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日本人，是通过笔友，那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互写信练习写作，我用中文，他用日文，文字古典而有趣，像两条平行线在纸上微微交错。笔友曾提到一个在中国鲜少听闻的职业——修山，主要是维护山体防止滑坡、种树之类的工程工作，他说自己在这行，收入稳定，听起来踏实可靠。那时的中国普通家庭能买的车顶多是捷达、夏利，条件好一点才有桑塔纳2000，生活水平的差距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对餐饮也有独到的观察。他觉得，世界各国的顶级餐厅水平其实差别不大，但真正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是大众平日光顾的小馆子。日本街头的小餐馆各有特色，味道不复杂，却干净卫生。中餐在日本有时显得单调，因为日本人对中餐的认知停留在青椒肉丝、回锅肉、麻婆豆腐、饺子这些固定套路上，像料包一样省事但缺少变化。后来沸腾鱼府开业，在当时日本的中餐圈算是顶级水平。日本餐饮在道的层面非常讲究，后厨大多开放，拉面现做，每碗流程一致，绝不会偷工减料。短期旅行可能觉得单一，但长期生活就会适应这种规律。

日本各地的特色美食以炸鸡块、天妇罗和寿司为主，差别多体现在食材上，比如鹿儿岛和宫崎的鸡肉就不同。高档餐厅强调当季最新鲜的食材。小野二郎的店就是典型例子，他每天亲自去筑地市场选鱼。早年，我曾去过他的店，一顿饭花费约2000人民币。老先生神情严肃，盯着客人吃，确保下一份寿司准时上桌，整个过程不过15分钟，还得遵守规矩，比如芥末不能直接融入酱油，否则会被制止。这既是礼仪，也是文化差异。日本寿司原本是平民食物，因为当年没有冰箱，鱼需要发酵保存，后来加上醋饭生鱼片，慢慢形成特定文化和规矩。

鳗鱼饭多采用人工养殖，关东与关西做法不同，开背或拉背、烤法各异，地域差异也赋予了不同意义。福岛的黄金桃酒、长野的味增、北海道札幌的味增拉面，都因寒冷气候而口味偏重；东京则偏向酱油拉面。蔡澜的日本美食书大多关注食材，做法篇幅有限。留学日本，如果不打工几乎无法维持生活，但找工作困难重重，主要是日语不够流利。国内学半年以为够用，到日本才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一次打电话找工作，一句没听懂就被挂断。日本允许留学生在小店打工，但小店不稳定，老板随心而动，下雨可能因为对雨神不敬关门，留学生打工时间又有限，排班难度大。

日本小店众多，前店后厂很常见，楼上住人。开店审批和卫生要求类似国内，但房租便宜，许多店铺隐藏在小巷里，主要依靠周边居民就餐。日本一个人做饭和在外用餐价格相近，但外面能换花样且不用收拾，所以多数人选择外食。最初我在邮局收垃圾，每天扛40袋45L大垃圾袋，沉得几乎爆肩，送到楼下没人监管，全凭自觉。大楼里几百人，收入约15万日元一个月，当时约合一万元人民币，仅够基本生活。后来转去一家50座位连锁烧烤店，最忙时周末全店仅三四人，有时一个人撑全场。店长是日本女性，个子不到一米五。

面试时请北京的同学帮忙翻译。店里分前台和后厨，我日语不佳，选择前台。店长给我菜单和做法让我背，一个月就记住全部片假名。工作内容包括点菜、端菜、上碳撤碳，碳火需按要求摆放以保证火力，但忙起来时也会随意些。客人中有固定家庭，每周末带孩子来，用久了还会邀请去家里做客。有一对老头每周日必来，爱提特别要求，例如整块烤肉或兑酒，两年多因上肉问题吵架后再未光顾。作为合同工，我自己缴纳国民健康保险，每月至少980日元，报销比例高。朋友中暑叫救护车检查，费用二万多日元，凭保险证实际只花几十人民币。这段打工经历，从邮局扛包到餐饮店管理，充满艰辛，也让我快速成长。

这些经历没有夸张，却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留学生的酸甜苦辣。日本的认真劲、对食材的讲究、地域限定的美食、等级制度、打工文化，都让我受益匪浅。普通人在异国靠一步步坚持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这段人生的真实写照。华人群体亲身经历后，常把日本现状与国内二线城市比较：公共秩序和社会保障有优势，但日常生活开支和剩余空间差不多。去日本并非神话，而是面对现实做出的选择。数据也佐证这种看法，没有夸大，也不掩饰问题。实际生活中，华人工作者深感名义收入与实际支出之间的落差，社保税金占比高，通勤和食品开销挤压了可自由支配的部分。相比媒体描述的生活跃升，这里更像是权衡高压与平稳后的理性选择。国内二线城市在消费和生活节奏上已有部分接近之处，尤其汇率调整后，更显可比性。