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号称散养的土鸡,敢标价两百多;一盘清炒时蔬,张口就要六十块。等到结账,账单递过来,城里来的客人脸都绿了。
这就是不少农家乐这些年留给消费者的最后印象—— 也是它从香饽饽跌成烫手山芋的根本原因。
曾经周末提前半个月都订不上桌、节假日车都停到村口三公里外的那种火爆场面,如今已经成了上一辈人的回忆。
八万多家门店悄无声息地摘了招牌,这门曾让无数农户一夜致富的生意,正在经历最难熬的退潮期。问题到底卡在哪儿?谁把这盘好棋下成了死局?
先看一个数字。企查查公开信息显示,全国范围内带有"农家乐"标签、目前状态为注销或吊销的市场主体已经突破八万家。
要知道,这门生意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里,注册数量是从两万多家一路飙到十四万多家的。十几年攒下的家底,几年时间就掉了一大截。
把镜头拉回几十年前。农家乐这门生意,公认的发源地在四川成都郊外。
郫县(现郫都区)友爱街道的农科村,本来是个搞花卉苗木的村子,外地客商上门看苗子谈生意,村里没地方吃饭住宿,村民索性把自家堂屋腾出来,炒几个家常菜招呼来人。一来二去,"农家乐"三个字就这么传开了,最红火时这个村光接待户就有两百多家。
从一个村子的小买卖,变成全国遍地开花,中间有一波天时。城市里的中产慢慢有了闲钱和闲时间,周末想找个能透气的地儿。
开车一两个小时能到的农家小院,正好对上胃口——吃顿土菜、钓个鱼、采点果子、夜里听个虫鸣,跟挤在写字楼里完全是两个世界。上海崇明的老宋就是吃这波红利长大的。
新世纪初他拉着邻居一起开"老宋农家乐",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一通车,生意冲到顶峰,一年净收入能有几十万。那几年开店的人,赚到的不光是钱,还有面子。
可好景没撑太久。差不多从2012年前后开始,老宋发现店里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团又一拨一拨地接,后来连老年团也少了。
同样的剧本,在重庆、广州、贵阳、西安一个个上演。最早开、最早火的那批,也最早听见了关门声。要说倒下的原因,绕不开一个"贵"字。
说好的农家小炒,价格比城里饭馆翻一倍都不止。广西柳州一家店,走地鸡从九十多块涨到两百一十八,一盘普通青菜六十,一锅汤八十。
更离谱的是重庆铁山坪那个例子,有游客玩了一趟,临走被收三千多,商家张嘴就说包房费另算。更扎心的还在后头。
掏了高价,端上来的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人亲眼撞见后厨里堆着半成品和预制菜,跟门口宣传牌上写的"当天现摘""自家鸡圈"完全两码事。
所谓的散养土鸡,不少其实是从批发市场拉回来,临时丢在后院笼子里,客人一来就抓出来下锅。住宿那一块更让人没脾气。
床单不换、马桶发黄、屋里蟑螂打着滚跑。本来想体验田园诗意,结果半夜被卫生条件逼得睡不着觉。
这种事一次两次还能忍,传到亲戚朋友圈子里,口碑就再也回不来了。倒下的店摆在那儿,实打实让人心惊。
重庆九龙坡虎峰村村口的牌子上印着十二家农家乐的位置,可真走进村子转一圈,十一家都拉下了卷帘门,只剩独苗一家还在营业。广州周边的从化、南沙、萝岗一带,一批叫得上名字的店——宏扬、溪边、置成——前后脚都关了门。
成都三圣乡这块全国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情况同样不乐观。当地餐饮圈人士蒋毅观察到,这边不少店都是开了十年以上的老字号,但从2015年起生意就一路往下滑,降幅普遍在两成到四成之间。
广西玉林博白县那边的网友更直白,本地商业农家乐九成在亏钱,开起来能撑过两年就算长寿。老板们也是叫苦不迭。
贵州一位经营了四五年的店主,如今欠着一屁股债;陕西韩城有人砸进去上千万搞了个大手笔,开张三个月没几个客人上门,自己估摸着撑不了多久。当年看着别人挣钱眼红跟风进场的,这会儿一个个都被套在了山沟里。
把这门生意的塌方全推给宰客和卫生,也不完全公平。消费的主力换了人,这是更深层的变化。
六七十年代生人对乡村有割不断的情结,愿意花钱回去找记忆里的味道。可如今的80后、90后乃至00后,对那片黄土地没什么乡愁可言,他们要的是热闹、新鲜、能发朋友圈的体验。
同样花两三百块,年轻人选项太多了。围炉煮茶、夜爬山顶看日出、带个帐篷去野外露营、约几个朋友去寺院里住两天清修,哪个不比窝在农家小院里啃鸡腿来得有意思。
喜欢户外的那批人,锅碗瓢盆食材全自带,在山里自己动手做一顿,反而觉得过瘾。不过把农家乐说成已经凉透了,也不是事实。
换个活法的店,日子过得还不错。上海郊区这两年冒出来一批精品民宿、开心农场、郊野公园项目,老一拨农家乐升级成了新业态的民宿。
内蒙古和山西交界的老牛湾,靠着长城黄河这块金字招牌,把传统农家乐改造成高端民宿,经营者李玉反映外地客比例不降反升。浙江山区一些地方也是,东西做得实在,夏天避暑季节订桌还得拼手速。
说到底,城里人想去乡下放松的需求一直没消失,消失的是那种挂个木牌、宰一桌算一桌的粗放玩法。时代的筛子摇起来,落下去的从来都是糊弄人的那一波。
烟火气这东西本身没错,错的是把客人当冤大头的心态。农家乐这盘棋还没下完,只是再想继续坐庄,得换个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