当浮子，偶尔能钓上些小虾。有些河段的河东岸有石板路，那些路都以附近一座桥的桥名后缀“河下”二字来命名。比如“狮虎桥河下”。沿河踏着石板路，慢悠悠逛去，别有一番滋味。我曾在鸿翔桥下取河水养蝌蚪、金鱼和泥鳅；在狮虎桥上往河里扔石子，被路边老头训斥了一番。

沿浣纱河，我最远走到井亭桥。那儿河道有点复杂，于是往回走。众安桥、龙翔桥、小车桥、长寿桥、凤起桥、狮虎桥、鸿翔桥、武林桥、然后是景新酱油店边上那座万寿亭桥。井亭桥附近有相国井，鸿翔桥附近的洗马场也有一口大井，都隔了一条马路。从小就听说井水不犯河水，但始终没见过河边上就是水井的，很怀疑这种说法的科学性。井亭桥，万寿亭桥，却没见过亭子，也许以前桥上有亭子。

苏东坡有句：“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后人把“西施浣纱”的“浣纱”二字冠于这条河。这条河主要水源是西湖，西子湖变成西施在这条河里浣纱，美得让人心痛。文革时，这条让周庄乌镇们都黯然失色的，足可以让全人类作为遗产保护的河变成了防空洞。如今桥已不桥，只有南北走向的一条路，从庆春路到开元路一段，被称为“浣纱路”。把西湖比做西子的苏轼在云端也只能摇头一叹了。那些桥名也成了干呼呼的地名，依稀让人觉得这里曾经有水流。

那天，在绍兴柯桥镇老桥的桥顶发呆，我好像看到外婆拎着菜篮招呼我下桥，沿武林路回家。

|钱江泳场|

每次去钱塘江边游泳都是出版社组织的，用大卡车将大人小孩送去。

江边的游泳场又叫“六和塔游泳场”。到六和塔附近往九溪去的马路边下车，翻过石砌的堤坝，大片的沙滩延伸到江里。那沙很细，石子不少，水浪比海边小得多。水有时是淡水，有时仔细砸吧砸吧会品出咸味来。伢儿们多半时间在嬉闹，追逐，打水仗，比水下憋气，潜水下去把伙伴扳倒，几个人把一个人抬起往远处扔，跑到生人堆里捉迷藏。

许多人带着小网兜，往偏僻处走，把脚往沙里蹭，遇到硬硬的像小石子一样的，捡起来，很可能就是黄蚬。一种贝类，与海里的蛤有点像，但壳上有弧线的横纹，棕黑色，嫩点的泛出一点赭色，甚至有点黄，近连接处的高点是白色，有的边上还带一点点蓝紫色。好看，杭州菜场里有卖。一家人集体努力，完全能捞到一顿美餐。不停听到有人喊，又一颗又一颗。天天那么多人来，多的时候，密密麻麻好几百人，那黄蚬就挖不完似的。人说是江水涨潮退潮带来的，你让全杭州的人都来，兴许也抓不完。当年杭州人不多，出环城西路、体育场路、艮山路就是农村了。农村人更少，走好多路才能看到房子。

我们学游泳都在弥陀山游泳池，没人教，野狐禅，狗爬开始。不会换气，就仰着头，把鼻子露出水面就行。后来，游泳池进门的宣传栏张贴游泳姿势的挂图，有蛙泳、自由泳和仰泳。大家开始琢磨。碰上运气，有出版社的大人一起去，会教几把。父亲游泳不错，能跳水，但对我的协调能力很没有耐心。道理讲好自己练，他管自己去深水池了。不过他因为太忙，生前和我们一起去游泳的次数实在有限。而我们只要父母同意，就会往游泳池跑，夏天的一点零花钱绝大部分给了游泳池。

从游泳池到钱塘江，我感觉场面大得发疯。父母们会提心吊胆，一看不见孩子就哇哇大叫。很羡慕那些大伢儿，有的父母根本不来。伢儿们传说在江里浮力大，池里游一米，江里可以游两米。反正没有米标，我只管游，游到精疲力竭。有时站下来，看见伙伴们还在边上，很崩溃，以为自己根本没前进。后来也参与搞恶，跟着游泳的伙伴后面走，等他站下，我们当然在他身边，还装着没有注意他。

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轰动全国。杭州每年组织横渡钱塘江的活动，可惜我游不了那么远。

在江里泡着，每当钱江大桥有轰隆隆的声音，都会看过去。冒白气，是用煤烧的火车头，多数拉货车。不冒白气的是内燃机车，多数拉的客车。客车一般有十三节绿皮车厢。有时会遇上火车头拉客车，那客车八九成是木头内里的老车厢，十一节的为多，属于慢车，每个乡村小站都停。有一次，有一列火车上拉的是大炮，军用卡车，被辨认出来，伢儿们炸了锅。还有人说看到坦克了，有人说没看见，你瞎造，于是，争论加水仗。我属于没看见坦克的。

90年代中期，沿江造堤坝，拓宽马路，游泳场封闭。许多年后，有人提出恢复游泳场，政府说现在自然条件已经不具备了。

这段记忆永远是历史了。

|胡庆余堂|

安徽绩溪人胡雪岩，中国晚清最著名的红顶商人。他始于钱庄学徒，后购运军火军粮帮清军打败太平军，得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左宗棠的信赖。他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收复新疆借外债，筹军火军饷，供药品粮草。后在各省设银号，经营中药、丝绸、茶叶，直至操控江浙一带的商业。有人说：为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民间传说胡雪岩因为母亲（一说为夫人）抓药不顺，愤而开药店。也有说，为在乱世救死扶伤，也为曾国藩和左宗棠军队制造能够随身携带的药品，决定开药店。胡雪岩于1874年在杭州大井巷建成胡庆余堂国药号，济世安民。

南宋建都杭州，至明清，杭州清河坊一带有不少著名药店。据说有宋代的保和堂、明代的朱养心膏药店、清代的叶种德堂、方回春堂等。而胡庆余堂之崛起与其资本后盾和官府背景有关，但最关键的还是理念。

中成药是胡庆余堂的特色，有别于其他药店，成为异军突起的原因之一。搜集宋代皇家药典和历朝良方，全面继承南宋官方制定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研制中成药，做成丸、散、膏、丹、胶、露、酒等便于储存和携带的药品，供应军队远征用药，让四方百姓随时都用得上药。进药店，可见一大排中成药名，都是药店研制。这与按大夫药方抓中药，回去煎药，完全不同。

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三个警示的牌匾。

“真不二价”匾。悬于药房大厅正面，胡庆余堂正堂匾的前面。当今最不讲信用的就是真假和价乱的问题，每年“3.15”曝光的大事都是如此。胡雪岩将此匾放在正堂一是说货真。二是说因为货真，所以就这个价。其中隐含着另一层意思，这个价是最实惠的，哪怕同行研制出相似的药，我也这个价。有次去胡庆余堂，听见有小孩念匾：“价二不真。”我发现这样读也没错。这个货就这个价，跟这个价不一样就是假货。

“戒欺”匾。“真不二价”对外放置，而“戒欺”是对内放置，即对经营药店的人们的训诫。据说是胡雪岩亲笔所写。两个大字的左侧有一篇小字：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光绪四年戊寅四月 雪记主人跋。”这是胡庆余堂的规矩，这个规矩保证药号久盛不衰。

准备出大厅，砖雕门楼上又有四字：“是乃仁术”。这表明存心济世是他开药店的根本。所有的一切归为一个“仁”字。同时也让我想起胡雪岩大疫送药，大灾放粥的故事。

清代商人如此经商，应该是当代商人的楷模。

|羊坝头|

中山中路是旧时杭州商业最繁华的地方。记得常跟家人坐车到官巷口，拐进中山中路，购买布、鞋、护肤品、毛线、眼镜、南货。那儿老字号多，边福茂、高义泰、孔凤春、毛源昌，还有胡庆余堂国药号、邵芝岩笔庄、万隆火腿店。老货多，受杭州人青睐。

店面最多的地方叫羊坝头。古杭州是海滨，要筑坝防海潮。海坝称“洋坝”，俗称“洋坝头”。这个名字流传千年，经宋时御街、明时集市、现时商场，一直没改。只是海洋远去了，“洋”字脱水，讹传成了羊坝头，跟羊没关系。

那一路的建筑特别复杂。有粉墙黛瓦，木板街门，小瓦大房顶的。有带天井的徽派大房子。还有雕花拱门、栏杆罗马柱、大石头洋灰带玻璃窗的几幢欧式大楼，一幢幢厚重挺拔，集合在一起有点像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但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记得高义泰布庄，四层西式大洋房耸立在路拐角处，好像是那一带最气魄的。在父亲的指点下，我记住有深蓝色圆屋顶，大台阶大拱门，门边有大石块墙体的是杭州最早的银行大楼，体量之大犹如压在中山路上的山。大楼边有小路可通新中国剧院。

参加工作，去那大楼办事，知道是中国工商银行羊坝头分行。我没过脑子，想当然地以为，工商行是杭州最老的银行。后来才知，中国五大商业银行中，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清朝元老，最早。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农业银行成立于1951年，是新中国的第一家国有银行。第二家是1954年成立的建设银行。而工商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央行职能时分离出来的，成立于1984年。也就是说，我去办事的时候，那地方刚刚改成工商行羊坝头分行不久。忆起自己的想当然，罪过！

银行大楼是1918年起建，1923年正式落成使用的。建造者是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为抵制清政府出卖浙赣铁路的路权换取洋人的借款，国人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向国内招募铁路股款，股款已大大超过洋人的借款。为了使用好股款，特别成立银行来管理，并在保管款项的同时进行储蓄、投资，扩大资金源。银行为振兴中华实业，故名“浙江兴业银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带起金融旋风，各地遍起挤兑风潮，票号、钱庄、银行抵挡不住支付危机，纷纷倒闭，连胡雪岩创建的阜康钱庄也未能幸免。但兴业银行大股东蒋抑卮以全部私产和个人名义借贷，集聚现银，挺过了劫难。以后浙江兴业银行一直是全国私立银行中坚，于是，改沿街门板房，建起了银行大楼。

浙江兴业银行支持过国民政府，筹款建设钱江大桥。抗战时衰落。新中国成立，在公私合营中消失。

文革后，杭州旧城改造，不少老建筑被拆，众安桥和羊坝头一带尤甚。一幢幢百年老屋和大楼躺倒。我想拆除高义泰布庄那标志性的身躯一定很费力。爆破声震，灰粉满天，当尘埃落定时，那幢最老的银行大楼孤单地站立着，与当年金融风暴时一样，挺过了劫难。这次不是因为自身的力量，而是外力未到。

前些年，特地去这幢老楼的对面看望它。好久没见，周围空旷了很多，门前也多了一块政府竖立的文物保护碑。

其实，浙江最老的银行大楼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碑，而且是纪念碑。纪念那些为中国实业作出贡献的人，纪念它周围没有被作为文物保护的伙伴们。

今后，它也会纪念许多人留下的记忆。

|昔日庆春路|

记得文革前，杭州城东西向的主要通道有两条，都从环城东路起到延安路止。一条解放路，一条庆春路。那时称这两条路为“街”。庆春路通古庆春门，路名随城门名。原来庆春路上有很多路名，靠近环城东路叫“庆春门直街”，记得有一段路被老人们称为“众安桥河下”。60年代才统一称呼“庆春路”。文革初破四旧，路名改成“青春路”，一直到80年代才改回来。

庆春路上，从延安路到众安桥与中山路的路口，再到浙一医院一带，老字号、老建筑打堆，与羊坝头很像。以前的商业圈，老圈是羊坝头和众安桥，新圈是解放百货大楼和延安路往北到龙翔桥一段。而武林广场几乎就是农村。

过了延安路，庆春路沿浣纱河弯曲，到众安桥有几幢大洋楼。往东，沿街开满了商店。与羊坝头不同，这里有一些铁器店，南货店、锯木店，大药房，好玩。所以，我很乐于跟在大人后面走庆春路。

在大布店里买布。老师傅帮你算，做多少衣裤，边角带一些袖套、补丁备料等的零碎，最后需要多少布，丈量剪裁。给多少布票多少钱。收钱的高高地坐在柜台后面朝大门的高台上。老师傅将钱、票和记账单，夹上挂在通往出纳台的铁丝上的木块夹子上。一甩手，木块夹子滑到出纳台前。出纳拿下钱票，算账，结束后再将找零和记账单夹好，一甩手把木块夹子滑回来。我们拿好零钱和新买的布谢过师傅，走人。有几次大人在挑东西，我会走到大商店门口，再去看看甩来甩去的木头块夹子，听听铁丝被划过的声音。那木头块长年累月被人摆弄，包浆很厚，浑身发亮。

解放路是主要街道，宽，气魄大，还画了白色的中心线和慢车道。而庆春路的人流车流不比解放路少，却特窄，据说才8米左右，有些路段连中心线都没有，靠感觉分左右道。那时城中心在官巷口，庆春路偏城北，靠近郊区，所以大卡车、手拉人力车、三轮货车特别多。再往北的凤起路，当年与孩儿巷、狮虎桥路一样是小弄堂。所以，庆春路是杭城最堵的一条路。

浙一医院是杭城最大的医院，看病的人多。而那段路很多地方的人行道只能走一个人。如果再有一棵法国梧桐行道树，大人只好侧过身子迈过去，很少有人下到马路。因为连骑自行车的人都脚踩人行道，似走似骑，人行道上的人下不去。若碰上三轮车、大板车装卸货物，还非得等他们折腾完才顺畅。

读中学，有几次到浙一医院，或到环城东路的护城河游泳。骑自行车，见空档就钻，不管路左路右。车椅子放矮，遇事时两脚站地方便。不停地按车铃，好听。跟在大车后面，汽笛声一响，铃声一片。加上公交车售票员扑在窗口用拆下来的车窗摇把敲击车身的声音和“让一让，小心安全！”的呼喊声，那路很热闹。遇上8路公交车到站，大堆的人挤上挤下，停车的另一侧，双向的自行车流立马把路占满，大家只能慢慢避让着挪过去。如果发现对向来了大车。最好赶紧超过同方向的大车，不然两车交汇又是一堵。

90年代初，庆春路终于解放了，路宽扩大到40米左右。然而杭州汽车猛增，有了另一种方式的堵。

本期作品创作于2014年和2015年，出版一本图文集

2015《杭州记事·池沙鸿作品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烟雨江南 沙正鑫治印

池沙鸿 1956年生于杭州，祖籍台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77级。现为浙江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顾问、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作品入选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国画银奖、首届中国美协会员国画精品展银奖、第二届“徐悲鸿奖”作品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