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上海，散发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生活在2021年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但在那个年代，竟有副县级干部宁愿放弃职务、放弃待遇，只为了调回上海，去街道工厂当一个普通的糊纸盒工人。听起来不可思议，可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你或许听说过生产建设兵团，但提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了解的人却少之又少。为什么要在云南设立生产建设兵团呢？那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工业化进程急需橡胶，而国内能生产橡胶的地方寥寥无几，海南能生产一些，其余的都得依赖进口。为了节约宝贵的外汇，有关部门决定在气候和纬度条件相似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建立生产建设兵团。

除此之外，兵团还有另一层用意：以此方式快速推动边疆经济和文化发展。于是，当时从四川、北京、上海、重庆以及云南昆明等地招收了大量年轻人。为了吸引人才，兵团甚至派出巡回演讲组，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城市到处宣讲。1974年兵团编制撤销后，又恢复了农垦局、农场编制。因为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自然也要从中选拔干部，四川、北京、上海的优秀年轻人纷纷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上海青年已经身居副县级岗位。

然而随着高考恢复，以及大返城等政策的实施，这些已经身居副县级的干部也开始动了心思。他们渴望回到上海、北京、成都或重庆，回到自己的家乡。相比普通农场工人，他们多了一份干部身份的羁绊。实话说，如果不是招收了大量来自上海、北京的年轻人，这些二十出头的青年，根本不可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身居正科、副处的位置。他们心里清楚，如果选择回老家，就必须放弃在云南的一切职务和待遇，从零开始重新生活。对于低级别的干部或许还好，但像本文主人公这样已经是副县级的干部，自然要犹豫再三。不过，最终，他和妻子——同为上海人——还是决定放弃云南的一切，回到上海。

那是1981年的上海，北京东路的街头，他们面临现实：别说回上海当正式工，就连临时工身份都很难获得。最后，上海方面表示，如果一定要调回上海，只能选择去街道工厂做临时工，糊纸盒子。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们决定放弃副县级职务，回到上海去当一个街道工厂的普通工人。这件事情并非虚构，它被记录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故事的结尾令人感慨：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位曾经在西双版纳风云一时的人物，已成为自由职业者，在弄堂口摆了一个修鞋摊，继续平凡而自足的生活。

上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魅力，是因为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它是全国最发达、与国际接轨最早的城市。而当时的上海与云南边陲的农场，完全是两个世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198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曾称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最文明的城市。文章指出，仅1980年，上海第一百货就售出14766辆自行车、11424台缝纫机和12509台电视机，全年营业额可达一亿四千万美元。那一年，上海拥有8000座工厂，从女工手工粘贴纸袋的小作坊，到庞大的钢铁厂林立其中；生产的产品涵盖春雷牌收音机、飞人牌缝纫机、白猫洗洁剂、大白兔奶糖、金象巴士和白象电池等等。全年上海生产的商品总值达390亿美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八分之一。 现在的上海与西双版纳之间虽然差距不再像当年那般巨大，但那个年代的特殊环境，才造就了上海的独特魅力，也才让年轻干部甘愿放弃官职回到上海，去追寻心中的家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