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文献中，常以龙堆龙沙流沙等词汇代指敦煌这一地区。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也是多元文化汇聚之地。虽然初盛唐时期已有不少吟咏敦煌的诗作流传，但缺乏相关考古发现来印证，而敦煌文献中记录的敦煌边塞诗大多创作于陷蕃之后。因此，本文对敦煌边塞诗的研究，将重点聚焦于陷蕃时期以及归义军统治时期。学界长期关注敦煌陷蕃诗作，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篇抄本或陷蕃文人诗作的考证，缺乏系统整理和全面考察的深入研究。

唐代敦煌边塞诗（上）：陷蕃诗 一、敦煌文献中的陷蕃诗作概况 1、数量之多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陷蕃诗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创作年代横跨唐朝多个时期。这些诗歌抄本形式多样，同一抄本内的诗歌抄录往往随意，且不同抄本因选诗题材相似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这些陷蕃诗进行统一梳理显得尤为必要。通常人们认为陷蕃诗是指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诸地沦陷于吐蕃统治下唐人创作的诗歌，前人学者也多以此作为判断创作时间的依据。但实际上，唐王朝在整个统治期间与吐蕃政权多有战事，双方围绕边镇展开争夺，胜负互现，俘获频繁。

2、选录诗歌随意 陷蕃诗在唐初、盛、中、晚各阶段乃至五代归义军统治时期均可能存在。在梳理时，不仅需扩大时间搜索范围，对诗作创作年代的判断也需谨慎。敦煌抄本在选录诗歌时往往较为随意，因此确定某首诗为陷蕃诗后，不能草率将整个抄本或相邻诗作一并归入，仍应逐首考察。诗中流露出诗人随夫陷蕃后披心相付却被迫分离的哀婉怨艾之情，这种分离并非诗人主动选择，甚至更似中道失偶，与《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的创作心态有所不同，因此作者应非同一人。诗句中思旧国，行啼只是为冤家的表述，更偏向落蕃女诗人之作，而抄写在《同前》诗后的三首阙题闺怨诗，也非落蕃诗作。

二、敦煌文献中的僧官陷蕃诗研究 在所有陷蕃诗中，除历来学界关注的中原文士陷蕃诗外，僧官所作或与僧官互赠的诗作数量也不少，题材丰富，反映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及其周边群体的不同处世态度与价值选择。这些诗作显示出宗教活动与政治生活皆由世俗政权掌控的特点，具有明显的世俗化与功利化倾向。

1、敦煌陷蕃文人与僧官赠答诗 吐蕃占领初期，中原文士赠予僧官的诗作多流露出反抗吐蕃、谋求光复之意。诗中对僧徒的敬称上人，诗人劝其勿忘《庄子》中逍遥齐物之境，最终归宿仍为仙乡，体现了仙道思想的影响。诗句如霓裳可能指神仙衣裳，也可能指道士服饰，变霓裳且洗肠则暗示信仰转换，显示受赠僧人或曾为道士，后投佛门。诗中松竹虽坚不寄生，四时但见愁云吐。敦煌易主镇天涯，梅杏逢春旧地花。则借自然景象寄托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对于鸟啼悲不语，莺啭怨离秦，学者有不同解读，或为情误，或为暗指中原王朝，皆体现诗人心向唐朝的微妙情感。

2、敦煌陷蕃僧官的同题诗 敦煌沦陷后，普通僧众与僧官的处世态度在《敦煌僧同题诗钞》中可见一斑。诗中借描绘忍草的姿态表达自我处世态度和价值选择，隐含对吐蕃统治下生活的不满与适应。诗人寄情美景以忘忧愁，自喻忍草，点明生长环境与自身境遇相似，体现僧官虽遁入空门，但仍受世俗羁绊，难以真正超然。

唐代敦煌边塞诗（下）：归义军诗 敦煌归义军诗为创作或传抄于归义军时期（851-1036）的边塞诗歌，随着归义军政权建立而产生，经历张氏、西汉金山国、曹氏归义军时期，构成唐末五代宋初西陲边塞诗主体。相比中原藩镇割据，归义军治下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敦煌诗歌创作提供有利条件。文献中归义军时期诗歌数量众多、题材丰富，兼具文学与历史价值。 一、张氏归义军时期悟真的酬答诗与宗教交往 《阙题四首》记述张氏政权三次遣使入京，诗中遣词用句与多位高僧赠诗呼应，显示悟真即兴创作的应景性质。全诗叙述敦煌重归唐朝的景象，颂扬圣主安定四夷、恩泽敦煌，同时充满崇敬感激之情，可能为大中年间归义军使团成员创作。诗中临轩四夷凤阙圣泽等词与《合钞》出现频率高，表明创作同期性。 二、赠答诗与悟真使团进贡行为考察 悟真的《阙题四首》描述其遣使入京及进贡行为，探讨其政治角色及作用。史书中对其进贡记载稀少，需通过诗作分析其行为意图。部分学者认为诗中疏指佛经注疏，但此观点尚有争议，需结合诗句与历史背景进一步推敲。 三、纪景组诗《沙洲敦煌二十咏》新探 1、创作时代考证 《沙洲敦煌二十咏》为敦煌写本残卷遗留的一组本土诗人纪景组诗，以五言律诗体裁描写山川风貌、风俗民情，并蕴含复杂政治社会内涵。组诗整体规划与格律安排精巧，即使分散创作，也难臻此境。通过诗中史事痕迹与典籍参证，可推断整组诗创作年代。 2、政治内涵发微 诗中描绘敦煌社会风貌较为祥和、宗教文化蓬勃发展，亦呈现对时局忧患的关注。《三危山咏》作为组诗总起，借三危山风雨惨淡暗指敦煌局势，折射诗人对政治时局的忧虑与无奈，奠定全组诗歌的感情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