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喝酒，很多人会想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醉里挥毫写下千古名篇；想到苏轼把酒临风，一杯美酒消解人生失意。

不少人会羡慕古人，觉得古时候没有酒驾查处，没有各类饮酒约束，喝酒是一件无比自由快意的事。

可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国古代，喝酒从来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小事。数千年来，各朝各代轮番出台禁酒令，轻则罚款没收器具，重则牢狱杀头。古人想痛痛快快喝上一口酒，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

1.第一道官方禁酒令《酒诰》

古代王朝推行禁酒，核心原因翻来覆去逃不开几件事：节约粮食、维护社会秩序、防范官员腐败。

在粮食产量低下的古代，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一旦大量粮食被用来酿酒，就会挤压百姓口粮，动摇国家物资根基。

除此之外，醉酒之后容易滋生斗殴闹事，百姓醉酒会耽误劳役，官员酗酒容易荒废政务，这些都是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局面。

我国历史上第一道官方禁酒文件，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周朝，便是收录在《尚书》之中的《酒诰》。

周武王灭商之后，派遣周公旦管理商朝旧地。周公抵达当地后发现，商朝遗民普遍嗜酒。商纣王荒淫无道，修筑酒池肉林，整日饮酒作乐，上行下效之下，整个社会饮酒成风。

周公担心酗酒的风气会毁掉周人刚刚打下的江山，于是颁布《酒诰》立下严苛的饮酒规矩。

这份禁酒文件定下三条核心规则。

第一，严禁聚众饮酒。多人聚在一起喝酒，一经发现全部抓捕押送都城，直接判处死刑，没有赦免余地。也就是说，普通百姓私下组酒局，是实打实的死罪。

第二，只有祭祀这类重大礼仪场合才允许饮酒，就算可以喝，也必须自我克制，不能喝到大醉。

第三，官员要时常自我反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因饮酒耽误公务。

当然，《酒诰》并不是要彻底断绝酒。在周人的观念里，酒是献给神明、祖先的神圣祭品，允许用于祭祀，却不允许普通人拿来享乐。

倘若穿越回周朝，馋酒只能等到祭祀仪式，偷偷小酌一口，一旦聚众宴饮，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2.汉代诞生榷酒制度

时间来到汉朝，统治者看清一个现实：酒是百姓刚需，一味严刑打压，只会催生大量地下私酿，根本无法彻底禁绝。

于是汉朝开创全新治理思路——与其强行禁酒，不如把酒变成国家的财源，由此诞生了榷酒制度，也就是酒类国营专卖。

这套制度由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桑弘羊推动，效仿盐铁官营的模式。

官府提供酿酒原料，交由民间作坊酿造，产出的酒全部由官府统一收购售卖。民间百姓不允许私自酿酒卖酒，一旦被查到私酿，酿酒工具会被没收，还要缴纳罚金。

汉朝的禁酒政策十分灵活，跟着粮食收成浮动。

粮食丰收的丰年，放开饮酒，但百姓只能购买官府售卖的酒，所有利润归入国库；一旦遭遇旱灾、饥荒，粮食紧缺，就立刻全面禁酒，禁止拿粮食酿酒。

汉文帝时期就曾因为大旱下诏禁酒，等到粮食储备充足之后，才解除禁令。

汉朝打破了单纯依靠刑罚禁酒的模式，改用经济手段管控酒业，这套思路，深刻影响了之后上千年的封建王朝。

战火纷飞的三国时代，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禁酒令也走向严苛。一代枭雄曹操，写下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本身十分喜爱饮酒，却大力推行禁酒。

曹操手下尚书郎徐邈，曾经办公期间偷偷饮酒，喝得酩酊大醉，面对下属问询公务时神志不清，被人告发。曹操勃然大怒，想要将他处死，多亏旁人极力求情，徐邈才保住性命。

对于曹操的禁酒令，大名鼎鼎的孔融提出激烈反对。孔融写下书信辩驳曹操，他提出，自古圣贤皆饮酒，尧、孔子都离不开酒；如果喝酒会亡国就要禁酒，那夏桀商纣因美色亡国，为何不直接禁止婚姻？

几番书信往来，孔融言辞愈发傲慢无礼，处处讥讽曹操。虽然孔融被杀不完全源于此事，但禁酒之争也是重要导火索。

同样面对旱灾缺粮，刘备在蜀汉推行的禁酒政策，甚至走向荒唐。官府下令禁酒，不止酿酒之人要治罪，百姓家中搜出酿酒工具，就算没有酿酒，也要和酿酒者同等治罪。

大臣简雍看到法令的漏洞，便借机劝谏刘备。

一日二人出行，路上遇见一对男女，简雍告诉刘备，这两个人要行苟且之事，应当抓捕。刘备十分不解，询问证据。

简雍答道：他们身上有作案的器具，就好比百姓家里存有酒具，就要按酿酒治罪一般。

刘备瞬间醒悟，意识到法令过于荒谬，随即修改了条例。

3.喝酒是有钱人的自由

到了两晋，天下动荡，禁酒令时断时续，还出现极具讽刺的现象：禁令主要约束底层百姓，上层名士却饮酒不受限制。

竹林七贤便是代表人物。阮籍为了躲避司马昭的联姻，连续大醉六十天，让对方没有开口的机会；听说步兵校尉官署存有数百斛好酒，他直接主动求取这个官职，只为喝上府中的美酒。

刘伶更是放浪形骸，坐车携酒出行，命仆人扛铁锹跟随，扬言自己若是醉死，就地把自己埋葬。

底层百姓喝一口酒要担惊受怕，权贵阶层却肆意纵酒，禁酒令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经历乱世，唐朝吸取前朝，不再一味严刑禁酒，转而实行“以税代禁”。

想要酿酒，需要向官府申请许可，缴纳相应费用；售卖酒类，也要按斗缴纳酒税，朝廷还设立官酒坊直接经营卖酒，酒税成为国家重要财政来源。

唐文宗大和八年，京城取消酒类专卖之后，单单酒税一年便可达一百多万贯，足以供养数万士兵。

在唐朝，普通人喝酒不再面临杀头的风险，但酒价被官方抬高，饮酒更偏向有钱人的消遣。诗人王绩嗜酒如命，听说官员焦革酿酒技艺冠绝天下，特意求取太乐丞的官职，只为喝到美酒；

焦革离世之后，王绩伤心辞官，还整理出酿酒著作《酒经》。对于普通贫苦百姓来说，想要时常饮酒，依旧是一件难事。

宋朝，酒业迎来空前的开放，榷酒制度发展到顶峰。官府开设大量官坊酒楼，仅汴京就有七十二座大型酒楼，黄酒、米酒、果酒品类繁多。

酒税在国家财政占比极高，熙宁十年，全国总税收约七千万贯，单单酒税就达到一千三百万贯，接近总收入的两成。

朝廷十分看重酒业带来的收益，几乎不会强力禁酒。

大文豪苏轼就是宋代酒文化的缩影。被贬黄州生活窘迫，他依旧潜心研究酿酒，写下《东坡酒经》，完整记录酿酒全流程，还自创蜂蜜酒，写下《蜜酒歌》记录酿酒的乐趣。

他推崇半酣微醉的状态，“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这份饮酒的松弛，离不开宋朝宽松的酒业政策。

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底层，亲身经历过饥荒，对粮食格外珍视，因此大力推行禁酒。他认为酿酒消耗大量谷物，白白浪费粮食，除了下达禁酒诏令，甚至下令民间禁止种植糯稻，从源头切断酿酒原料。

大将胡大海之子胡三舍，触犯禁令私自酿酒牟利，被朱元璋直接处死。

不过明朝禁酒并非一刀切，灾荒、粮食匮乏地区严格执行禁令，到了粮食丰收的年月，管控就会有所放松。到清代，朝廷重点打击北方烧酒，也就是现在的白酒。

黄酒耗粮较少，可烧酒酿造一斤就要消耗三到五斤粮食，巨大的粮食消耗，让康熙、雍正、乾隆多次下旨查禁烧酒。

但禁令落地之后效果极差。北方严寒，烧酒是百姓冬日取暖的重要慰藉，民间私酿屡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府查抄一批作坊，民间又会冒出新的私酿窝点。

直隶总督孙嘉淦上任短短一个月，就查获七十八起私酿酒案，涉案三百多人；前任总督一年查获三百六十四起案件，涉案上千人。这还仅仅是一省上报的案件，没有上报的案件更是数不胜数。

清朝两百多年持续禁酒，终究收效甚微，近乎“禁了个寂寞”。

纵观几千年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规律：

古代禁酒，核心目标从来不是防范酒精伤害身体，而是保护粮食。酿酒会消耗大量粮食，粮食充足，管控就会放松；粮食短缺，禁酒令就会立刻收紧。

对比古代，现代社会没有古代那种一刀切的严苛禁酒，却同样有着饮酒约束：酒驾入刑、禁止未成年人饮酒、部分岗位工作日禁酒，这些就是现代版本的“禁酒规则”，只是摒弃了古代残酷的刑罚，用更文明的方式规范饮酒行为。

当我们端起酒杯的时候，不妨回望这段历史。

一口美酒背后，是跨越数千年的粮食博弈。古人为了一杯酒，有人丢掉性命，有人铤而走险私酿，有人据理力争对抗禁令。

如今我们可以轻松买到酒，自在小酌，这份寻常的快乐，在古人眼中，却是无比难得。

特约撰稿人：子墨子，华东师范大学古代文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